把自己作为方法，女性写作如何切中时代敏感性？张莉、鲁敏、何同彬对谈

2019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张莉每年都会主持编撰一部中国女性文学年选。在年选中，张莉立足女性声音和女性视角，遴选该年发表的20位女作家的20篇作品，分别收录于“爱、秘密、远方”三个栏目。2019年，张莉还向127位当代中国作家发起了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被认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针对作家发起的性别观调查，引起广泛社会关注和影响。与此同时，张莉于2021年主持创立了公众号女性文学工作室，推介和讨论优秀女性文学作品。

中国女性文学年选已经出版了四本，在从事女性文学研究和推介过程中，张莉也一直面临着各种质疑。那么，女性写作为什么重要？当下的女性写作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7月30日下午，张莉携《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做客南京世界文学客厅，与作家鲁敏、评论家何同彬围绕关于女性写作的种种话题展开对谈。活动由知名主持人周学、出版人孙茜联袂主持。

△对谈现场

反映女性文学精神风貌，呈现女性文学发展脉络

女性写作的历史其实并不长，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使得男女平等的理念逐渐普及，女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开始写下自己的故事，陈衡哲、冰心、凌叔华等女作家在刊物上崭露头角，真正的中国女性文学由此发轫。到了1928年，鲁迅、胡适等人编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选编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部分理论和作品，其中的女作家依旧寥寥无几。

2004年，在博士论文做现代女性文学写作发生研究时，张莉关注到第一代女大学生及第一代女作家。她发现，一百年来，还没有一本女性文学年选，很多普通女作者的作品就此消失，编撰中国女性文学年选的念头也就此埋下。2019年，在朋友的协助下，张莉开始了中国女性文学年选编撰工作。

△张莉

谈及编撰年选的初衷，张莉坦言，她希望能够记录下每一年度中国女作家的女性生活、她们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她们对时代的思考，并由此反映女性文学的精神风貌、文学气质的变化，呈现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与此同时，张莉也希望年选能够激励更多读者投身写作，年轻的读者读了这部作品，也许会发现有些女作家写得真好，我要成为这样的女作家；也很有可能你觉得这个人写得不如自己好，准备写一部作品以后进入年选。张莉说，如果能这样就太好了，我特别希望这样的年轻人出现。

尽管不知道自己的初衷是否完成，但张莉觉得中国女性文学年选的选本已经越做越好。在这些年的编撰过程中，张莉也时常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没有男性文学作品选？自古以来，中国的男作家太多了，他们的作品和声音已经被记录下来。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声音也应该被记录。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开放和宽容，相信会有更多人意识到‘中国女性文学年选’这样的工作，不仅关系到写作者和文学领域内的人，也关系到每一位读者。

△《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

张莉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女性面临的挑战与境遇，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挑战与境遇

作家鲁敏与张莉相识多年，她也是在活动现场第一次听张莉谈起出版年选的初衷，我其实特别感动，因为女性介入社会、进入历史的过程充满了艰难和跌宕起伏，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观察、有人研究、有人讲述是特别重要的动作，张莉的研究在日后会成为女性研究乃至人类社会研究重要的构成部分。

在鲁敏看来，年选的首要意义当然在于记录女作家书写的女性生活，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在于，所有的社会议题最后都会反映在女性议题上，而所有的女性议题都可以折射出社会的议题，更重要的是女性眼中看到的生活和世界，是女性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这一层关系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女性，而是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所有人——包括女性、男性与外部社会的各种关系。鲁敏强调，只不过这种关系的观察者和书写者是女性。

△鲁敏

法国学者埃莱娜·西苏曾说，写作是属于女性的，对描写和呈现当下这个时代，女性写作者和男性写作者的差异越来越大，女性比男性在很多社会议题上更有感触。何同彬曾任《钟山》杂志的副主编，现为《扬子江文学评论》的副主编。他在近几年的钟山之星文学奖的评选中发现，每年获奖的女性作家占比大约为四分之三，男性作家仅占四分之一；他在为中国作家网推荐每个月的优秀小说作品时发现，女性作家的书写更切中时代脉搏。

何同彬认为，女性写作之所以更具普遍性和时代性，因为女性的境遇实际上可能成为每一个人的处境。现在已经达成了一种共识，不管是从生理性，还是社会性的角度来定义‘女性’，‘女性’代表的是一种处境而非性别，境遇是不分性别的。如同张莉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所说，女性作家面对的是人性的普遍性。女性的处境，放大来看，是每一个人的处境，因为每一个个体都可能面临着更野蛮、更强大的力量。当我们看到女性的困境，看到的不是某一种性别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和集体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从社会普遍性的角度理解女性写作和女性整体面临的问题。何同彬说，张莉这么多年的努力，最终的方向是普遍性的。这是一本文学作品的集子，但背后有着更重要的、更坚定的支撑，这种支撑是女性作家、学者，同样也是男性作家、学者共同努力的目标和追求，那就是更普遍性的平等，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临的挑战和处境。

△何同彬

女性写作更关注弱者、关注生命中安静和敏感的部分

当下，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差异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女性作为书写者，究竟有什么不同？鲁敏认为，在男性书写中，铁肩担道义的传统占有较重要的比重，男性作家更关注成王败寇中成功者的故事，较为宏大的历史题材占据了文学书写的重要部分。女性通常天然地对弱者、对于安静和敏感的部分有更多的共情能力，所以历史与社会中非主流以及往往被人忽视的部分更频繁地进入女性书写的领域。

2020年，在学者项飙与媒体人吴琦的对谈中，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把自己作为方法，意即从自身直接的经历出发，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并重新定义和理解现存的各种社会现象与议题。在何同彬看来，女性作家相比男性作家更容易实现把自己作为方法，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更容易看到她们对生活和生命的体验和感受，尤其是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男性写作者的写作往往与宏大叙事和大框架的东西有关，男性作家并非不写细节，而是他们书写的细节很难与个体产生关联。

△活动现场

鲁敏的小说《暮色与跳舞熊》被收录于2022年的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也成为年选的书籍名称。小说中的主角之一是一个丧子的女性，为了弥补丧子之痛，每天穿着卡通熊的服装在游乐园跳舞，与小朋友们接触。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角是一个失业的落魄青年：收入不稳定、感情没着落，他对人生有一种普遍的虚无和痛苦之感。两个失意者相遇在黄昏时分的游乐园，黄昏时，人总是会更脆弱与孤独，他们相互倾诉心事，也相互治愈，两个失意的灵魂此刻在精神上惺惺相惜，紧紧拥抱。

鲁敏与何同彬以这篇小说为例，分析了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在书写角度和内容上的不同。鲁敏说，每个人在生命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痛苦，而她最初写这篇小说，就是想关注人类的痛苦与痛苦的来源，这个故事听起来不是典型的女性生活，但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恰恰可以从一个小小的角度观察在过去一段时间，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人与人之间如何面对痛苦，又如何尝试在生活中接近对方。何同彬认为，这篇小说体现了很多女性作家的写作维度，那就是关注城市日常生活坚硬的秩序内部很多被忽略的细微感情，人在某种状态下，特别需要一种生命感受，可能就是陌生人的一个握手，而‘跳舞熊’就给了这个男青年‘一握之感’。

期待更多女性写作者，凝聚更坚固的情感共同体

最初编撰年选，张莉希望能够让更多读者认识女性写作和女作家。今年，张莉也有了新的愿景，那就是了解与理解，我希望任何性别的作家与读者，读到这本书能够了解一个新的世界，理解新的人、新的事。

如果你问自己的爸爸，家里男性长辈的经历，他大概是会知道的，但如果你问他，自己的姥姥和外婆在一生中经历了什么，他很有可能并不了解。张莉指出，当下女性写作就是让人们去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并且在了解的过程中认识生命的重要性和意义。2022年的年选中有一篇非虚构作品《单亲母亲日记》，讲述的就是一个哈萨克族90后单身母亲在北京养育孩子的经历，这是之前没有人了解的生活，但看了之后会非常有感触。

近年来，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女性拿起笔，以小说或散文的形式书写自己或家族中女性的人生经历，比如80岁退休工人杨本芬的作品《浮木》《秋园》《我本芬芳》，还有90岁的英国女编辑书写老年生活的《暮色将近》。张莉表示，2023年的女性文学年选，她计划出版小说与散文两种文体的年选，因为散文的写作者和读者受众更广，对于我来说，什么是今天中国女性文学的成就？有一个答案是现成的，就是有没有出现著名的女性写作者，但我努力的真正意义是让更多无名写作者、普通写作者拿起笔，写下自己的故事，这对于世界文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我也希望年选能够与广大读者进行更紧密的情感连接，好作家和好作品的重要特质，就是让读者读了之后觉得，我与这个作家在一起，与她笔下的故事在一起，作家说出了我的心声，说出了我想说但说不出来的东西，从而能够凝聚起更坚固的情感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