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从考古学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专家谈

从考古学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

刘庆柱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要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其中的重要内容是探索文明发展的道路。考古学则通过探索中华文明发展道路形成的时间、空间特色及其城市核心要素的政治特色，以及中华文明对内的强大凝聚力、对外的“有容乃大”及“中”与“中和”理念之下的家国同构与国家认同文化基因的确立、发展、深化。

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时间特色。从世界范围来看，唯有中华文明有着保存至今的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中国百年考古揭示，中华大地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古人类学家吴新智1998 年提出了关于中国乃至东亚人类进化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前者为主要趋势，后者与时俱增。”他认为这样的进化格局显示，中国现代人的祖先虽然接受过境外的基因，但主要发源于本地，而不是来自非洲。

中国旧石器文化在整个更新世于华夏的腹地表现为连续、稳定的发展与演化， 从未发生过明显的类型与技术的飞跃、中断和替代。这对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中国现代人类本土起源的理论提供了考古学和文化上的支持。

中华大地先民从一万年文化史进入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这一过程，可以通过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有着从《史记》到《明史》总计3213卷、约4000万字的国家正史文献记载， 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先民缔造的延续至今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历史文献记录，这样的文献历史在 “世界六大文明”乃至世界古代国家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空间特色。中华大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主要考古学文化分布在七大区域， 即中部的“中原文化区”、东部的“海岱文化区”、西部的“甘青文化区”、南部的“江汉文化区”、东南部的“江浙文化区”、西南部的“成渝文化区”、北部的“北方文化区”。“中原文化区”位于上述七大文化区之中心。新石器时代晚期 “中原文化区”的主体考古学文化是“仰韶文化”，影响范围扩及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与小珠山文化、南部的淮河流域侯家寨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与薛家岗文化等。庙底沟类型是史前时代中国境内分布范围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考古学文化。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是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区。

如果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空间属性最大特征是“中”的话，那么其文化属性的最大特色就是彩陶的花卉纹。在北魏之前，在汉字中还没有“花”字，“華”亦即“花”。《诗经·桃夭》：“桃之夭夭， 灼灼其華。”“華”是“华”的繁体字，它就似一簇盛开的花卉，比后来简化的“华”字更为形似。崇拜“花”的庙底沟文化人群，可以说是最早的 “华人”。

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中華”主要就在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即今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中华文明的王国与帝国均从这里扩展至诸夏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形成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浑然一体的泱泱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的城市特色。城市是古代文明中的核心要素，它被认为是国家产生的重要标识。如果与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人口相比较，周代人口约500万~600万，领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汉代人口约2000万，领土面积约500万平方公里。而雅典历史上最繁荣时期的人口也不过25万。东周、秦汉时代的王朝与古代希腊的斯巴达、雅典城邦国家规模相比，悬殊之大可见一斑。

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特色，是其在世界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唯一具有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文明史，其不断裂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华先民及其后人在中华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的祖先认同、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国家认同传统。由此形成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内部凝聚力与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就是中华文明“日用而不觉” 的文化基因。

内部凝聚力与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根据中国遗传学最新研究成果，目前中国境内绝大部分人的基因与五六千年前的人群基因相近。从中华姓氏研究看，中国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产生姓，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姓氏的国家。据统计，“当今中国流行的前200个姓氏中，出自炎帝姜姓系统的姓氏约占10％，出自黄帝姬姓系统的姓氏约占89％”。也就是说，当今中国人应有99％为“炎黄子孙”。

《史记· 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是中国最早的国家政治领袖，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因此说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几千年来形成了国家祭祀黄帝的悠久历史。不论是中华民族的哪一个民族作为国家统治者，都把祭祀黄帝作为国家的重大活动，这在古今世界各国是唯一的。

对外“有容乃大”与“和为贵”。中华文明发展中对外的“有容乃大”与“和为贵”，首先表现在域外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实证中华文明发展道路上的“有容乃大”，而丝绸之路的开创则体现着中华文明开创的“和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