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戴花》《国术》《彩瓷帆影》图书版权输出到俄罗斯市场。
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出版湘军又出新成果。
在今年6月举行第二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湖南文艺出版社与尚斯国际出版集团签订四种原创精品图书的版权输出协议,向俄罗斯读者译介原创精品文学图书。其中,水运宪长篇小说《戴花》、何顿长篇小说《国术》、纪红建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彩瓷帆影》等三本湘版图书输出到俄罗斯。
作为出版湘军的中流砥柱,湖南文艺出版社将文学事业置于民族复兴的伟大背景下,使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现代激活与叙事阐发,使湘楚文化的灵性得以彰显。近年来,该社致力于原创精品文学图书对外译介,已向21个国家输出图书64种。其与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传媒集团合作已久,前期合作图书《机器》《命运》《曾国藩》《艾约堡秘史》等均入选中宣部“走出去”扶持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并如期出版。
此次输出的《戴花》《国术》《彩瓷帆影》等三部文学精品,反映了中国不同阶层的人民生活、思想、工作,体现了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了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在俄罗斯的出版,将让更多的俄罗斯读者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成为中俄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
三部湖南作家的最新力作走进俄罗斯图书市场,引发了文学界、出版界广泛关注。这是湖南出版界和文学界的大事,对展示中国形象、湖南形象具有重要意义。近日,记者对水运宪、何顿、纪红建等图书作者,王跃文、汤素兰、龚旭东等湖南作家、评论家进行了专访,听他们讲述中国文学精品图书创作心路,以及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价值和意义。
《戴花》:填补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空白
从《祸起萧墙》到《为了幸福,干杯!》,从《乌龙山剿匪记》到《戴花》,著名作家水运宪纵横文坛数十载,回望沧桑过往,于2022年推出热血沸腾的工厂生活力作。
《戴花》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末,以主人公“我”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生来到德华电机制造工厂,进入生产一线学习实践、成长蜕变的故事。作品以工厂两代炉工劳模的奋斗史,写出了两代技术工人身上不同的时代印记、相同的精神传承,是一部工业题材小说佳作。
《戴花》,水运宪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早在中学时代,水运宪就非常喜欢俄苏文学作品,像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高尔基的《童年》《母亲》,还有柯切托夫的工业题材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等等,都是读过多次的作品。
“俄苏文学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影响深刻。应该说,俄苏文学对我的写作乃至人生观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谈及《戴花》的写作,水运宪说,他潜意识中借助了俄国作家的多方位视角,在故事结构、人物设置和刻划方面,也自觉或不自觉釆用了俄苏小说的铺陈手法。
“《戴花》版权通过北京图博会成功输往俄罗斯图书市场,这是一件十分令人欣慰的事情。对我来说,意义的确非同寻常,犹如奔赴一场大考。”水运宪说,俄罗斯文化源远流长,文学底蕴极其深厚,希望通过翻译家的如椽妙笔,将这部作品与俄罗斯图书市场水土相副,让俄罗斯读者接受并喜爱这部中国工业题材作品。
在著名作家王跃文看来,中国文学中工业题材作品一直是个短板,而描写上世纪七十年代工厂劳动模范的小说几乎个空白。在我们这个时代正需要劳模精神等正大精神能量的时候,《戴花》恰逢其时地填补了这个空白。
王跃文认为,《戴花》抱之以大历史观,从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追求出发,从真实人性的基本规律出发,从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真实描写特殊岁月里工厂抓生产、抓技术革新的火热生活,真实反映普通工人争当劳动模范的奋斗精神,传达一种蓬勃向上的时代气象。这是那个岁月工厂真实的生活再现,甚至可以说这是那个岁月工厂主流场景的重演,是真实可信的,当然也是亲切的可爱的,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信史。
“《戴花》既写出了生活原有的样子,又写出了生活应有的样子,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而理想主义是文学更重要的艺术品格,它能使作品的意义超拔和飞升。”王跃文说,《戴花》故事性极强,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小说的人物塑造栩栩如生,人物凡出场都精彩,比如莫正强师傅和徒弟杨哲民都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里有代表性的人物。
湖南省作协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认为,《戴花》是一部工业题材作品,对湖南本土文学来说,在题材内容上就有独特的价值。作为农业大省的湖南,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远比工业题材的作品丰富。《戴花》故事发生的背景是20世纪60、70年代的国营大厂,作品通过对普通工人莫正强为代表的工人形象的塑造,深刻诠释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作品最为珍贵的价值是对于一个已经逐渐远离的时代的记录,对中国工人阶级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精神的传承。在莫正强这个人物的身上,烙有强烈的时代印记,有着丰富的人性内涵。《戴花》的成功输出,为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形象。
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龚旭东认为,在中国小说创作中,工业题材小说与乡土题材小说相比较相对薄弱。《戴花》是中国工业题材小说中少有而难得的一部作品,充满时代特色地表现了过去年代的一位普通工人为了当劳模而展开的一系列故事。这位工人内心的价值观及其“劳模精神”,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与现实意义,展现了中国工人内在的真善美、内心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如果说“工匠精神”更着重于强调工人的敬业精神与精湛技能,那么,这种“劳模精神”则具有更深沉内在的精神蕴含与品格光辉,因而也更具有价值观层面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国术》:为习武之人立传,为湖湘儿女言情
作为“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路遥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何顿的作品一直广受读者的关注和好评。沉潜20年推出的全新力作《国术》,何顿以湖南方言,为习武之人立传,为湖湘儿女言情。该书讲述了武术大师刘杞荣的传奇人生,展现时代沉浮之中的苦厄和奋斗、初心梦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巨大的冲突,广阔而深刻地折射出近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巨变。
《国术》,何顿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与水运宪一样,何顿也对俄罗斯文学喜爱有加,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等都是他热爱的大师。可以说,何顿是读着俄罗斯文学开始遐想写作的,然后慢慢步入了文学殿堂。
“《国术》是写湖南人的故事,能译成俄文,能让俄罗斯的读者了解我们湖南人的品性,我打心里高兴。”谈及《国术》的创作,何顿说,文学从来不缺读者,缺的是让读者喜欢的好小说。写好每一部作品是对自己的要求,好的小说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反复斟酌、打磨,把作品提升到最好的状态,就好比一个运动员,只有状态最佳时才能夺冠,也才能获得读者、译者的青睐。
王跃文认为,何顿是湘地叙事成就斐然的作家,《国术》是他又一部讲述湖南故事的长篇力作。小说取材于真实人物和真实故事,这也是何顿这部小说的创作路子。小说描写的是武术家刘杞荣的传奇人生,并通过对一批武术家群像的刻画,歌颂爱国主义精神,弘扬勇敢坚毅品格,传达正大昂扬的人间气象。小说虽然名曰《国术》,写的却是“国道”和国魂。
汤素兰说,“中国武术”既神秘,又吸引人。国门之外的人了解中国武术,往往是通过武侠小说或者电影。作家何顿的《国术》讲述了武术大师刘杞荣的传奇人生,题材与人物都具有中国特色,但作品又不以“功夫”为喙头,而是通过主人公命运的遭际,写时代的变迁,折射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她认为,将这部优秀的小说输出国外,能让其他国家的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了解中国的文化。
龚旭东则认为,何顿的小说总是关注人的命运与特定时代、社会的紧密关联。他的《国术》从中国现代武林人士命运的特定角度切入,表现了大时代中武林人士的成长,人格心性的淬炼,精神操守的光辉,有对民族大义的担当,有武术精神的传承,更有道德底线的坚守,在质朴温厚的人情和人性中,体现出富有中国传统精神的武林人所独有的风骨。
《彩瓷帆影》:以全球化眼光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历史丰厚遗产
《彩瓷帆影》是著名作家、“五个一工程”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长沙市作协主席纪红建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一部寻访长沙彩瓷历史踪迹,展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流,以全球化眼光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历史丰厚遗产的精品佳作,2023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彩瓷帆影》,纪红建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纪红建是长沙望城人,家乡就在离铜官窑唐朝窑址不远的地方。从2017年底起,纪红建就以一种“娘家人”的认真,为《彩瓷帆影》积累素材。他从长沙彩瓷故里开始,探访长沙铜官窑如何南北融合,并成为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瓷器世界工厂;之后再从湘江出发,沿长江、东海、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等,追溯长沙彩瓷走向世界的恢弘历程。历时四年多的采写过程中,他感受到了“走出去”的辉煌,更感受到“走出去”背后的苦难甚至是悲壮。
谈及《彩瓷帆影》走进俄罗斯市场,纪红建说,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其他商品走向海外,既是时代的呼应,也是历史的回归。历史上,中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其文化体系和文化价值是各国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文化和价值观也是商品的最大附加值。对于《彩瓷帆影》来说,则是一部典型的记录中国制造“走出去”的作品,这是他决心创作这部作品的最大动力与源泉,也是这部作品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王跃文评价,纪红建是最能吃苦的作家,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彩瓷帆影》,又是他用双脚丈量大地湖海的艺术结晶。他追溯唐代长沙铜官窑如何南北融合、创新突破,成为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瓷器世界工厂的历史;探秘中国制造远销海外的文化和经济因素,描绘出一幅数千年中西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历史图景。这部作品是一种更具专业性的、知识性、思想性的写作,诠释蕴含历史之中的当代启示。
汤素兰认为,《彩瓷帆影》是作家纪红建献给故乡铜官窑的一首动人的歌,也是他以彩瓷为“桨”,泛舟海上丝绸之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回溯与展望,更是以报告文学这种体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书写。《彩瓷帆影》通过翔实的资料,动人的故事,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长沙彩瓷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本身就是通往世界之路。
龚旭东认为,作为一位出色的、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报告文学写作者,纪红建在写作关于长沙窑的这部新作品时,体现出真正的开拓创新精神。这个题材的写作采访和资料收集非常难,但纪红建知难而上,凭借自己扎实的采访和资料收集梳理功力,发挥自己坚实的叙述能力和丰沛想象能力,以饱满的情感、新颖的写法,创作了一部诗意盎然的古代题材长篇报告文学。这既是纪红建自己的升级转型之作,也是中国报告文学中的奇篇及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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