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被毛泽东称赞：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

——怀念老一辈革命家吴亮平

1937年在延安，左起：周恩来、毛泽东、吴亮平、博古。

不久前，一位党史专家问我，这张照片中站在毛主席身后的人是谁？这个问题几乎成了所有见到此照的人都想知道的。

——他就是1937年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被毛泽东称赞为“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的老革命家吴亮平同志。

今年七月二十四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吴亮平同志诞辰115周年。

曾作为他的秘书，我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晓这位杰出的老共产党人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一生；通过这篇文字寄托自己的崇敬与缅怀之情。

1986年初秋的一天，我接到中顾委的通知，邀请吴老列席九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本来想告之吴老后就照例替他向中顾委请假，没想到当我说这次会的主题是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时，吴老突然说：“这个会议很重要，我要参加。”

在人民大会堂，当《国际歌》声响起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他微动的双唇和湿润的眼睛。中顾委全体人员大合影时，李聚奎和陈再道两位老将军把吴老让到他们中间坐下，还手拉着手。这是他最后一次照像，永远定格在工农红军长征的队伍里、老一代共产党人的行列中。

几天后，他走了。我恍然大悟：他强忍病痛，禁食禁水，硬撑着去开会，是为了见同志们最后一面，去向党、向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和事业告别！

而他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它会给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什么呢？

吴亮平1908年7月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先后做过小学教师和校长，还在北伐时期做过江西赣县的县长，后因不满“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弃官还乡靠种十余亩祀田和亲友接济度日，生活十分清苦。母亲是农村妇女，吴亮平是长子。

一、青少年时期

吴亮平天资聪慧，5岁就进奉化小学读书，1919年刚满11岁就考入了著名的上海南洋中学，只身离开了家乡。1922年刚满14岁时又考入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大学。小小年纪认定要“实业救国”就上了经济系。吴亮平罕见的“早慧”让我叹为观止，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学业始终名列前茅，还表现在受“五·四”运动影响，去上海求学时就不仅经常阅读《新青年》、《向导》、《觉悟》等进步刊物，还不断向《觉悟》等刊物投稿，并尝试短篇小说的写作。

1923年，在因反对校长林文庆无理解雇三位教授而爆发的学潮后，厦大的一部分学生和教师愤然离校，前往上海创办了大夏大学。整个斗争和千里迁徙中活跃着一个瘦小的身影，大家推选这名最小的同学担任了大夏学生会的宣传负责人和校刊的主编。谁会想到十几年后这位小同学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负责人。

直到现在，人们关于少年大学生只是“读书天才”的印象一般是不会错的，因为难以要求这些孩子能有更加全面成熟的表现，但可以说吴亮平是个例外。大夏大学地处沪西工业区，学生会为工人办起了夜校，吴亮平经常去夜校讲课，帮助工人补习文化，通过和工人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与此同时，他不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还读了瞿秋白的《新俄游记》、《新社会观》等介绍苏联的书，把全新的思想观念带进课堂并与身边的现实结合起来思考，这使他对自己“实业救国”理想产生了疑问，开始接受“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1925年5月中旬，大夏大学附近日本人开的纱厂开枪打死了工人顾正红，消息传出，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愤怒，各大学纷纷组织宣传队上街示威游行、进行抗议宣传。5月 30 日，当吴亮平带领学校的一支宣传队正在曹家渡进行演讲时，传来英国巡捕向南京路上抗议游行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几十人倒在血泊中，上百人被拘捕的消息，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

“五卅”运动中，吴亮平担任了由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领导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总务部长，并负责编辑出版了《血潮日刊》，在联络动员各校师生，揭露敌人，推进与工会、商界的联合，以及在罢课斗争中表现得非常积极勇敢。

恽代英曾多次找他谈话，和他谈中国革命的前途，谈青年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和责任等。吴老晚年在纪念恽代英的文章中，称他是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师长”。当年8月，吴亮平加入了CY组织。

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作为“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当吴亮平接到恽代英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的通知时，他高兴极了。1925年10月，他乘船离开上海，前往苏联，继续他那自少年时期开始的寻求正义、探索真理的长途跋涉。

半个世纪后他回忆道：“那时我是个17岁的小青年，只知道仇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股劲要革命，但革什么、如何革，基本上还不了解。闻天同志曾对我说过：我们中国一定要富强起来，但一定不能走美国的路，这条路走不通，而且走不得。”吴亮平是在去苏联的货船上认识张闻天的。这位长他八岁、气质相近、志趣相投，有过留学美国经历的共产党员赢得了吴亮平毕生的尊重和友谊。

1925年11月，吴亮平正式进入中山大学，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学习和工作。当时，大多数中国同学不能直接阅读马列主义原著，而已经译成中文的又很少，学校就组织懂外语的同学抓紧翻译马列原著。

吴亮平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翻译工作，先后翻译过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个策 略》、《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在莫斯科出版发行后，还秘密邮寄回国并在国内翻印。不久，他和张闻天等还担任了教学工作，成为世界经济地理课的教员。

同期在中大学习的还有王明，他拉帮结派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行为使吴亮平极其厌恶。然而在校长米夫的扶植下，王明的教条主义宗派逐渐形成，捏造所谓“江浙同学会”等莫须有的罪名打击对他不满的人，吴亮平与左权、陈启科等人都成为王明打击的对象，由于他们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而成了王明等人的眼中钉。吴亮平利用为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开会做翻译的机会，向瞿秋白、邓中夏如实反映了王明的所作所为，使王明更加怀恨在心，这就为后来他屡遭王明诬陷迫害埋下了伏笔。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国内革命转入低潮，悲观低落的情绪也影响到中大。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吴亮平经联共党员2人和张闻天等中共党员2人介绍，毅然站到了党旗下。

1928年秋，吴亮平向瞿秋白提出回国的请求，经共产国际批准后，他辞去了中大教员的工作，用自己平时的积蓄作路费，辗转数月，经欧洲返回祖国。学习和 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引发了他探寻其发源地的渴望，他游历了德、法、英等欧洲工人运动和巴黎公社的发祥地，他走访伦敦工人区，感悟恩格斯撰写《英国工人状况》时的情景。几个月下来，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赖以产生的历史人文背景和现实依据有了亲身体验和更多的理论思考，联系此前读过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他更加认定“理论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

三、回到上海

1929年初吴亮平回到上海后，被分配在中宣部工作，部长李立三给他布置的工作任务：一是主编介绍国际共运的刊物《环球》；二是作为中宣部的代表参加对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

吴亮平与当时的文委书记潘汉年研究确定了“消除派别斗争，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的工作方针，他们一同拜访了鲁迅先生，最终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促成了后来“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以及“左翼文化总同盟”的相继成立，扩大了党对进步文化界的影响。

此后，吴亮平还积极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批驳了国内“托派”和国民党雇佣文人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种种谬论。在中央文委领导创办的《新思潮》、《拓荒者》等刊物上，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土地问题》、《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农村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等十几篇文章。

其中尤以1930年4月发表在《新思潮》上的《中国土地问题》影响最大。文章就中国土地问题的意义、中国农村中的剥削关系、中国衣村经济的总危机、土地革命的发展前途等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文章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一个中心问题，……对于土地问题的正确了解，是先进阶级前锋能在目前革命中完成其领导作用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国农村经济的破坏，是现存社会制度阻碍并破坏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深刻的表现。”文章指出：“俄国斯托雷平的改良政策，普鲁士式的土地关系的发展道路，亨利·乔治式的地价税制等土地改良的政策，是绝对不能解决中国急迫的土地问题的。唯一的出路只有土地革命”。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从而加深理解中国共产党关千土地革命的主张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当时在南方建立的农村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有力的理论支持。

除此之外，吴亮平在这一年还编写了《社会主义史》、《辨唯证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特别是王明回到上海后，利用手中权力将他撤职下放的日子里，他蜷伏在闷热的亭子间，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小百科全书”、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翻译工作。鲜为人知的是，他中山大学的同窗好友左权和陈启科回国途经上海时，还曾一起帮他校对订正。

《反杜林论》中译本的问世，是吴亮平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吴亮平曾于1939、1954、1973和1978年对这本书作过四次修订，第一个校订本就是在毛泽东亲自鼓励督促下完成的。毛泽东十分珍爱这部译作，在长征途中宁可丢弃衣物，也坚持把这本书带在身边。

1930年11月，吴亮平在上海英租界以“共产党嫌疑犯”被捕，以所谓“进行不合三民主义的宣传”的“罪名”被判处二年徒刑，关在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在狱中，他和曹荻秋、杨放之、彭康等难友一起，为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同敌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还在严酷恶劣的环境中秘密组织政治理论学习。

直到1932 年爆发了凇沪抗战，国民党决定大赦政治犯，吴亮平于9月获释。近两年的铁窗生活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他对来沪求他回家的父亲说：“我或者回家，或者革命，现在只能顾革命这一头，以后再两头兼顾吧”。

找到党组织后的一天，在中央特科工作的张庆孚告诉他：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国民党特务正在寻捕他；王明于六届四中全会当上中央总书记后也授意要杀害他。鉴于这种情况，吴亮平被张闻天安排立即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工作。1932年10月，他取道汕头到达瑞金。

四、在中央苏区

前些年有一次见到张闻天夫人刘英时，我问老太太：“你还记得亮平同志刚到苏区时的样子吗？”“怎么不记得，他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一身白礼帽白西装。”“是不是很帅？”“真的是很帅、很洋气！我们知道他有钱，就打他的土豪”。

吴亮平在红军学校任宣传部长兼总政治教员。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问：“你就是翻译《反杜林论》的吴黎平？” 可以想见吴亮平的到来，对于当时近乎赋闲状态的毛泽东来说是很感兴奋的事情。他有大量的时间向这个“喝过洋墨水”的年轻人寻问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情况，问他对斯大林的印象等所有他想了解的一切，并且和他探讨哲学等理论问题，从而印证或订正自己的见解。

吴亮平极大地满足了毛泽东了解外部世界和理论问题的渴求，并被他强烈的求知欲、非凡的洞察力、宁折不弯的性格和恢谐质朴的气质所折服。他们之间特有的交谈从江西到陕北，沿续了二万五千里和整整十年。

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针对奸商对金融和商业的肆意破坏给苏区建设和军民生活带来的极大困难，中央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3 月成立了国民经济部，继邓子恢、林伯渠之后，吴亮平于7 月任部长，并于1934年2月当选为第二届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在粮食、棉布、药品、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民经济部从部长到每一个干部都深入到城乡作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吴亮平起草了《怎样解决粮食问题》、《目前苏区的现金问题》、《合作社怎样工作》等文件，用以指导经济工作。到1934年10月长征之前，吴亮平领导的国民经济部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发展农业生产、抓紧粮食工作；组织和发展合作社商业；发展工商贸易、打破敌人封锁。经过苏区军民的共同奋斗，取得了显著成绩。

林伯渠、毛泽民、邓子恢和吴亮平等作为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经济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首次为党在执政区域内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的重大课题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为后来根据地、解放区及接管城市后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主要是坚持辨证唯物论，注重深入实际，始终坚持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团结小资产阶级，联合其他工商业者等。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参加“红色旅游”到瑞金，可以看到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等国家机关所做的“寻根之举”——出资修复各自的“前身”旧址，在那里人们可以走进吴亮平部长的办公室……

五、长征到陕北后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主力红军被迫于1934年10 月离开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出发前，最令吴亮平痛惜的是瞿秋白同志被留在苏区，不准他跟随主力转移，这位前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与挚友吴亮平喝告别酒时的悲愤让吴亮平一直耿耿于怀。长征初期，吴亮平任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长，到达遵义后调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后来又在邓小平、刘英之后接任中央纵队秘书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2 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吴亮平任中央局宣传部长，为宣传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先后撰写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阐述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的措施；分析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驳斥了民族投降主义者对我党领导抗日运动的诬蔑，批判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1936年7月，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保安，吴亮平晚年回忆道：“有一天，我在街上走，毛主席看见我就喊住我说，一个叫斯诺的美国记者过两天要来采访他，请我当翻译。我说：‘哪行啊？抓个驴子当马骑’。他说：‘行的，就是你’。

结果，在斯诺与毛主席几个晚上的谈话，都是我翻译。毛主席谈自己的生平，这是第一次。谈话时，我把毛主席的话，先作个简单记录，再用英语告诉斯诺，斯诺随听随记。写成文章后，经黄华同志译出中文，交毛主席审阅”。

从7月16日开始的马灯下的长谈，构成了后来震惊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的核心部分。

斯诺说过：“经过耐心的吴先生的修正，所以是不会失真的”。这本书于1937年10月问世后，一年内五次再版，被译成十多种文字，成了当时世界上的畅销书，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吴亮平的这一经历在他革命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73年，余秋里同志在国家计委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周总理转述的毛泽东对吴亮平翻译功绩的评价：

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为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介绍到世界，这一进一出，“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

1937年9月，中央局由保安迁到延安，成立了党中央领导机构，吴亮平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但到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再次撤销了吴亮平的职务，下放《解放》周刊当编辑。

在延安时期，吴亮平与艾思奇合作编写出版了《唯物史观》一书。毛泽东说，这样的书对于培养青年正确的人生观极为重要。

1939年 7月，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演讲，吴亮平向毛泽东积极推荐，并编发在《解放》上，使之与全党同志尽快见面。

吴亮平还承担了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的教学任务，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给各校学员留下了很深印象。

我当秘书时，一次陪吴老在北京医院体检，走廊里碰见李东冶和袁宝华两位老部长，他们一人握住吴老一只手，热情地称他为“我们的老师”。

1941年，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与吴亮平谈话时说，中央审查了你的全部历史，事实证明，你的革命立场是坚定的。王明出于宗派立场施加的种种罪名应全部推倒，并且已向共产国际做了汇报，同时宣布他已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在中央结论的鼓舞下，吴亮平积极投入了延安整风运动，他和艾思奇合写的《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一文被列为整风学习资料。

他多次请求中央批准到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1942年，他告别了延安，离开了中央领导机关，到了艰苦的晋西北地区工作，任中央晋绥分局委员、地委书记等职，同那里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1945年4月，吴亮平回延安出席了党的七大，又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临行前，毛泽东请他们夫妇到家里吃饭，席间对他说：“你对革命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

六、从东北到上海

1945年9月，中共中央果断地抽调了十余万大军和两万多干部，抢先进入东北，建立东满、西满和北满根据地。

吴亮平先任抚顺市委书记，几个月后又调到北满合江省任东安地委书记和东安军分区政委。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吴亮平全力以赴并卓有成效地完成了肃清土匪、土地改革、开展边贸、发展工农业生产、创建军工军需和航空基地等任务，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以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东北的解放战争。

随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洪流，吴亮平带领南下工作团跨过长江，进入江西开展新建解放区的工作。1949年5月，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后，中央调配一批有城市斗争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加强上海市的工作，吴亮平回到了青年时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担任了沪西区的区委书记。

几十年过去了，不论是当年跟“老资格的吴书记”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还是荣毅仁、经叔平等民族资本家，都对吴亮平出色的政策理论水平，密切联系群众，注重深入实际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以及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本色等还记忆犹新，感佩不已。

七、主管化工基本建设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

1953年从上海调中央办公厅工作后，吴亮平又于1955年起担任化工部副部长，主管化学工业基本建设。

在近八年的时间里，他提出过“化工企业要建立总工程师、总机械师、总会计师负责制”；“根据化工生产的特点，严格按科学办事，切实搞好生产的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和劳动管理等管理工作；“要做到在党委领导下，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有责有权”等重要意见。

在主抓上海吴泾、浙江衢州两个大型化肥厂的建设中，他亲自组织进口急需的特殊材料；亲自跑遍了上海制造化肥设备的大小几十个厂家；他还深入到施工班组，和工人促膝谈心，现场解决问题。这两大化肥厂的一次开车成功，为解三年自然灾害后农业生产的燃眉之急做出了贡献。

率中国化工代表团出访东欧

吴亮平在1963年调到国家经委主管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时，做了一项很有新意的工作，就是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

当时，我国的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着多头多级、政出多门，管理机构重叠庞大、效率不高，有些规章制度不合理，中间环节多、物资流转慢，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等弊端和问题，影响了工业建设的发展。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关心和薄一波副总理的亲自领导下，试办社会主义托拉斯的具体领导工作地落在了吴亮平等同志肩上。

经过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吴亮平主持起草了《国家经委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是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来管理工业、交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就是要按照经济原则实行科学的、高效率的集中领导、分级管理，按照生产、流通的客观规律，使产、供、销密切地结合起来；改进不合理的管理规章制度；精简管理机构和层次，减少非生产人员，提高工作效率等等。这是我国工业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是一件新事情，应当首先选择少数条件较为成熟的行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

1964年8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工交系统经过认真准备，在国家经委领导下开始试办了九个全国性、三个地区性的托拉斯。吴亮平和水电部的同志一起，将北京东郊高井热电厂改组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进行管理的电力公司，精简了人员，统一管理了产供销、人财物，提高了生产和工作效率。他还亲自总结了交通部所属的长江航运公司和冶金部所属的制铝工业公司的试办经验。

在此期间，吴亮平还邀请曾在美、英、法等国学习工作、做过研究的经济学者和专家进行座谈，探讨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企业管理中的先进经验。

正当试办托拉斯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工业体制改革的这一重要尝试被迫中断。我曾经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改革事业不是提前十几年就起步了吗？正值盛年的吴亮平就不会“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八、最后的十年

吴亮平与第五届政协部分委员

在十年动乱期间，吴亮平先是被打成“刘记托拉斯的黑干将”挨批挨斗，到干校被监督劳动。

后来在毛泽东的过问和周总理的保护下，才免于受到更大的冲击。

在长期“靠边站”的日子里，他每天用大量时间学习马列著作，整理校订《反杜林论》的译稿。他回顾和思考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许多方面的现实和理论问题。

1976年“四·五”运动期间，他和夫人杜凌远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置身在群众中，感受澎湃的历史洪流，坚信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坚定了对未来的信念和乐观态度。

打倒“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吴亮平感到由衷的振奋和舒畅。他先后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有关会议上，凭着作为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二十多岁就担任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的可观资历，凭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半个多世纪为党工作的丰富经验和真挚感情，以及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高度责任感，他做了长篇发言，他熟练地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用亲身经历分析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的历史经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严厉的声讨，系统论证了建国以来经济工作的利弊得失，指出其主要教训在于“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

他在谈到自己时说：“在这方面，我很遗憾。我是学经济的，并且在1933-1934年在中央苏区做了些经济领导工作。但建国以来，我没有能在这方面多为党出些力，我是深为内疚的”。

吴亮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先后担任过社会科学院筹备领导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党校顾问，兼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等机构的顾问。他虽已年愈古稀，仍然朝气蓬勃地工作。

几年中，根据自己承担的工作和在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先后就社会科学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干部制度和领导作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农村经济、高等院校政治思想教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党史研究等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

过度的操劳，严重损害了吴老的健康，心脑血管等方面的疾患，终于使他归于沉静。

吴亮平与夫人杜凌远

在列席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陪吴老在小院里散步，和他聊天。我问坐在轮椅上的他：“你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各个时期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接触过，你最佩服谁？”

这个问题使他不再平静，他转过头，睁大眼睛看着我，清清楚楚地说了三个字“毛主席”。

我紧接着又问：“为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他成熟”。

这简单而又坚定的回答，让我感到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动，使我永生不忘——

它几乎省略了一切，却一语点中了中国革命艰难前行的深髓……

吴亮平闪耀着理想光辉的一生，是留在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宝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上的动人篇章，他是我最崇敬的人生楷模。

我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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