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2日,“第一次庐山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一直持续到8月1日才胜利闭幕。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年,毛主席分别在郑州和上海两地,主持召开过两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目的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存在的“左倾”错误。“庐山会议”则是这两次会议的“后续”,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因一封“万言书”遭到错误批判,但却并没有浇灭他为国为民的一腔热血。1962年,被免除国防部长职务的彭德怀,又给毛主席写下了“八万言书”,并在信中提醒毛主席:一定要警惕这个两个人。柯庆施又名柯怪君,1902年出生于安徽歙县。1920年在上海外国语学社读书时入团,1922 年前往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并于同年夏入党。据说在这次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柯庆施曾有幸和列宁握手。“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柯庆施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年22岁的柯庆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上调至中央秘书处。大革命失败后柯庆施升任为中共安徽省委书记,还曾在上海闸北担任区委书记,1930年被委任为“红八军”政治部主任。柯庆施作为一个老党员,在抗战时期被组织派往河北,曾先后担任前委书记、军委书记,负责主持察哈尔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政治思想工作。1935年柯庆施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并于1937年北上延安,历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统战部副部长。从1949年5月开始,柯庆施自“南下”之后一路官运亨通,先后在南京、江苏和上海担任要职。从1954年柯庆施开始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开始,他的位子和帽子就一路高升,最终于1965年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如果他不曾因病早逝,或许还会继续步步高升。从柯庆施的履历中不难发现,作为一名老党员和老革命家,他的权利可谓权倾一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柯庆施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人,他不仅支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而且还曾不遗余力地为其“摇旗呐喊”。再加上柯庆施大多数时间都在国外和后方工作,所以在不了解客观事实的前提下,一味地鼓吹“大跃进”就是站在空中看地面,根本没有脚踏实地想问题,所以这也是彭德怀提醒毛主席,要警惕柯庆施的原因。在十年特殊时期,康生作为“四人帮”的同伙,做出过很多人神共愤的事情。作为一个善变的“革命投机分子”,早在苏联时就曾迫害过大批革命者。作为李立三和王明的“忠实迷弟”,曾将二人奉若神明,当他们失势后康生马上翻脸,变成了“倒李、反王”的急先锋。从1925年入党后,康生就一直将“变脸”当做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一步步地爬上了高位,一直到他死后五年才被撤销党籍、并将罪行公之于众。无论是“延安整风”还是“文革”,都是康生表演的舞台。尤其是作为“四人帮”的“高级打手”,康生凭一己之力掀起了“学术界大地震”,很多学者、大师都被康生迫害致死。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依仗“造反”堂而皇之地坐到了副主席的位子上。彭德怀之所以会在“八万言书”中,善意地提醒毛主席要警惕康生,原因就是他早就看清了康生的丑恶嘴脸,所以才会不惜冒着风险再一次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他深知当时的自己早已人微言轻,但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革命,就算掉脑袋也心甘情愿冒这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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