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樊锦诗向北大捐赠1000万,用以支持北大敦煌学研究”的新闻标题,我心里先是一阵温暖和敬佩,进而也闪过一丝惊讶:这位质朴的“敦煌女儿”,何来如此巨款?
樊锦诗先生
哦,原来她捐出的,是2019和2020年获得的两笔奖金,还有自己多年的积蓄。这也不是她第一次捐赠了。工作时,她就每年捐1万元给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坚持了近三十年。2014年退休时,又把45万元公积金一次性捐出。
探寻答案的过程,也是好奇慢慢转化为温暖和敬佩、温暖和敬佩越积越浓厚的过程。一个物质条件优渥的人,尚且不一定能做到如此长时间跨度、高额、彻底的捐赠,何况大半辈子都在清苦和寂寞中度过的樊锦诗?非心中无小我有大爱,不能如此。
“做人不能只为自己打算,这份奖金应该‘取之有道’,更要‘用之有道’,一定要使所得奖金用在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业上。”这是樊锦诗的肺腑之言,但于我们看来,却也属实是自谦之语。身居大漠半个多世纪,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贡献毕生心血、作出突出贡献的她,担得起那些荣誉、褒奖,也配得上各种奖励、奖金。
已经高龄过80的她,本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名利,让晚年生活更加安逸舒适,但她没有,而是选择全部捐出,让奖金流向更需要的地方,去发挥更大的用处。这是一种超脱的价值观,更是一种崇高的人生观。
而如果稍微熟悉樊锦诗的事迹,了解她之前做过的那些让人动容的点点滴滴,你又会对她“捐赠1000万”的举动并不意外,只会再次赞叹一句:可以,这很“樊锦诗”。
那些事迹,包括她职业生涯中一些被反复提及的“名场面”,比如顶着北大毕业生的光环,远赴条件艰苦的敦煌莫高窟工作;耐得住工作环境恶劣、与丈夫分居19年,在敦煌一干就是40多年;带领团队开启构建“数字敦煌”,历经30多年探索,让敦煌文化与艺术走出洞窟、走向世界;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期间,从职工住宿条件,到食堂饭菜口味,她都要操心……
也包括她对于母校的赤子之心,对于文物保护人才培养的重视。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2020年,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以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引发热议。樊锦诗送给她口述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鼓励她“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
有趣的是,很多人是从这件事中,第一次知道樊锦诗,进而去了解她的故事的。这是一个外人走近樊锦诗的契机,也像一条纽带,开启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与广阔社会更深层次的链接和共振。
一边,是樊锦诗正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是北大学子,还有更多在人生道路面前迷茫徘徊的年轻人,听从心中理想的召唤,获得了奋勇前行的力量;不仅让文保行业更接近一门“显学”,让文保从业者的生存现状更被看到、更具自我认同感,也让更多圈外人对于我国文保事业倾注更多关注,凝聚合力推动我国文保工作的发展进步。
另一边,是社会对樊锦诗奉献精神的肯定和褒扬。从《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入选“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到今年3月8日沪剧电影《敦煌女儿》上映,讲好樊锦诗的故事、弘扬“莫高窟人”精神,正如春风化雨,滋润亿万国人的心田,鼓舞更多人在价值观多元、个人选择丰富的当下,撇开喧嚣与浮华,去发掘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宝藏”。
2018年12月19日,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的樊锦诗在北京大学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上
1963年,樊锦诗大学毕业,到莫高窟工作,到如今整整60年过去了。今天,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们的生活工作情状,乃至文保事业的开展局面,与樊锦诗刚参加工作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无可置疑的是,身处新时代,我们仍然需要樊锦诗,而且需要千千万万个“樊锦诗”。有理想、有信念,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一生做一事,一事终一生”式的孤勇,是完善个人人格应有的终身追求,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持续向上、永远向前的必备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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