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何以伟大？他不媚俗、不妥协的流亡一生《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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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据俄新社、塔斯社援引法国媒体消息报道，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杰作享誉世界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去世，终年94岁。

上世纪80年代，昆德拉的作品陆续出现中译本。1987年，韩少功先生翻译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国内的“昆德拉热”出现。适逢九十年代告别崇高的思想浪潮，当时的青年人对人为建构的崇高产生了质疑，昆德拉小说的引进恰逢其时，“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媚俗”等一度成为流行语，昆德拉以其犀利的目光与深刻的批判成为了许多人的人生导师。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伟大作家的写作人生与思想世界。分析他的人生如何促使他形成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作为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他的作品中又着重诊断了哪些现代病。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昆德拉的人生如何促使他形成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为何他始终不愿回归祖国呢？

1929年4月1日，昆德拉出生于捷克，他如此评论道：“我出生于4月1日。这在形而上层面并非毫无影响。”昆德拉的写作人生与玩笑和误解紧密交织。他不仅是误解的受害者，也是误解的制造者。

作为作家，昆德拉是成功的。在他八十二岁生日时，伽利玛“七星文库”隆重推出了他的两卷本作品集，这是法国的大作家也难以得到的殊荣，可以说，他在世时就进入了文学界的“先贤祠”。然而，为什么一个享誉世界的大作家在自己出生的国家被长时间地冷落，甚至唾弃？其中自然有政治因素，有历史因素，更有昆德拉个人的原因，他始终葆有不妥协的精神风骨和反抗媚俗或者说刻奇、坚持独立性的文学追求。

1947年，18岁的昆德拉成了捷克共产党的一员。次年，他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之后又到布拉格电影学院读电影专业。1956年，昆德拉完成学业，留校教授世界文学。这个时期，昆德拉开始大量阅读理论书籍，并继续大学期间就已开始写作的《小说的艺术》一书，出版之后，昆德拉集中开始撰写剧本，间或写小说。1966年，他的首部长篇小说《玩笑》一经出版，人们便竞相阅读，几个月内销售了11.7万册，对一个人口不足1500万的国度来说，这个数字相当可观。

昆德拉46岁那年，前苏联军队占领了捷克。《玩笑》被列为禁书，从书店和图书馆消失了。在除去波兰和南斯拉夫的东欧国家，它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昆德拉党籍被开除，在电影学院的教职也被解除，同时还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

前苏联占领捷克7年后，在法国议会主席埃德加·伏奥雷的亲自请求下，捷克政府特准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前往法国。到法国后，昆德拉放弃母语，转而用法语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他主动割断了与祖国的文化之根和精神血脉。

昆德拉没有迎合政治与制度的变化，也不顾捷克境内出版商和读者的要求，一直不同意他那些用捷克语写的作品在捷克出版，也不同意由其他译者翻译他的法语作品，坚持唯有他自己有能力把他的作品译成捷克语。

对一个作家来说，应该对历史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昆德拉清醒地看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布拉格，政治让位给了市场，意识形态的控制让位给了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

自1975年离开捷克寓居法国后，长达48年的时间里，昆德拉再没回过祖国，即便他获得了作为捷克国家最高奖项之一的功勋奖、捷克国家文学奖、他的出生地布尔诺市荣誉市民称号，他也始终“生活在别处”。昆德拉的出走具有深刻的精神层面的因素，他不愿回归的，是那个断了传统血脉的捷克，那个没有了自主性的捷克，那个被扼杀了灵魂的捷克。

昆德拉坚持认为，小说家的任务是勘察人的存在状况，是拓展人的存在的可能性。无论是他用捷克语创作的《玩笑》《好笑的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还是用法语创作的《无知》等作品，读者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批判色彩和深刻的反思性。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聊聊作为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昆德拉的作品中着重诊断了哪些现代病。

最著名的是对“刻奇”的批判，这个词在中国首先从昆德拉的代表作《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流行开来。“刻奇”是英文词汇，被中文译者译成“媚俗”，即讨好流俗，但该译法与原意有所出入。“刻奇”一词起源于19世纪，在美学上被用于描述一些夸张的感情表达和通俗剧，用来批评趣味低级的艺术。昆德拉用这个词想说的是一种自我感动的激情和自我伟大化的倾向。

昆德拉为什么会警惕这种倾向？因为他意识到，这种自我感动和自我崇高化，不仅会导致对无意义的生活强加意义的思想倾向，而且会导致对苦难的消解。

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参加某个无聊的训练营，一开始特别想回家，每天都更难以忍受、更想早点结束。但到最后一天最后一次操练结束时，我们的感情往往会发生惊人逆转。一群人不断流泪、自我感动，还没分别就开始怀念训练营生活，我们身在其中被带动着也感动了起来，而这种感动并不是因为培训真给你带来了多么强烈的意义感或价值感，而是因为你身处集体之中，看见大家都哭了，你也自我感动了。

昆德拉作品中第二个重要的批判主题是异化。在《玩笑》中，昆德拉就人的异化提出了一种解释。人之所以不能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任何事，甚至不能理解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是因为他落入了历史之网。知道这部压抑人性的机器拥有自身的合理性，或许可以带来微薄的慰藉，可哪怕这一点在他那里也遭到拒绝。昆德拉提出，历史最终不过是个阴郁而荒谬的玩笑。无论是《生活在别处》《笑忘录》抑或《好笑的爱》，昆德拉都用犀利的笔触动社会中人的生存异化。

用昆德拉的敏锐视角来观察当下的我们自己，生存异化表现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体现为科技异化、消费异化和文化异化。

首先，科技异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科技发展同样也给人带来巨大的压抑和操控。最典型的就是手机等科技产品依赖症。科技发展要求人的综合素质和对现代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给人们带来了无形的心理压力，尤其对老年人特别不友好。此外，网络的虚拟性导致人对现实生活的冷漠，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度增强，各种道德问题频出。最后，机器技术的发展使得普通劳动者的地位下降，他们变成了机器或是机器的一部分。

其次，消费异化。商业社会中，资本逐利的倾向使得商家不断使用媒介制造人的虚假消费欲求，人们把市场刺激当成自己真正的需求，通过对物的占有来确证自己的价值，结果就是人被物役。人们消费的目的从满足必要的物质精神需求，转变为单纯的满足消费欲求，通过消费来对自己的高压工作学习进行补偿，将消费视为目的，将对优质、奢侈的商品和服务的占有视为幸福的标准。各种消费工具和功能看似仁慈，实则是生产销售者以温和的手段来引导和操控消费者。

最后，文化异化。大众文化标准化、齐一化、商品化，文化创造性、艺术性丧失，也导致人的个性丧失，成为单向度的人。精神文化领域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比经济政治的危机更加突出。因为经济政治危机往往能引起高度关注与迅速措施，但文化危机往往是潜移默化、悄然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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