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涛《宋史》11庆历新政：北宋政坛上的一股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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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新进士大夫

范仲淹在北宋政坛上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天圣七年冬至，朝廷举行郊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当时担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宋仁宗侍奉母后只须行家人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礼，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因为这件事，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

明道二年，宋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的事情还从来没发生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辅等人认为，废黜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明，于是率领台谏官一起伏阁进谏。老谋深算的宰相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朝时直接向皇帝进言，随即就上奏说：御史、谏官伏阁请对，不是太平之事，应该把他们贬出去。次日凌晨，没等范仲淹、孔道辅上朝，内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被贬为外官，即刻押送出京赴任。于此，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对。

景祐二年，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重新回到京师供职。这个时候，吕夷简已经为相多年，暮气日深。史书说他立朝每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这种看法未必公允，却也反映了此人工于心计、遇事求稳的基本特征。朝中不少官员出自他的门下，因而也难免有招权纳贿的嫌疑。在范仲淹看来，他就是一个奸臣，为此范仲淹向宋仁宗献上了一份《百官图》，用汉成帝时候败坏朝纲的权臣张禹来影射吕夷简，要求宋仁宗收回人事任免大权，以免宰相坐大，权归私门。吕夷简大怒，指责范仲淹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

这就是范仲淹仕宦生涯当中有名的“三次被贬”，每次都是因为他站在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立场上维护君主权力和朝廷秩序。三贬虽然对于他的仕途来讲是挫折，却给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不少士大夫都以成为范仲淹的同党为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肖》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这些清流，讥讽不敢据理进言的谏官高若讷。

随着内忧外患的日益严重，宋仁宗痛感朝廷人才匮乏，也终于意识到了老臣们并不中用。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的政治天平开始向新进士大夫倾斜。

康定元年，宋仁宗重新起用范仲淹，让他到陕西地区负责防务。同时也废除了不准越职言事的禁令，允许内外官员上书讨论朝廷政治得失。此后，一批新进士大夫获得重用，终于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又在安定西北局势、解决边境冲突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时成为宋仁宗须臾不可或缺的股肱之臣。

庆历三年，政府改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批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的行列，这在宋仁宗即位以来还是第一次，表明了宋仁宗决心兴利除弊、锐意革新的政治态度。同年九月，他下诏给范仲淹、富弼等人，让他们就国事发表意见。随后，范仲淹、韩琦、富弼分别上书，向仁宗陈述了自己的改革建议。

庆历新政的核心内容，就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罢黜那些不合格甚至有罪过的官员。另外，范仲淹也从加强法制建设、改革选举制度、振兴学校教育等更为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庆历新政涉及的范围虽然有限，但其矛头却是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势必会损害官僚队伍中不少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所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与此同时，新进士大夫也在政坛上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比如：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智，自负固执，我行我素，无形中得罪同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于结党，不避嫌疑，结果反而授人以柄，也容易招来皇帝的猜忌；始则以朋党自任，终则以朋党相争，是非混淆，敌我不分，尽管一心想铲除小人，却最容易被小人所误。由于这种种弱点，他们虽立志以天下为己任，却为自己的仕宦生涯设下了重重障碍。

这些缺点很快被老谋深算的政客们抓住把柄，向新进士大夫发起反攻倒算，致使新政实行不到一年就草草收场。

朋党问题

“朋党”问题虽不始于宋代，却是宋代政治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个问题在宋仁宗时期上升到十分突出的位置，不但与士大夫政治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而且左右了这个时期改革运动的走向和结局。

在历史上，“朋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好词，起初是指同类之人为了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后来引申为士大夫各树党羽，互相倾轧。在人们心目中，朋党是围绕私利而组成的集团，本无道义可言。同党之人为遂其私欲而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于臧否失实，真伪相杂，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朋党现象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绝对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朋党亡国才能兴盛。

由于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所以，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一件可怕武器。

欧阳修曾经写了一篇《朋党论》，试图为朋党正名。但这篇文章产生的实际效果适得其反：首先，欧阳修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这就说明，以前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其次，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也为人们所熟知，统治者更是以防范臣下结党营私作为维护皇权的首要任务。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论点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就连真正的正人君子也不会苟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欧阳修明白无误地把官员划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并且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增加更大的阻力。

宋仁宗本人原来就是一个性格仁恕而软弱的皇帝。他幼年从太后刘氏和元老重臣的卵翼下走向自立，起初也曾有过君臣一心、和衷共济、共致太平的良好愿望和热情。这种态度使“人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成为可能。随着老人政治的破产和内忧外患的加深，他转而倚重以范仲淹、韩琦、富弼为代表的士大夫新兴力量，试图改革弊政，有所作为，“庆历新政”也成为这种尝试的高潮。但他缺乏将一场改革深入持久下去的决断力和意志力。同时形势的发展又与他的期望大相径庭，统治集团中不但新老势力之间矛盾重重，就连新派势力内部也是内讧不断、争论不休，这似乎更加印证了老臣吕夷简等人对“朋党”问题的先见之明。由此，宋仁宗不但对“新政”心灰意懒，对“新人”也逐渐厌弃，转而回归到因循守旧的老路，念念不忘防范朋党，致使晚年军政日衰，局势积重难返。

在士大夫主体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宋朝的朋党之争的确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也具有一些新的意义。跟以往的朋党相比，仁宗时期被视作朋党的人更注重道义之争，并且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指出了“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的分别。所以他们在争斗中能够不避嫌疑，甚至以朋党为荣，把朋党作为君子们的专利品。这种新的模式对宋朝后来的历次政争都产生了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权力之争，并且经常被人们视为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识在政治领域的实践和运用。

但就其实际结果来看，并未能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相反，由于新进士大夫自身素质及认识上的局限，还会对政坛风气和社会风气造成负面影响，严重干扰国家政务的正常运营和政治革新的顺利推行，既无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还成为北宋中后期党派倾轧和恶斗的先声，成为宋朝政治史上令人诟病的一个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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