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东晋门阀政治丨12此“皇帝”非彼“皇帝”——皇权变态背后的历史本相

你好，我是施展，今天是《东晋门阀政治》的最后一讲，这一讲我将会对田余庆先生的这本书作为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带大家再去重温一下，我为什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读这样一本书？其实标题就表明了我对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在皇权变态背后，还有一层历史的本相可以去阐释出来。

其实《东晋门阀政治》的主题就是在写士族门阀和皇权之间的关系，整本书是围绕着东晋几个最重要的掌握中枢朝政和地方军事力量的世家大族，去讨论这些家族之间的互动和起伏。但是既然门阀政治作为专制皇权的变态形态，那么皇权本身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检讨。

这一讲作为总结，我们还是可以来追问一下，皇权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作为皇权的变态形态，士族门阀制度没有办法完全去取代皇权，独掌全部的政治权力？

专制皇权的特征

我们知道无论是西晋还是东晋，皇权继承的是汉末到三国时期的这样一个权力形态。所以在相当程度上，东晋时期的皇权政治依然是秦汉帝国所奠定的这样一个皇权基础。这样一个大一统的皇权，它有一个显著的表征，就是皇帝本身是政治合法性或者是政治正当性的源泉，他要通过一系列的仪轨，也就是带有宗教意味的仪式来去彰显自己的这种正当性。比如我们都熟悉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立刻向东巡游去封禅，也就是去祭祀天地。泰山封禅之礼就是秦始皇的一个重大发明。因为在战国时期，泰山的祭祀主要是齐国、鲁国这些地方性的诸侯国来完成的，还并没有俯瞰天下这样一个意义。同样到了汉朝，汉武帝刘彻也反复地封禅，他一共进行了十次东巡，举行了六次封禅。

封禅之礼就象征了皇权的正当性、合法性，那么这样一个大一统的专制皇权，它还需要有两个支撑，第一个支撑是一个臣属于皇帝的百官系统，这也是中华文明带有某种早熟性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它有一整套官僚系统来去实现皇帝的意志。而且这些官僚之间是有一个分工合作的关系，跟其他文明相比，是比较早的带有理性化的官僚组织。而皇权的另外一个支撑是我在前面一讲里面提到的，就是要有一个由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的百姓基础，就是国家直接掌控，而不是经由中间的这些地方豪族或者封建势力去掌控的百姓。

那么到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时期，或者说经历了汉末群雄割据，我们会发现皇权的本身的政治合法性和它所需要的支撑，也就是官僚系统以及百姓基础是分开的，皇帝仍然拥有唯一政治合法性这样一个象征性的位置，为什么是象征性呢，因为东晋的皇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头，连传国玉玺都没有，被称为白板天子，只有合法性的象征地位。

而皇权的两个重要支撑，朝廷的官僚系统完全地被士族门阀所垄断。另一个作为财政税收基础的编户齐民政策，也就是百姓也因为战乱大量地逃散去了世家大族的庇护之中，国家直接控制的税源和兵源大大减少，这也就意味着专制皇权最重要的物质基础都被抽空了，它既没有皇帝能够直接掌控的官僚系统，又没有皇帝能直接掌控的百姓，这两个要素在这一时期都被士族门阀所垄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于皇权正当性和皇权两个重要要素的分离，才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田余庆先生所说的专制皇权的变态。

东晋的特殊性

我们通过对比后世的历史就可以发现，魏晋时期的社会结构和宋代以后的平民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也是我在《枢纽》里面反复讲到的，就是中国的历史有两轮大的循环，这两轮大循环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唐宋之际的变革，也就是唐宋之变。

变革的核心就是科举制打破了政治的阶层垄断，同时土地私有化加速了小农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关系领域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瓦解，地主佃农之间的关系从之前的主客关系，甚至是主奴关系，逐渐地变成了一个平等的契约关系，由此以后宋代就进入到了一个平民社会。

我们看到宋代以后连续三个大一统的王朝，元朝、明朝、清朝，它们时间持续得都比较长，在这三个稳定的大一统王朝中，我们很难听说像有“王与马共天下”这样的一个特别显著的大家族能贯穿整个王朝政治。

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代又一代非常著名的名臣。我们在明初有所谓的三杨，有刘伯温、宋濂，后期有张居正。清朝的名臣有陈廷敬、张廷玉，有林则徐、曾国藩，但我们很少听说有一个家族能够持续数十年地掌握朝政，所以说从宋代进入到平民社会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皇权、率领官僚和大量原子化的平民这样一个统治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我们要去关注东晋门阀政治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原因，这也为什么我在一开始说东晋可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岔路口。

南北方的分野

那么在东晋之后，南北方相继进入了南北朝，南朝有宋齐梁陈，北朝，我们知道是由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然后是北周、北齐，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中国第二次的大一统是以北朝统一南朝而告终的。北朝长时间都是一个胡族政权，它逐渐汉化以后实现了一个大一统。   

这样一个来自北方的草原民族实现的大一统，也给中国注入了一种新的动力。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点就是他的武力精神，也就是北朝胡族给中原王朝带来了这种进取的精神，激荡了了中原王朝日渐萎靡的心态。

北朝的武装组织继承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部落组织，将领和士兵之间有着非常稳定的情感和信义纽带。这种淳朴的品格从政治角度看可能是非常幼稚的，在那种复杂的纷乱的政治斗争里面，这种简单淳朴的政治忠诚很容易被用来当枪使，但是这种淳朴的忠诚关系却非常有战斗力。

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在南朝，当官僚制度和世族门阀政治发展到非常成熟，也非常腐败的时候，武装组织就完全沦为了政治的工具。比如北府兵的战斗力其实也很强，但是他无法获得稳定的政治忠诚，刘牢之险些就成了三姓家奴，背叛的事件反复发生，所有的武装再有力量也都内耗掉了，并没有像秦汉帝国那样呈现出向外扩张的进取心，以及，在东晋以及南朝，武装力量主要都是依靠流民，这也就意味着能够将武装力量组织起来的最重要的力量其实是利益。只要有新的人给出更高的利益，那武装组织就会跟着走。

这么一对比你就知道了，一旦发生南北之间的政治决战、军事决战，南方的军事组织很容易就会被利益所瓦解掉。

所以我在《枢纽》以及其他节目里反复在强调，我们在看中国历史的时候，往往看起来是北方的野蛮的民族打败了南方的一个文明的政权，常常被说成是文明和野蛮的对决。但实际上我们抛开这个表面的面纱，它本质上是有组织对于无组织的打击，而非文明与非文明之间的较量。

北朝的军事力量之所以有如此强的战斗力，有如此强的进取心，是因为它有足够的组织力，能够去打掉中原王朝早已腐败的、无组织的军事力量，而这种组织力的核心并不是我们在表面看到的军队的武器，马匹的好坏，更重要的是在军事组织之中，有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忠诚、人身依附的关系。

所以我们基本就能理解，无论是北朝统一南朝，还是后来元朝打败宋朝，甚至清朝入关打败大顺和明朝，都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北方的野蛮打败了南方的文明，而是当一个勃兴的边缘政权在兴起的时候，它所带有的那种淳朴的政治情感所维系起来的组织力，要远远胜过已经奢靡、已经腐败掉的这样一个南方政权的组织能力。

刚才说的是北方带来的武力精神和进取心，还有第二点其实就是知识阶层的差异。我在前面的节目里也反复讲，汉末魏晋时期，知识阶层由儒入玄的倾向已经发生了萌芽，但是永嘉之乱起到了一个反向的筛选作用，凡是有能力南迁的世家大族，其实在魏晋时期都已经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玄学能力更强，入玄较深。所以南迁的世家大族在第一代建立起政治事功之后，他的子代很容易就放弃了自己政治责任，转向去信奉清谈，甚至去皈依道家。

而同一时期，我们再去看北方，留在北方没有南迁的士族实力相对弱小，但是这些士族仍然保持了汉代儒家的那样一个淳朴的学风，仍在坚持传统儒家对于宗法家族和地方社会的组织，他们深耕乡土，保留了社会组织力。但是这些留在北方的士族，由于力量弱小，无法像南方高门士族那样能够与皇权直接去分享权力，所以北方士族的这种社会组织力只能保持在这种乡土之间。而在更高的政治层面上，这些北方的士族必须和南下的胡族政权合作，服从胡族政权的领导来去维持这样一个地方社会。

如果说士族是中华文明知识传承和社会组织的担当，那么我么们就能看到在南北朝时期，或者说在十六国和东晋对峙的时期，南北方的士族就已经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在南方这边，虽然东晋到南朝的这些世家大族能够制约皇权，但他们已经放弃了儒家的政治理想、政治责任和社会组织能力，最终就彻底堕落。而从十六国到北朝，这些北方的士族，虽然自身的力量有限，不得不与胡族政权合作，但仍然能够保持儒家政治理想，并且深耕乡土社会，保留了文明的火种。

所以我们看到到了唐朝，就有很著名的博陵崔氏，范阳卢氏，他们都是北方士族的代表，这些大家族依然在政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们通过田余庆先生的这本《东晋门阀政治》，不仅能够看到东晋这一时期门阀政治的特点，也能够借此看到中国专制皇权的特征，以及在这一时期南北方的分野对于后世政治走向的影响。甚至于说，读懂了田先生的这本书，我们还能够跳出东晋南阀政治本身，去看从两汉末期到隋唐一统中间这500 年的乱局，都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和脉络。

好，我对《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的讲解就到这里了，也推荐你深入地去读一读这本书。后面的几讲，我会交给解扬老师，他会带领大家来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那我们回头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