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台湾后还能策反大陆少将？军统、中统现在很拉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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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陆所拍摄的一系列谍战题材电视剧当中，有关国共两党之间的特工斗法大战，一直都是重头戏，“军统、中统、保密局”等一系列名词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

那么这些曾经在大陆叱咤风云的情报机关，在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后，都怎么样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巅峰、溃败和重组

“军统”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情报机关中的扛把子力量，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要负责谍报、暗杀等工作，目标为日本人和共产党。

军统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发展到定点，由戴笠的一手操办之下，军统在册人员多达4万5千余人。此人数甚至与当时国民党军一个完整的整编军相当，如日中天的军统在1946年3月17日迎来了命运的转折，这一天身为军统头目的戴笠所乘飞机撞山坠毁……

▲蒋介石与戴笠

失去了戴笠这只领头羊之后，“军统”迅速迎来了大刀阔斧般的瘦身改革，1946年9月20日，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各大报纸在头版刊登了“军统”的醒目启事：“本局业已奉令撤销，今后如有不法之徒，假借本局名义，在外招摇撞骗、敲诈勒索情事发生，应请当地军宪警机关随时查扣法办”。

至此，“军统”在公开活动当中成为了历史名词。

不过，任谁都很清楚，名字虽然换了，但“脏活”还是得有人干，改组之后的“军统”变成了当时的“国防部保密局”，局长为毛人凤。保密局的人员数量也大幅下降，从鼎盛时的4万5千人，迅速下滑到了编制6021人的水平。

▲一代经典谍战剧《潜伏》

我们在谍战经典电视剧《潜伏》里看到的那个军统天津站，虽然已经是当时保密局系统当中规格最高的“甲种站”了，但是其编制人数也只有160个人，换句话讲，电视剧里吴敬中少将带着余则成、李涯、陆桥山这一众校官们每天斗来斗去的地方，其编制人数也就和陆军一个步兵连差不多。

注：根据《国防部保密局内幕》中的记录：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是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甲、乙、丙三种，其中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川、云南为甲种站，编制为160人。安徽、贵州、新疆等为乙种站，编制为110人，而丙种站的编制只有60人。

除了人少了之外，失去了戴笠的军统在国民党体系内部的话语权也大幅下降，之前的军统可谓是国府情报系统中“横砍一条街”的存在，而在戴笠死去之后，分裂瘦身后的保密局，就像失去了大哥的黑社会一样，群龙无首，经常遭到其他国民党情报机关或军、警单位有意无意的排挤。

电视剧《潜伏》里天津站的特务有时候会被其他的单位截胡情报，甚至于在出任务时会被其他单位的人欧打（可怜的李涯）的剧情，都是完全还原了历史。

▲保密局特务惨遭其他单位排挤、下套在历史上是现实的

当然，虽然相对于戴笠时期，军统（保密局）的地位大不如前，但是对于当时国统区的平头老百姓来说，保密局特务们依旧是无人敢惹的“活阎王”一般的存在。他们想让谁消失，就能轻易地将人从世间抹去。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保密局也迎来了自己的至暗时刻，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抗日名将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深受舆论痛恨的保密局旋即又被狠狠地削弱了一波，在李宗仁任上，保密局本部编制被裁减为了仅剩约80人的水平，老局长毛人凤亦被名义上免职。

▲毛人凤画像

不过，此时的国民党政权早已派系林立到了只认私家势力不认公文的地步，被李宗仁免去职务的毛人凤，实际上仍旧可以追随蒋介石继续进行特务与破坏活动。为了应付李宗仁，毛人凤将保密局一分为二，一个由几十人组成的空架子留在南京应付差事，剩下的则由毛人凤率领前往上海进行秘密活动。转入地下活动的毛人凤干脆自称“黑市局长”。

1949年既是保密局的至暗之年，也是其最为疯狂反动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大量的保密局省站及特务被解放军消灭或打散。在昆明起义当中，不但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向解放军投诚，而且连带着由昆明转机准备逃往台湾的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这四名少将级特务也一举被擒……

▲沈醉晚年撰写了很多有关军统的书籍，为后人了解那个神秘组织，提供了重要参考

就在大量特务被消灭的同时，自感罪孽深重的保密局残余势力开始了最为残忍、血腥、疯狂的反人类暴行，他们在最后的国统区内大肆开展对反蒋民主人士的逮捕、暗杀和对工业基础设施的爆破与毁坏，许多被保密局羁押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就这样倒在了黎明前的血腥屠杀当中。

1950年，随着解放军彻底横扫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残余据点，败退台湾的蒋氏父子面对被彻底打烂的烂摊子，也开始了自己的反思。

彼时的“国府”情报系统虽然已经被打得千疮百孔、但是其内部依旧派系林立、政出多门、互相内斗不止，实在是堪称“水浅王八多，遍地是大哥”。

▲盘踞台湾的蒋氏父子

面对这种情况，已经展露政治头脚的“蒋大公子”蒋经国受命接掌台军的“政战”大权，统驭全岛的情报特工，重整台湾的情报系统。

蒋经国接管台湾的情报系统之后，决心参照美、英等列强国家的情报机构运作方式，对台湾的情报工作进行全面改制，经过一系列研究和准备，台湾于1954年正式成立了伪“国家安全局”，其被赋予的任务是：

(一)指导敌后及海外情报作战

(二)确保台、澎、金、马的安全

(三)主持台湾地区对外的“国际情报合作”（主要是对美国的情报合作）

台湾版“国家安全局”的首任局长是郑介民。该局直属于1952年台湾成立的所谓伪“国防会议”(后改称“国家安全会议”)。该会议的主席就是台湾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蒋介石的主席之下，设有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一人。秘书长先后由郭寄峤、周至柔、张群、顾祝同等国民党元勋出任，而蒋经国则为副秘长（该会议时至今日仍在运作当中）。

▲郑介民

这个人事安排的目的也很明显，秘书长虽然名义上在副秘书长之上，但实际上就是为副秘书长服务的，平时对蒋大公子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为太子爷“抬轿子”，必要时则站出来以正职的身份“背锅”，总之台版伪“国安会”的一切要害事务实际上都由蒋氏父子控制。

现在的台湾伪“国安局”主要分为三大部门：情报业务处、情报支援单位和一个“中心”。这其中，情报业务处又细分为八大处。

第一处：负责国际情报工作

第二处：负责中国大陆情报工作

第三处：负责台湾当局统治区内的情报工作

第四处：负责战略情报研析

第五处：负责科技情报与电讯安全工作

第六处：负责密码及其装备之管制、研制

第七处：网络安全处

督察处：负责内部反情报工作

在顶层机构整理完毕之后，1955年，台湾正式将原来的“国防部保密局”改组为了伪“国防部情报局”，新成立的情报局，主要模仿大名鼎鼎的美国“CIA”也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模式而建立，它负责统一管辖台湾在海外和大陆的情报侦搜和特务派遣活动。

到了 80 年代，台湾再次改组情报系统，原“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勤（特种军事情报）室”合并，成为了“军事情报局”（英文缩写一般为“TMIB”），直接隶属于台伪“国防部”的“参谋本部”，由“参谋总长”直接指挥。

现在的军情局使用的是“五处架构”:

一处：东北亚事务。

二处：东南亚事务。

三处：台湾本岛及外岛。

四处：欧美澳事务。

五处：情报研析。

在有了“国防部情报局”负责对外特务事业之后，国民党当局又模仿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模式”改组成立了“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现在的法务部调查局）统一负责台湾岛内的情报调查事务，它主要负责对内维护当局统治秩序的安定，可以看作是“中统”在台湾的后裔。

除了“军事情报局”与“司法行政部调查局”这对外、对内两大情报主力单位之外，台湾还有一些其他的具有情报功能的单位，比如1958年成立的“警备总司令部”，这可以说是镇压岛内运动出力相当大的爪牙部门（1992年撤销）。以及“参谋总长情报次长室”（搜集军事情报）和“宪兵司令部”（防范岛内叛乱）。

总体来说，经过几番整里改组，台湾情报部门政出多门、内斗不止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在对情报部门完成整治之后，台湾的特务系统接连操办了几次大案。

恐怖袭击、冤案与暗杀

1955年4月，台湾当局为了破坏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努力，蓄意制造了一起针对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新中国外交使团的恐怖袭击事件。该事件便是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

当时新中国代表团前往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途中会在英属香港机场停留70分钟。为了刺杀周恩来一行人，台湾伪“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亲自主导，指派香港据点的特务，以60万港元收买了在机场工作的清洁工周驹，偷偷将炸弹安装于中国代表团乘坐的印度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之上。

▲电视剧《外交风云》中“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画面

虽然周总理一行因行程改变而躲过暗杀，但该爆炸案仍旧造成了机上16名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死亡的恶劣后果。事后安放炸弹的香港清洁工周驹在台湾特务的协助下逃到台湾。迫于压力香港捣毁了台湾在香港的十余个情报据点，并宣布此事件为恐怖袭击。

为了纪念这些惨死于恐怖袭击的革命烈士，我国政府专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树立了纪念碑。在纪念碑上，有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的碑文：“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

▲碑文的最后一句写着“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除了对外制造暗杀事件以外，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为了维护蒋氏父子在台湾统治地位的绝对稳固，还发动了对岛内国军名将孙立人将军的系列冤案。

孙立人，作为当时国军之中少有的高学历、高战绩又相对清廉会打仗的将军，一直在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之后，起着“定海神针”一样的作用，他先后出任过“代理陆军总司令兼陆军总司令部训练司令部司令”、“台湾防卫司令”、“陆军总司令”等一系列要害职务，在他的领导下，国民党逃台溃军的重整重建工作颇有章法，甚至于打赢了金门战役，挫败了解放军乘胜解放金门的尝试。

▲抗日名将孙立人

然而这位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又因打过硬仗而在军中极有威望的将军，最终还是引发了蒋氏父子的猜忌。

因为蒋氏父子觉得，如果美国哪天想给台湾换换主人的话，孙立人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为了提前排除威胁，蒋氏父子在台军被孙立人整训完毕、“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小岛江山基本稳固之后，发起了对这位抗日名将的责难。

1954年6月，孙立人被蒋介石调任至无实权的“总统府参军长”，仅仅一年之后，1955年5月25日，孙立人的旧部属郭廷亮被“国防部情报局”逮捕，随即遭到特务们的严刑拷问，要求他供认孙立人与其预谋兵变，但郭廷亮在酷刑下坚持不肯。

情报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上阵，先是肯定和鼓励郭廷亮的作风，然后欺骗他说孙立人遭到别人诬告，只要郭能担下共谍的罪名，就不会牵连到孙立人，你还会得到就减刑特赦，并送一座房子为奖励。郭廷亮只好答应承认自己是共谍，并写下自白书。

毛人凤随即拿着自白书逼迫孙立人辞职，孙立人知道郭廷亮是被逼迫，但为了不牵连更多下属，只得主动辞职任人摆布，至此成功引发“郭廷亮匪谍案”。

▲当时的台湾报道

5月28日蒋介石召见孙立人，斥责这位威震缅甸的名将“打仗不行”，解除了他的职务，将他软禁在家派人监视。随后，台湾伪“国防部情报局”系统的特工们，将冤案规模越造越大，致使所谓的“孙立人兵变案”公开化。

有了孙立人“罪证”的台湾当局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等罪名，公开革除了孙立人“总统府参军长”的职务。并最终判处其“长期拘禁”在台中市向上路寓所。

为了彻底断绝孙部的后患，台湾特务仿照“株连”之法，将孙的亲信下属逐个调离岗位革职查办，前后共有300多人被牵连入狱。

这300多位军官，说实话都是台军当中比较清郎、正直有能力的一派，奈何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全数作了无辜的炮灰……在孙立人被圈禁期间，其生活不但贫苦，并且还实时被身怀利器的特务监视，一旦情况有异，特务便会痛下杀手。

直到1988年5月李登辉主政台湾之后，这位因特务构陷而被软禁长达33年之久的将军才恢复自由。但仅两年后孙立人就去世了。

▲孙立人晚年与家人

事还没完，曾经被构陷的郭廷亮作为“孙立人兵变案”关键证人，在1990年前后不断为孙立人平反而奔走，曾有警备总司令部（与国防情报局并列的台湾八大情报机构）派人要求他不要参与孙立人的平反活动，遭到拒绝，因此，警备总部长期派遣特务跟踪监视郭廷亮。

1991年11月16日，身体硬朗的郭廷亮在参加筹备孙立人周年忌辰活动乘坐火车时，突然被发现掉落到两节车厢的车轮中间，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检察官开出的死亡证明为郭廷亮属自杀或意外身亡，但尸检报告中认为郭廷亮是遭人抛出车外。

很显然，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真的是国军老传统了。

不过习惯了暗杀、构陷与制造白色恐怖的台湾特务，在1984年踢到过铁板。

从1972年开始，一位名为刘宜良（常用笔名为“江南”）的美籍台湾作家，开始公开连载发表《蒋经国传》，在书中他公开了大量蒋家秘史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内容。这让台湾的统治者非常恼火，为了干掉刘宜良并维护蒋家形象，台伪“国防部情报局”又一次祭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暗杀”。

慑于刘宜良常年居住在美国且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所以台湾特务并不敢亲自派正经的特工去暗杀，而是转了个弯，派遣了以台湾竹联帮首任总堂主陈启礼为首的三位黑帮人士出马。

▲刘宜良

1984年10月15日上午九点，三位台湾官派的黑道大哥以江湖手段对刘宜良执行了“锄奸计划”，用枪杀的方式替蒋家除去这个聒噪的角色。

作家被杀的“江南案”迅速轰动一时，美国政府对本国公民在本土被暗杀一事大为光火，迅速指令联邦调查局（FBI）跨境侦破。

在美方的调查与压力下，幕后真凶被指认为蒋家的第三代接班人“蒋孝武”。事情被曝光后，美方怒不可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次在美国领土上的刺杀，属于台湾统治集团明显的“犯上作乱”举措。

▲蒋孝武，事后被流放国外，淡出权利核心。

在美方的压力下。台湾方面宣布了一系列追责与善后举措：

1、执行策划此次任务的伪“国防部情报局”被蒋经国下令取消编制，该局业务与伪“国防部特种军事情报室”合并另组“军事情报局”，并从此规定，台湾“情治系统”出身的情报人员不得升任局长，局长只能由台湾的职业军事将领担任。

2、蒋孝武被调出台湾，前往新加坡任职，自此彻底失去了接班蒋经国的希望。

3、台湾出资145万美元在1990年与在美控告台湾的刘宜良遗孀崔蓉芝达成和解。

4、主犯陈启礼等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实际上只坐了六年多就出狱了）

转型、高光与被出卖

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渐和解，以及台湾岛内的“民主化”转型，跋扈惯了的台湾特务机构也开始了逐步转型。传统的暗杀、破坏手段被尘封，取而代之的是新伪装下的收买与渗透。

在这一时期，最令台湾情报部门“长脸”的行动，便是成功策反大陆将级军官的“少康专案”。1990年初，解放军军工后勤系统的一名大校级军官邵正宗被台湾军情局策反（代号“少康一号”），成为了台方的“上校间谍”，通过邵正宗，台湾军情局又于1992年策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少将（代号“少康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