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 《上帝之城》_ 奥古斯丁与西方古典文明

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在讨论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之后，这一讲我们将集中讨论奥古斯丁著述在西方政治文明传统中的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如果说柏拉图开启了古典西方传统中哲人与城邦、哲学与政治、王道与霸道之间的紧张，那么，奥古斯丁则开启了宗教与帝国、信仰与凯撒、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对峙。在柏拉图笔下，走出“洞穴”（城邦）的哲人需要回返城邦，作为哲人王，为城邦带来正义和秩序。但在奥古斯丁那里，上帝之城超越了人间之城，也否定了人间之城，人间之城的不义、朽坏、悲惨，在上帝之城这面“镜子”的对照下，显得格外错乱且荒谬。可以说，奥古斯丁借助基督教神学为“盾牌”，以古典哲学和政治智慧为“投枪”，将古典时代人们的文明理想彻底打翻在地，将古代人不遗余力赋予城邦、帝国、政治的道德内涵和神圣光环祛除净尽，那些令古代人倍感荣耀且笃信不疑的英雄、神话、祖国，经奥古斯丁的如椽之笔，沦为自相矛盾、荒诞不经的一堆笑料。希腊的荣光、罗马的伟大黯然失色，古代人的文明理想遭遇致命一击。

在奥古斯丁笔下，“自然遭到了否定，德性成为二流的矫正之好，死亡被赋予了过强的道德色彩，在上帝的预定之下，命运再也无法成就德性，希腊人所珍视的悲剧精神彻底灭亡了，人们从此生活在一个没有真正的自然、命运、偶然、德性、悲剧感的世界中。……希腊罗马人所看重的城邦生活同样被彻底否定了。家庭不再是人类情感最终的归宿，城邦不可能成就人的自然，祖国不再是每个人的命运与荣誉所系，战争的光荣变得苍白，帝国的威武变得萎靡，生活世界不再具有任何神圣的意义，伟大的人物与祖先的故事变得可有可无，周围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无比陌生。……伟人的德性只剩下肮脏的野心，政治智慧只剩下阴险的权谋，高贵的尚武精神只剩下血腥的屠杀。……他把尘世生活等同于死亡，把芸芸众生等同于魔鬼的部下，把地上之城等同于可怕的地狱。”

身处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奥古斯丁，非但未成为沟通古今的桥梁，反而在古典与现代两种文明形态之间，挖开了一道难以弥合的鸿沟：“奥古斯丁之后的哲学，已经无法再在美好但又变幻莫测的自然中寻求智慧，而只能在潜意识的深处自我安慰，使人们在焦虑、忧郁、痉挛、冷漠的转换中寻求刺激；奥古斯丁之后的罗马，已经不再是精神饱满的武士，而变成了冷酷可怕的僵尸，因为奥古斯丁为罗马换上了一身非常不合体、但又永远脱不下的铠甲。” （吴飞：《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497-8） 

经过这一“奥古斯丁式”的革命，西方政治文明传统的内在精神倾向发生根本性转向，从此，人不再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是上帝的造物，而且是充满罪性的造物，美好生活和人的幸福不再凭靠理性之人在城邦公共事务中的建功立业，以及享受因此而来的声誉荣耀，而是自我心灵的不断忏悔和上帝的恩典。政治、祖国、战争不再具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普鲁塔克们所声称的高贵的精神和道德内涵，转而沦为赤裸裸的霸术，即统治欲。政治学不再如亚里士多德所宣称的追求人间至善的学问，不再是至尊的灵魂科学，那些在古典时代被奉为神一般存在的立法家、政治家、军事家，从此背负上沉重的原罪十字架，他们的一举一动注定要时刻面临道德法庭的裁判，政治从此被降格为冰冷阴暗、残酷血腥的权力游戏。

在奥古斯丁笔下，世界历史不再是李维、撒路斯特笔下那一马当先、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们的壮举，不再是那些为祖国富强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先贤们的事迹，而是基督徒精神世界的忏悔、拯救、皈依的心灵成长史。对罗马人来说，只有通过“破山中之贼”，才能实现人的在世生命的绽放，祖国正是人生幸福的根本所寄，而对基督徒来说，“破心中之贼”才是人生的第一要务，作为人间之城的祖国只是他们暂时的羁旅之地，是他乡，并不能成为他们的精神归宿，真正的归宿在于皈依那唯一的真正的神，上帝之城才是他们的真正祖国，心之所归的家乡。

在西方文明的大传统中，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之死双峰并立，雅典与耶路撒冷、理性与灵性彼此对峙，遥相呼应，如果说柏拉图开启了哲学与政治、哲人与城邦、静观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与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之间的对立、紧张甚至冲突，那么，奥古斯丁却在信仰与帝国、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之间挖开了一道触目惊心的精神鸿沟。如果说柏拉图的“破坏”之举，需要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勉力修复，那么，对于奥古斯丁的“颠覆”之举，只能等待八百年后的托马斯·阿奎那戮力重建。

自从有了奥古斯丁，西方人的精神传统可谓别开生面，而西方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在文明品性方面的分野，也变得日趋显著，由之引发的诸多问题也格外耐人寻味，这正是贯穿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著述基本的文明比较视野。韦伯发现，中国的儒家伦理中并没有基督教意义上的救赎观念，中国人也没有基督徒那么强的“救赎”欲望，无论是灵魂的轮回还是彼世的惩罚，诸如此类的基督教式的焦虑，对深受儒家伦理浸染的中国人来说分外隔膜：“儒教徒无意于弃绝生命的救赎，因为生命是被肯定的；也无意于摆脱社会现世的救赎，因为社会现世是既有而被接受的。他只想通过自制而谨慎地掌握住此世的种种机运。他没有从原罪或人的堕落中——这是他所不知的——被拯救出来的渴望。他希望被拯救的，没有别的，或许只有无尊严可言的粗野不文。只有侵害到作为社会基本义务的恭顺时，才构成儒教徒的‘罪’。”（韦伯：《儒教与道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页219）

中国人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入乡随俗，“宁作太平犬，不作离乱民”的和平主义性格，他们努力使自己理性地适应世界，而不是理性地支配世界，“儒教极度世界的乐观主义的体系，成功地泯除了存在于此世与个人超俗世的命定之间的、基本悲观论的紧张性。然而，任何基督教伦理，无论如何纠缠在与俗世的妥协中，都无法达到这点。”（《儒教与道教》，页310）

最后，大家若有兴趣进一步阅读奥古斯丁，除了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外，这里向大家推荐吴飞教授的专著《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奥古斯丁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终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关于奥古斯丁的著述思想，这是一部系统且精深的研究著作，既可作为我们阅读《上帝之城》的辅助参考，也可作为中国人重新认识西方思想传统的独立著述，它既有助于我们透视西方文明传统的内在张力，也可作为反思中华文明前途命运的借镜。

好啦！关于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进入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专论《论君主政治》。

原著版本推荐

《上帝之城：驳异教徒》，吴飞 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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