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论义务》_ 什么是政治家的真正利益？

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集中讨论了西塞罗关于政治家德性品质的论述。这节课，我们将聚焦于西塞罗关于什么是政治家的真正利益的讨论。

讨论完“义”，即高尚，《论义务》第二卷转向“利”，即什么是政治家的利益所在，它涉及一个人怎样获得财富、权势，以及如何运用这一关键问题。俗常的观念认为，正如《理想国》开篇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对苏格拉底的挑战，在我们生活的世界，讲正义的人只能处处吃亏，甚至遭人嘲笑，因此，一个人因行为高尚而秉持正义并不能从中获得好处。这个社会推崇的是八面玲珑、巧言令色之徒，他们用尽诡诈、欺骗等卑劣手段，谋权篡位，大盗窃国（凯撒），并因其成功受到众人的顶礼膜拜，致使年轻人是非不辨，贵贱不分，价值紊乱，整个时代陷入空前的价值紊乱和伦理危机。这一危机既是苏格拉底当年曾经遭遇的伦理危机，也是罗马共和晚期西塞罗所面对并极力挽救的精神危机，而西塞罗《论义务》的要旨正在于帮助时人“摆脱谬误，把他们的思想引向这样的认识，使他们理解，他们只有靠高尚的思想和正义的行为，而不是靠欺骗和诡诈，才能达到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高尚（义）与好处（利）并非如时人所认定的彼此分离，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机整体，“一切公正的同时也是有利的，同样，一切高尚的同时也是公正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切高尚的同时也是有利的。”（II-10）

在西塞罗看来，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居鲁士、阿格西劳、亚历山大，凡成就伟业者，无不需要别人的帮助。而要凝聚人心，共同行动，那些杰出人士必须具备过人的智慧和德性，使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团结奋进，共克时艰，行稳致远。而对统治者来说，要维持手中的权力，不能寄托于一时的小恩小惠或者诱惑胁迫，领导着需要借助自身所具有的受人尊敬的德性，凯撒凭借“枪杆子”窃取国柄，威逼利诱罗马人屈服于自己一时的淫威，最终落得凶死的可耻下场。因此，政治家应当明白，以德服人者久，以力服人者暂，心悦诚服总比阳奉阴违来得稳靠许多，“惧怕永远是一个不好的卫士，相反，善意却是忠实的卫士，而且是始终一贯的。……确实没有哪个政权如此强大，以至于能够依靠暴力压制而长久地存在。”（II，24-26）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正是凭靠其智慧和德性维持了共和国长期的和谐稳定，罗马人正是凭借其美德善行赢得了各行省民族以及同盟者的真诚爱戴和服膺。可如今，罗马人之所以风光不再，其根源恰恰在于他们抛弃了祖辈身上那种能够使“近者悦、远者来”的德性品质。对内，罗马人视同胞为寇仇。对外，他们以空前卑劣甚至残酷的手段蹂躏摧残被征服民族，从苏拉独裁到凯撒暴政，再到安东尼、屋大维之流的血腥统治，他们争权夺利，各种卑劣手段无不用其极，致使罗马陷入空前的内战旋涡而无法自拔。念及于此，西塞罗不禁悲从中来：“现在只有城市的围墙仍然存在，保留着，不过它们也已经对各种滔天罪行感到恐惧，至于说到共和国，我们已经完全失去它了。我们是在希望自己受人畏惧，而不是受人亲爱和尊敬的时候，陷入这些灾难的。”（II-29）

统治者要赢得民众的信任和爱戴，进而获得荣誉，需要凭借自己的善意，而善意需要通过善行来体现。慷慨仁慈、文雅公正、和蔼可亲，诸如此类的美德本身内涵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引起人们的喜爱。公正和智慧能够使统治者赢得民众的信任，而信任正是委托的前提，也是任何政权赖以稳定的磐石。只有具备过人的高尚品质、具备伟大心灵的统治者才能赢得人们的由衷钦佩。高尚之人的首要德性是公正，高尚之人即公正之人，只有公正之人才能赢得真正的友谊，也只有真正公正之人才能赢得真正长久的荣誉，“真正的荣誉会生根，还会延展，所有虚伪的东西会像小花一样迅速萎谢，任何伪装的东西都不可能长久地存在。”（II-43）对于那些意欲献身国务的有志青年，西塞罗建议指出，应当志向远大，关心国家事务，与此同时，积极向那些智慧人士求教，奉他们为楷模，见贤思齐。用温和和亲切的谈话、丰富而智慧的演说，赢得民众的好感。

统治者对民众还应表现出仁慈和慷慨。仁慈意味着急他人之所急，施以援手。而慷慨则是施舍钱财，与仁慈相较，慷慨更为容易，尤其是对富人来说更是简单易行，而仁慈对高尚之士来说，更为伟大、更为荣耀，仁慈培育仁心，不断彰显，发扬光大。施舍钱财需要注意适度，不可轻率馈赠而耗尽财产，进而走向其反面。诸如苏拉、凯撒、安东尼之流，慷慨赠予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不择手段地到处劫掠（富人），这是赤裸裸的慷他人之慨的恶棍行径。那些大把撒钱，漫无节制，胡施滥舍之人，通过举办奢华的节日赛会、规模空前的角斗表演、富丽堂皇的公共建筑，娱乐民众，贿赂民意，以图自炫。慷慨之人却与此不同，他们能够做到适中有度，他们仗义疏财，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们量财力而行，同时避免吝啬之嫌。高尚之人往往能够做到恰如其分，适中有度，既不过分，也无不及，他们量入而出，将财富用于那些对国家真正有利、使人民真正受益的事项上。

慷慨可以是针对单个公民，也可以针对整个国家，对个人的施惠要尽可能地有利于国家，至少不能有损于国家。管理国家事务之人应当使国中每个人各得其宜，不可侵夺公民私有财产，要知道，私有财产是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基础，除非迫不得已，不可随意征税，在履行公务过程中，避免一切形式的贪婪之嫌，“没有什么恶习比贪婪更令人厌恶的了……特别是对于杰出人士和国家管理者来说。管理国家而谋私不仅可耻，而且是犯罪和亵渎。”（II-77）在西塞罗心目中，小斯基皮奥（Scipio）、鲍卢斯（Paullus）、穆弥乌斯（Lucius Mummius）都是能够克服贪婪的政治家的典范，罗马国势曾在他们的领导下蒸蒸日上。也正是由于贪婪，格拉古兄弟最终开启了罗马国家内讧纷争的恶例，曾经声名远播的斯巴达因其统治者的贪婪而纷争不断，最终走向败落。

在《论义务》第二卷最后，西塞罗对那些谋国之人提出如下忠告：“凡是希望维护国家利益的人都会避免夺取一些人的财产赠给另一些人这种慷慨，并且首先努力争取做到让每个人能够根据公平的法权和公平的审判拥有自己的财产，让较为贫穷的人不会犹豫自己地位低下而受欺诈，让嫉妒之心阻碍富人拥有或重新获得自己的财产，此外无论在战时或平时，任何人都应该尽自己的可能增加国家的威力、领土和收入。这些就是伟大的人物应尽的责任，这些就是在我们的祖辈时代日常履行的职责，凡是能够尽到这些义务从而给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人也会为自己赢得巨大的感激和荣誉。”（II-85）

好的，有关西塞罗关于政治家的德性品质的讨论，我们就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将进入西塞罗关于利益与高尚之关系即“义利之辨”的讨论。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10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