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课,我们集中讨论了亚里士多德政体病理学及其救治。本节课,我们集中讨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城邦与公民德性。
以梭伦为代表的希腊主流幸福观认为,人的在世幸福(eudaimonia/happiness/prosperity,绽放)实际上都是虚妄的,而从本体论意义上说,人的在世生存都充满了不幸,无论是曾经富可敌国的克罗伊索斯、神一般存在的居鲁士大帝、王中之王薛西斯、还是不可一世的开明僭主俄狄浦斯,均无法摆脱机运的戏弄、命运的打击以及神力的摆布,可以说,这种生命哲学渗透着浓厚且深沉的悲观主义色彩。
这种悲观主义的幸福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颠倒过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在世幸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的生活固然在运气上可能会遭遇各种变故,但运气并不能决定我们幸福还是不幸。幸福意味着合德性(arete)的活动,那些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投入这种最高级且最持久的活动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这样的人即便遭遇厄运,也会由于灵魂的高贵和宽宏平静地承受,“幸福的人不会因为运气的变故而改变自己。他也不会轻易地离开幸福,也不会因为一般的不幸就痛苦。”(《伦理学》卷一10)
确保人的在世幸福的善因有三:诸如财产、权力、名誉等这样的外在诸善,诸如健康、美貌这样的躯体诸善,诸如德性、明达这样的灵魂诸善。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来说,前两种善适可而止,它们的真正功用恰恰在于成就灵魂诸善,并通过灵魂诸善显示其功用,灵魂诸善多多益善,灵魂主导外物,灵魂的达善成德并不仰赖于偶然的机运,它完全是一种由己的实现活动,因此,“个人所得幸福的分量,恰好应该相等于他的善德和明哲以及他所作善行和所显智慧的分量。”(1323a-21)
同理,城邦的幸福也取决于其成就善德的程度,“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一个城邦必须有相同于人们所由称为义士、为达者、为哲人的诸道德,惟有勇毅、正义和明哲诸善性,才能达成善业而导致幸福。……人类无论个别而言或合为城邦的集体而言,都应具备善性而又配以那些足以佐成善行善政的必需事务(外在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营善德的生活,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1323b-40)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不仅是一个出于自然的演化、结合而成的人类秩序共同体,而且是一种旨在追求优良生活的共同体,为此,在《政治学》一开篇,亚里士多德便开宗明义,指出城邦是一切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agathon/good)”(1252a-5)最优良的生活离不开最优良的政体,最优良的政体缔造最优良的城邦,而最优良的城邦涵育最优良的公民。政治学作为最高的立法科学,其所关注的正是城邦公共的善,研究高贵和公正行为的可能性,它指向的是人的行为,即制定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鼓励人们趋向德性,追求高贵,在使每个人变得更好的同时,成就城邦的最高善。
幸福城邦的基础要件包括:人口的规模和质量、地理环境(诸如领土范围、地缘环境、陆海防御、对外贸易)、民族秉性。这些都是幸福城邦的外在诸善,而决定一个城邦幸福的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优良的政体,“只有具备了最优良的政体的城邦,才能有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有获致幸福的最大希望。”(1332a-5)一个城邦能否成为优良的城邦,固然离不开某些外在的偶然条件或者运气,但在命运面前,立法家的理性仍然保有大有可为的空间,人有天赋的秉性、长期养成的积习,但人还拥有其独有的理性,他们能够将理性作为行为的准则:“公民们既都具备那样的素质,其余的种种就完全寄托于立法家所订立的教育方针,公民们可以由习惯的训练,养成一部分才德,另一部分则有赖于理性方面的启导。”(1332a-10)
而对任何政体来说,要维持自身,发挥安邦定国的功效,必须对公民进行与该政体匹配的教育。无论一种政体设计得如何精巧美观,若其治下的民众的情操与该政体的精神彼此龃龉甚至格格不入,该政体的命运只能是形同虚设,最终无疾而终,不了了之。依照政体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意味着“使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政体,不论是平民政体或者是寡头政体,都能因为这类言行的普及于全邦而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1310a-20)
既然城邦是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而城邦是趋向于同一目的的,因此,对公民就应当施行统一的教育,应当采取统一的教育方案。针对自由人的教育自然与针对奴隶和工匠的教育殊异:奴隶和工匠的教育,其目的在于掌握某一具体的实用技能,希冀受雇于人而赚取金钱。而适于自由人的教育,其宗旨在于操修心灵,达善成德。培养自由人的科目包括:读写、体操、音乐、绘画四种。这些科目都旨在帮助自由人操持闲暇。其中读写和绘画在人生实务上可得效用,体操在有助于培养勇毅果敢的品德,音乐距离生活实用最远,也不是生活之必需,却是自由人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它可以陶冶性情,不仅能帮助操修心灵,而且能够助长理智,它是促进人生幸福的必修课。“音乐的节律和旋律反映了性格的真相——愤怒与和顺的形象,勇毅与节制的形象以及一切和这些相反的形象,其它种种性格或情操的形象——这些形象在音乐中表现得最为逼真。”(1340a-18)
亚里士多德以“人天生是一种城邦的动物”开篇,这里的人当然是自由人,城邦必然是自由人的共同体,最后以自由人的教育终篇。至此,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政治学》更像是一部自由公民教育的范本,政治科学透过艰苦的立法科学实践,指向的却是自由公民的教育,政治哲人正是首要的国民教育家,政治学本质上属于灵魂科学。
好,读完《政治学》,接下来我们将阅读罗马大哲西塞罗的《论义务》。
原著版本推荐
《政治学》,吴寿彭 译,商务印书馆,1997-02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9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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