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东晋门阀政治丨10黄庭换鹅——门阀政治的终结之一

你好，我是施展，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东晋门阀政治》。在此前的九讲我们已经讲了东晋门阀政治的起因、发展，以及它内部和外部的平衡、纠结和张力，以及门阀自身的特点。那接下来的两讲，我将给大家分析一下东晋门阀政治的衰落。

在这本书中，田余庆先生把东晋门阀政治称之为“专制皇权的变态”，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岔路口，虽然专制皇权在后人看来它可能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但假如我们放弃倒放电影的手法，不用后见之明去分析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专制皇权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它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像日本那样，一个挂名的皇帝和手下几个有实权的家族持续掌权。但为什么这样门阀政治的政治局面没有保持下来？这就要讲到东晋门阀政治衰落的内部原因了。在这一讲里，我们先讲第一个原因。

黄庭换鹅

这个原因是接着上一节我们讲兰亭雅集的。我先给你讲一个王羲之的典故，这个典故就叫黄庭换鹅。当时王羲之的书法已经是名满天下，很多人都想求他的一部手卷。话说在会稽山阴有一个道士，久闻王羲之书法盛名，想请他抄写一部当时特别流行的道教经书《黄庭经》，但他一直没有办法接触到王羲之。后来他听说王羲之特别喜欢鹅，于是这个道士就投其所好，特地养了一批品相好的鹅，然后把王羲之请来观赏。王羲之一听，诶，有这么漂亮的鹅去，那我一定要去看看。然后他就来到了道士的道观里面，看到这批鹅特别喜欢就想买下来，道士说：“这批鹅我们出家人不卖，但是你要是能发点功德给我手抄一卷《黄庭经》，我就把鹅送给你”。这对于王羲之来说，就是小case，于是他回家就手抄《黄庭经》，换得了这批鹅。

从这个小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到了东晋中期的永和年间，江南地区的道教已经十分兴盛，王羲之与道教的交往十分密切。

实际上王羲之和道教的交往，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行为，甚至整个琅琊王氏家族都和江南地区的道教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我们再回顾一下上一讲说过的兰亭雅集名单，琅琊王氏一共有 10 个人出场，我们来看看这些人叫什么名字。王羲之、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王丰之、王玄之、王蕴之、王涣之，此外还有一些相似的人名，徐丰之、袁峤之、曹茂之。

我们发现琅琊王氏的名字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结尾带个之字，难道说他们都是之字辈的？很显然在这里面“之”这个虚词并不是代表辈分，它肯定是另外一些很特殊的、重要的分化符号。

士族门阀与道教的关系

这里向大家额外增添一点加餐，介绍一下著名的历史学者陈寅恪先生对于这件事的分析。陈寅恪先生通过对不同史料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琅琊王氏和道教更紧密的一个关系。

他认为，东汉末年掀起全国动乱的太平道和天师道（也就是五斗米道）都和东方的滨海地域有关，特别是琅琊国和青州所在的山东半岛地区，从战国以来就有方士术士好鬼神的传统。到了魏晋之际也就有了一些信奉天师道的世家，琅琊王氏就是其中一个。

早期道教有两项重要的仪式，一项是书写符咒治病，这就要求信道者有流畅的书写能力，所以这一时期有一种书写体发展迅速，就是行书，东晋时琅琊王氏和高平郗氏都擅长，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王羲之和王献之。而另外一项仪式则是炼食丹药，我们知道古人炼丹用的往往都是有毒的矿物和重金属，比如朱砂、水银、石英等等，于是就有中丹毒的情况，而中药典籍中恰恰记载，食鹅肉可以缓解丹毒。鹅肉属于发物这件事大家在另一个历史故事里面肯定也有耳闻，就是临死的徐达被朱元璋赐了一只鹅，导致他背部的毒疮迸发而亡。所以对古代人一直特别相信，吃鹅肉可以让血液循环，让人体内的毒素从体内发到体表。如此我们也就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为什么王羲之擅长书法热爱养鹅。

陈寅恪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魏晋南北朝之际人起名爱在结尾加“之”字，其实是信奉天师道的一种标志。除了琅琊王氏，魏晋南北朝有很多类似的人：南朝名将陈庆之、著名天文学家祖冲之、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三国志》的注解者裴松之、东晋名将刘牢之等、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等等。其实我们读三国的话，会发现三国时期的人物，甚至往前推到汉朝，当时的人们普遍还是愿意起两单字的名，普遍姓名都是两个字，曹操、曹丕、曹植、刘备、刘禅、孙坚、孙权、孙策都是两个词，而这个“之”字是个典型的虚词，有的时候你把这个虚词拿掉，其实王羲之本名可能就叫王羲，他儿子叫王献。

由此可见，道教东晋江南地区的繁荣，已经不是汉末那样仅限于基层百姓，士族门阀上层也深深卷入其中。

官分清浊

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东晋门阀的学问和政治风气的转变，前面我们讲到，魏晋之际的学问风气从儒学转向玄学，而玄学清谈到了极致，自然而然地也就和道家道教接轨。由此造成的政治后果就是士族门阀不再重视甚至鄙夷现实事功，放弃了掌控现实政治。

这个趋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官分清浊，士族门阀集中于位高职轻的清官，放弃掌握实际政治权力但忙于世俗政务的浊官。请你注意了，这里的“清”和“浊”不是指道德操守，而是说“清官”主要是那些位置高雅的官职，“浊官”则是要处理具体现实事物的官职，比如地方上的将领、刺史。

那士族门阀聚集的清官有哪些呢？比如国子祭酒，最初由晋武帝所设，是朝廷主要是学术官员，主要负责整个太学的组织和管理。虽然不是类似于大司马、都督这样位高权重掌握军队实权的官职，但却是南渡士族门阀比较愿意担任的清官，有清望所归之称。除此之外，清官还有散骑常侍、侍中、郎中令、太子洗马等。大体上，中书散骑、东宫属官、秘书著作，都属于清官。这些官其实并不是负责决策型的官员，而往往是皇帝或者是太子的附属官，负责文书的上传下达和皇帝的咨询工作。这些工作它需要相当的知识储备，但是并不是负责具体的政务。当然在整个皇权的运作里面，也处于非常重要的职位，但是这个职位是非常容易被掌握实际权力的官员所边缘化。不过，清官也并非都无实权，比如，吏部尚书，又有“大尚书”之称，负责全国的人事调度，职权重要，也是门阀喜闻乐见的清官。

有一些官职，权力大，事务繁忙，和学术关系不大，就是浊官，比如尚书郎、御史中丞，宪台之官，在东汉以来便是极其重要的官职，在东晋逐渐成了高门不喜的浊官。另外，各种武职，比如有实际兵权的将军、校尉，也被看成是浊官。

听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这些士族门阀的子弟是怎么样参与政治呢？其实东晋时期，各大门阀还保持着学术传统，因而高门子弟入仕，往往从秘书著作郎起家，也就是做文书起草，等到资历深一点，就去担任中书散骑，直接总领秘书。而贵族家的一些不学无术的膏粱子弟，往往会被安排担任东宫属官，因为这一类官职并无实权，品级又高，比较适合用来安排没有才能的贵族子弟。与之相对应的，庶族寒门，进入仕途，通常是军功起家，出身武将。尚书郎和御史台属官，公务繁忙，士族不愿意担任，于是成为了寒门子弟的专属，这便是浊官。

官职分清浊，最为明显的是南朝时期，东晋时期还只是个苗头，田余庆先生就在书中敏锐指出，东晋时期的士族门阀还有一定的活力，具体表现就是他们并未完全排斥担任浊官，尽管同一个士族门阀可能有现实政治的放弃，但很快就有其他士族填补这个政治空白。

比如琅琊王氏到了南渡第二代王羲之，就呈现出明显的厌世倾向。王羲之先后担任秘书郎、护军将军，参与中央政事文书，统领京师禁军，这些都是非常高的中央职位，他要直接对皇帝负责。但就在兰亭雅集之后两年，王羲之就宣布彻底放弃官职，归隐田园，周游山水。

琅琊王氏谢幕后，继之而起的则是新兴的谢氏家族，以谢安为首的陈郡谢氏接过了东晋朝廷的军事重任，建立北府军，打赢了淝水之战，与上游的桓温家族相持，保证了东晋王朝后半期的稳定。

但也就是谢氏之后，各大士族门阀再无执掌实权的继承者，反而要像太原王氏那样通过与皇族联姻登上门阀政治舞台，门阀政治也就走向了尽头。

好了，这一讲我们通过士族门阀与道教之间揭示了门阀政治走向衰落的第一个原因。下一讲我们将继续分析第二个原因，底层士族的觉醒。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