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故宫”家族添新丁，《故宫文物南迁》重构一段不平凡的历史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已出版多部故宫文化散文、非虚构作品，并产生影响，近日他的新书《故宫文物南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面世。

国宝南迁：以书生意志，延续文化命脉

在祝勇导演的同名纪录片中，一段言简意赅的话语概述了这段守护国宝的浩荡旅程：“1933年2月，故宫人带着文物精华13000多箱紧急撤离，穿越大半个中国，辗转迁徙。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他们以书生意志，延续文化命脉……1950年-1958年，8000余箱文物重返北京。”

据介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或遭毁坏，或被掠夺，战火中的文物逃不开这两种命运。1860年圆明园的那场大火还在灼痛记忆，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尤其让人警觉。

以史为鉴，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提议文物南迁。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明智之举和不二选择，可放到1932年北平的历史时空里，却遭遇到汹涌的反对声浪，甚至来自一些“有识之士”。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

当后世之人为故宫文物南迁所创造的奇迹唏嘘不已时，故宫人往往是最平静的，只淡淡一句：“文物有灵。”然而，他们的血泪与牺牲却是那样的真实：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在南迁途中含冤而死；故宫员工朱学侃先生，为转移文物而献出生命；而那志良、庄尚严等人，在把文物运出紫禁城的一刻，断然不会想到他们此行的终点，竟在遥远的台湾，从此如断鸿零雁，一去不回……这些青衫磊落的故宫人的背影是如此挺拔伟岸，他们在故宫的浩瀚烟云中值得被后世看见，被历史铭记。

祝勇用故宫系列书写，构建起一座“纸上的故宫”

一个找到自己深耕写作题材的作家是有福的，更何况这个题材是故宫。近些年来，祝勇的故宫写作，已成为文坛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

从《故宫的古物之美》中的器物文明到《故宫六百年》的全面抒写，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的另辟蹊径到《故宫艺术史》的宏大架构，祝勇用长达几百万字的主题书写构建起了一座“纸上的故宫”，试图以此完成一个文化学者以当代视角对古老文明进行的独特解码与重述。经过几十年的写作摸索，祝勇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非虚构写作技艺和经验，达到一个成熟的艺术境界。全系列累计销售突破50万册，可以说是近年来一套现象级的文化读本。这一次，祝勇的故宫书写，进入到一个深水区：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抗战时期发生的国宝南迁。

在写作进行的两年中，除了在故宫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两年中，除了调查和拍摄，祝勇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到该书与另一本书《故宫艺术史》的写作中。《故宫文物南迁》首发于《当代》杂志2021年第4期，荣获第23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纪实作品总冠军。发表之后，祝勇又对作品进行了精雕细琢，增补了十余万字，并请相关专家进行了细致地审校，最终形成了人民文学社出版的这本厚重的单行本。

在他的笔下，既有“四库全书”“快雪时晴帖”“陈仓石鼓”等故宫珍宝的前世今生，也有波澜壮阔的“故宫盗宝案”、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国文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武庙大火等大事件的跌宕起伏，这就使得《故宫文物南迁》不仅仅拥有非虚构文学的扎实厚重，同样也有小说散文的趣味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