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政治学》开创政治科学传统的亚里士多德

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课程带大家阅读的主要文本类型包括：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历史文本、以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为代表的悲剧文本、以阿里斯托芬《云》为代表的喜剧文本、以柏拉图《理想国》、《申辩篇》为代表的哲学对话、以及以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为代表的人物传记文本。透过这些文本，细心的读者从中不难发现哲人与城邦、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对峙甚至冲突，而只有在哲学与政治构成的基本张力格局中，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政治”本身面临的困境和根本难题，而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之死，则标志着西方大传统中的这一内在紧张被推至空前白热化的地步。可以说，雅典从控告、审判直至最终处死苏格拉底前后持续不到半年，而柏拉图却以其手中的如椽之笔，完成了对雅典的反指控，《申辩篇》正是这一反指控的转折点，它开启了一场2500年的柏拉图主义者们（哲学）审判雅典（政治）的精神接力。

亚里士多德正是处在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被推至临界点的时刻。虽然亚里士多德深受苏格拉底-柏拉图学脉的滋养，却能做到不固执、不拘泥，既能赓续，又能超越。亚里士多德一改柏拉图从沉思“善的理念”的哲学角度审视政治的进路，将哲人的目光转向现实的城邦世界，“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术的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政治学既是科学也是技艺，政治科学即立法科学，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这里的至善即是以城邦公共利益为依归的正义。（《政治学》1282b-15，《尼伦》1094b-1095a）可以说，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纾解，哲人与城邦之间的鸿沟也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立法科学得到了建构性的弥合。 

从表达方式来看，亚里士多德一改柏拉图带有强烈反讽色彩的戏剧式对话，转而采用严整且直截了当的分析性论证。如果说，之前我们接触的文本往往渗透着浓厚的文人色彩，那么，亚里士多德则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科学分析传统。亚里士多德将人类的知识系统分为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理论科学包括形而上学、神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等。实践科学则包括：伦理学、家政学（经济学）、政治学，它的出发点不是理念，而是实践，是在观察日常经验基础上的分析、综合、解释，从而达成适当的理解，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如果说理论科学的目标在于知识本身，那么，实践科学则以具体行动为依归，它旨在帮助现实世界的政治家和立法家，通过怎样的立法举措实现城邦的善治，也就是在充分搜集制度实践材料的基础上，“考察哪些因素保存或毁灭城邦，哪些因素保存或毁灭每种具体的政体；什么原因使有些城邦治理良好，使一些城邦治理很糟糕。因为在研究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较好地理解何种政体是最好的，每种政体在各种政体的优劣排序中的位置，以及它有着何种法律与习俗。”（《尼伦》，1181b-20）

据记载，亚里士多德曾组织学园学生，广泛搜集关于希腊各城邦历史资料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具体案例，涉及到的城邦数目多达158个之多。可惜这些文献如今大部分已经佚失，只有关于雅典政制的一部分留存下来。（《雅典政制》，冯金朋译）而从我们接下来集中阅读的《政治学》文本内容来看，这些佚失的实证材料正是《政治学》中关于政体比较分析的主要依据。

可以说，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旨趣上，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与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都存在显而易见的区别，这种政治科学传统对现代政治科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的影响可谓既深且远。

亚里士多德：生平与著述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出生于斯塔吉拉（Stageira），该城位于希腊北部卡尔息狄斯（Chalcidice）半岛东北海岸，即现在希腊的斯塔夫罗斯（Stavros）城所在地。亚里士多德出身医生世家，父亲尼各马科（Nicomachus）曾长期担任马其顿王阿明塔斯（Amyntas，前393-前370在位）的御医，而阿明塔斯正是后来马其顿王腓力二世的父亲，亚历山大大帝的祖父。童年亚里士多德曾一度跟随父亲在马其顿宫廷生活。公元前367年，17岁的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 ，进入柏拉图学园。在学园期间，亚里士多德才华横溢，深受柏拉图赏识，曾担任学园修辞学教师。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学园主持由柏拉图的外甥斯彪西波（Speusippus）接任。亚里士多德在度过20年的学园生活之后，离开雅典，先后游历小亚细亚的阿索斯（Assos）、密提林（Mytilne）、伊勒苏斯（Eresos）以及阿塔纽斯（Atarneus）等地，期间一度致力于博物学的研究，搜集动植物标本，据说《动物志》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公元前343/342年左右，亚里士多德接受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邀请，担任13岁的王子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据说依然存世的《论宇宙》、《亚历山大修辞学》以及业已失传的《亚历山大或为殖民辩》、《论王制》、《亚历山大书信》就是专门为亚历山大撰写的。

八年后，也就是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遭暗杀，20岁的亚历山大继承王位，而这一时期包括雅典在内的整个希腊基本上已经处在马其顿帝国的控制之下。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创立吕克昂（Lyceum）学园，专心从事教学和科研，他的大多数论著都是在吕克昂学园用于教学的讲稿。吕克昂学园位于雅典城东北郊区，据说得到亚历山大的大笔资助，学园建筑宏伟，有宽敞舒适的教学和生活设施，还配有当时一流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亚里士多德经常与学生们在一处有顶盖的院子（Peripatos）一起散步，讨论哲学，因此吕克昂学园被坊间称为“逍遥学派”或“漫步学派”。据说，亚里士多德每天的教学活动分上午场和下午场：上午场属于圈内同仁私密聚会，主题围绕那些高深的学问，诸如形而上学、物理学等等，称为akroterion，意为深奥的或秘传的学说；下午场，亚里士多德在柱廊举办公开讲座，内容为面前普罗大众的议题，诸如伦理学、家政学、修辞学、政治学等实践性学问，称为exoterikos，意为通俗的或公开的学说。学园内部事务由学员轮流管理，每人任期十天，学员们粗茶淡饭，每月开一次专题研讨会。与日趋自我封闭的柏拉图学园不同，吕克昂学园积极介入社会和政治实践，学园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齐头并进，并未出现通常出现的非此即彼进而导致基础研究的偏废。

虽然有生之年大多数在雅典度过，但亚里士多德从未获得雅典公民权，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始终是个“异乡人”。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消息一传到雅典，城内反马其顿党人蠢蠢欲动，而亚里士多德因其与马其顿根深蒂固的关系而招来敌意。雅典祭司搜罗各种证据，指控亚里士多德犯有黩神罪。基于76年前即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判处死刑的前车之鉴，亚里士多德决心不让雅典人“再次冒犯哲学”，他将学园事务交代给自己的学生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之后，随即离开雅典，前往尤卑亚岛的卡尔塞斯（Chalcis）隐居。第二年即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因病离世，享年63岁。膝下一子与祖父同名，也叫尼各马科，亚里士多德主要的伦理学著作《尼各马科伦理学》正是以他的儿子的名字命名的。

作为古典学问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对象和涉及论题几乎无所不包。如果说在柏拉图那里，知识智慧被作为整全式的浑然一体，那么，亚里士多德则将其分门别类，天文、地理、动植物、人类事务被分别归入不同的学科门类，可以说，现代人所熟悉的大学学科建制，其发端正是亚里士多德。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罗马时代的哲学史家第欧根尼.拉尔修曾列举150种约400卷之多，由于战争频仍，两千多年散乱佚失，传抄讹误，包括《雅典政制》在内，亚里士多德著作现仅存47种。其中某些篇章是否出自亚里士多德本人，历来争讼不已。

我们接下来要阅读的《政治学》毫无疑问属于亚里士多德本人的作品。由于《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属于亚里士多德当年在学园公开讲学的讲义，加之历代抄本可能出现的讹误，所以流传至今的版本某些篇章之间衔接不够紧密，同一话题在不同篇章出现反复、重复甚至个别地方前后意思出现矛盾，等等，但这些都不会影响《政治学》一书的可读性和深邃的思想内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目前有两种：吴寿彭先生的译本（商务印书馆），该译本文字典雅，版本考证严谨，注释翔实且有针对性；还有颜一、秦典华两先生的合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该译本文字简洁，表述精当。我们这里采用吴寿彭先生的译本，同时参考颜一和秦典华两先生的合译本。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是《尼各马可伦理学》（《伦理学》）的接续和延伸，如果说《伦理学》探讨的是个体善的可能性，那么政治学关注的则是整体善的可能性，政治学作为旨在实现最高善的立法科学，其研究的是何种政体或政治制度能够帮助实现或维护幸福（eudaimonia）的生活方式。

《政治学》与《理想国》适成对照，它们均聚焦于politeia，即城邦政制，《理想国》驰骋想象，构建言辞上的理想城邦，借以观照并审视现实政治世界和人的灵魂结构。而《政治学》则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探寻实践中通往好城邦的可行途径。

《政治学》文本计八卷，而修昔底德《战争史》也是八卷，是巧合？还是亚里士多德透过自己的著作与祖辈学人隔空对话？修昔底德透过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战争，揭示城邦内讧（革命）这一遍布希腊世界的政治痼疾，从伊庇丹努到科西拉，再到雅典，寡头派与平民派彼此敌视、相互倾轧，为消灭对手以图自保，他们经常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引狼入室，致使城邦公益经常沦为党派倾轧的牺牲品。如果说修昔底德旨在展示城邦内讧的“症状”，那么，亚里士多德则从立法家或政治家的角度探寻实现城邦和谐的具体举措，相关主题正是《政治学》卷五的聚焦所在。在修昔底德笔下，斯巴达与雅典构成的希腊政治世界的两极，从民情风俗、法律制度到行为方式，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双方彼此对观，互为借镜。而以斯巴达为代表的贵族寡头政体与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体，恰恰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政体类型学的基本轴心，《政治学》卷六关于民主政体与寡头政体的建立与维持的讨论，可以被视为修昔底德《战争史》轴心论题的理论版。

《政治学》第一卷讨论城邦的起源，即作为前城邦组织形态的家庭事务的管理，诸如夫妇、父子、主奴关系的处理，财产管理，理财的技艺，这些统称为家政学（hoikonomia），也是经济学（economy）的起源；第二卷讨论立法过程中“公”与“私”的措置，在针对作为理论形态的柏拉图《理想国》中关于理想城邦的妇孺和财产公有、《法律篇》中的均产条例的批评性评论，对希腊世界实际存在过的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政体：斯巴达政制、克里特政制、迦太基政制进行比较性评论，以及对雅典立法家梭伦、科林斯立法家菲洛劳斯相关立法的评论；第三、四卷，公民范畴的定义，城邦与政制之关联、好人与好公民的区别、公民与政体之关系、六种政体类型各自的特点及其相互转化，中产阶级对于政体稳定的重要性，政体中议事、行政、司法三种机能的措置；第五卷讨论维护政体稳定之道，即如何防止城邦内讧甚至内战，从而实现和谐社会，和谐城邦，亚里士多德结合具体而微的生动案例，对相关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阐发，提出各种政体借以维护自身而一般方法和各别方法，这一卷可以说是整部《政治学》的轴心；第六卷讨论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具体的表现形式，以及两种政体维持自身稳定的具体举措；第七、八卷主题是理想城邦的基本要件，公民教育对于实现优良的城邦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公民教育的具体内涵和实施途径。

好的，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对“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一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断进行集中讨论。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9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