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理想国》洞穴比喻：城邦与哲人、政治与哲学

通过之前的课程，相信大家对于柏拉图《理想国》的文本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这节课我们将重点探讨《理想国》中的"洞穴比喻"和政体演变背后的深层含义。

《理想国》行文至第七卷，为了说明受过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区别，苏格拉底引出了他著名的洞穴比喻，这个比喻可以说是理解整部《理想国》乃至整个苏格拉底哲学精神内涵、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关键。有关这个想象中的洞穴的基本轮廓，苏格拉底是这样描绘的：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一条与洞穴同宽的通道通往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亮光从通道照进洞穴。一些人从小就生活在洞穴，他们的头和脚被束缚，动弹不得，头也无法转动，只好注视自己前方的洞穴后壁，他们背后高处有一堆火，火光照射进来，在火光与囚徒之间，有一条处于较高水平面上的路，沿着这条路有一道矮墙，在矮墙背后，有傀儡戏演员将木偶举过墙头表演，火光将木偶的影子投射到洞穴后壁上，囚徒们只能看到洞壁上的阴影，他们误以为矮墙后傀儡戏演员的声音就是阴影发出的声音。这种格局类似电影院，只是处于洞穴之中。设想某一天，洞穴之中的一位囚徒被解除桎梏，被迫起来，四处走动，环顾四周，抬眼看到火光，他会顿感头昏眼花，无所适从，一片茫然。如果这时有人告诉他，先前他所看到的都是虚假，现在看到的才是真实，他会感到无所适从，如果把墙头上的那些事物给他看，他反而会认为先前的那些阴影更加真实。迫使他看火光，他的眼睛会受不了，仍旧逃向先前的那些影像。如果有人将他拉出洞穴，他会感到痛苦，甚至恼怒，见到外面的阳光，他会眼冒金星，眼前模糊一片，看不清任何真实的事物。在经历一个逐步适应过程之后，他终于可以直接注视太阳本身，看见其真相，认识到太阳才是可见世界一切事物（包括先前看到的阴影）的主宰。如今，当他回想之前自己的状态以及依然被囚禁在洞穴之中的小伙伴们，不由暗自庆幸，同时为小伙伴们感到满心遗憾，先前洞穴中小伙伴们争权夺利不亦乐乎的样子，现在想想觉得实在好笑，特滑稽，这位走出洞穴的人打心底里不想再过那样的生活。设若他又回到洞穴，弃明投暗，一时视力模糊，还不及适应黑暗，他肯定会遭到洞穴中同伴们的嘲讽，他们会暗自庆幸自己当初没有走出洞穴，甚至根本就没动那个心思。鉴于那个走出洞穴的同伴遭到如此下场，他们会将那个当初迫使他走出洞穴的人抓住杀掉。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个比喻无疑是苏格拉底的自况，那个因当初强迫其中一位囚徒走出洞穴的人不正是哲人苏格拉底吗？洞穴代表可见世界，洞外则代表可知世界。洞内的影像世界意味着我们所生活的意见世界，洞穴中的囚徒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处境吗？洞外的阳光世界意味着哲人的真理世界，那里有“善的理念”，它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只有那些看见了善的理念的人，才能在日常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

在苏格拉底看来，教育（Paideia）就是促使灵魂的转向（periagoge），继而不断攀升（epagoge），走出洞穴，最终进入真理世界的过程，这是典型的柏拉图式的哲学教育过程。在作为职业教师的智术师们看来，教育就是把灵魂里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就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一样。在哲人苏格拉底看来，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dynamis），它就像眼睛，是每个人用以进行认识活动的器官，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脱离变化世界，进入恒在的世界，观看实在和善者，教育不是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本来就具有的视力，只是因为它无从把握方向，教育所致力的正是想方设法促使被教育者的灵魂找到正确的方向。可以说，苏格拉底式的教育过程正是打开受教育者灵魂之眼的过程，它旨在促使灵魂摆脱变化世界林林总总的欲望的重负。现实世界人们忙于追名逐利，致使他们的灵魂之眼被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相所遮蔽，教育就是祛除遮蔽，解放灵魂，开启灵魂之眼的过程。

打眼一看，这样的教育过程与梭伦、被俘后的克洛伊索斯、刺瞎双眼后的俄狄浦斯如出一辙，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柏拉图式哲人教育的目的绝非使他们脱离城邦，游离于政治世界之外。恰恰相反，走出洞穴看到善的理念、洞见真理的哲人，需要委屈自己，接受（组织）安排，放弃较高级的生活，再次回到洞穴，与洞穴中的囚徒一起过较低级的生活，虽然勉强，但是必须，因为如果他们放弃治理城邦，那些不配做统治者的坏人便会趁机僭取权位，这些人道德败坏，智力低下，毫无廉耻之心，他们公权私用，封妻荫子，巧取豪夺，国家各项事业必将在这些人的手里毁于一旦。所以，出于城邦人民整体幸福的考量，哲人必须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以成全城邦的整体幸福。对哲人的这种强迫是公正的，因为正是国家培养了哲人，作为城邦公民的一份子，哲人受到更好也更充分的教育，他们有能力将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结合起来。

苏格拉底这样说道：“你们每个人在轮值时必须下去和其他人交往，习惯于观看模糊影像。须知，一经习惯，你就会比他们看得清楚不知多少倍的，就能辨别各种不同的影子，并且知道影子所反映的东西的，因为你已经看见过美者、正义者和善者的真实。因此，我们的国家将被我们和你们清醒地管理着，而不是像如今的大多数国家那样被昏昏然地管理着，被那些为影子而互相殴斗，为被当成至善者的权力而互相争吵的人统治着。事实是：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只有当你能为你们未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时，你才可能有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只有那些真正体悟到有比政治生活更高的哲学生活、拥有善和智慧的生活，才不会将权位作为自己攫取好处的工具，只有那些不执迷权力的人掌权，才能避免党派政客之间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既毁了自己，也毁灭国家，“除了那些最知道如何可使国家得到最好管理的人，那些有其他报酬可得，有比政治生活更好的生活的人而外，还有什么别的人你可以迫使他们负责护卫城邦的呢？”（（520C-521B）

在柏拉图笔下，哲人苏格拉底委曲求全，下降进入城邦（理想国），他以哲人特有的灵魂之眼，洞察世道，把握人心，为城邦立宪，更为人心（灵魂）立法。而在苏格拉底的另一位著名学生色诺芬笔下，哲人苏格拉底第二次下降，进入现实中的雅典城邦，如今，作为雅典公民的苏格拉底温良恭俭，张弛有度，他关心政治，深知美事维艰，为此，他从不自视甚高，剑走偏锋。有关色诺芬笔下的公民苏格拉底，我们后面会带大家一起阅读他的《回忆苏格拉底》。

一部雅典民主帝国的精神沉沦史

如果说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在政治上沉沦的雅典，阿里斯托芬喜剧《云》呈现的是雅典社会民情的颓败，那么，柏拉图《理想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雅典民主帝国的精神沉沦史。从某种程度上说，《理想国》第八卷可以被视为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政治史的理论版，其中关于勋阀、寡头、民主、僭主四种政体的次第脱胎演化，背后折射的正是与四种政体分别对应的人的灵魂的沉沦和蜕变。

《理想国》第八卷关于政体问题的讨论，接续的是第四和第五卷衔接处，当时被玻勒马霍斯和阿得曼托斯打断，话题转向关于妇女儿童问题的讨论。苏格拉底指出，存在五种政体类型以及与之对应的五种灵魂类型，其中最好的是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由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卓越之人统治，这样的体制（politeia）是最好的，正义的，但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了。其余四种是现实存在的，却都是恶的，谬误的，而这四种分别是：斯巴达（勋阀）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

斯巴达政体是由贵族政体蜕变而成的，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失合，金银集团趋向美德，铜铁集团趋向私利，双方彼此斗争，最终妥协，铜铁集团沦为边民和奴隶。这种政体尊崇统治者，战士阶级不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实行共餐制，统治者终身从事体育锻炼、竞技和战争，在这一方面它类似于贵族制；与此同时，这种政体不敢让智慧者担任统治者，转而选择那些单纯而勇敢的人执掌政权，他们热衷战争，却无法适应和平，统治者贪图财富，私藏金银，藏奢于内，由于法律禁止公开捞钱，所以他们在花销上表现得吝啬节俭，他们重视体育，放弃文艺，教育不是通过说服，而是借助强制，勇敢成为第一美德，人们好胜，爱慕荣誉。 

寡头政体的基础是按照财产资格分配政治权力，自然是富人占据主导，私产越多，奢靡摆阔之风日趋盛行，人们竞相攀比，比的不是德行的高低，而是财富的多寡，钱财被奉为神明，美德遭受冷落，荣誉不再被人艳羡，这种体制追捧富人，让富人掌权，鄙视穷人，参政权与财产数额挂钩，财产多寡对应参政权的大小，按照财产选任领导人，就像依照财产标准选任船长，其结果好坏，可想而知，此其弊端之一；以财富为尚，城邦必然分裂为富人的城邦与穷人的城邦，内讧倾轧不断。苏格拉底这里若有所指，想必正是梭伦改革之后的雅典。

民主政体脱胎于上述寡头政体。崇尚财富与朴素节制毕竟无法共存，人们孜孜为利，贫富分化日剧，城邦内讧日烈，寡头党从寡头国家引进盟友，民主党从民主国家引进盟友，内战因之而起，而这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各希腊城邦的政治新常态。“如果贫民得到胜利，把敌党一些人处死，一些人流放国外，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做官的机会——官职通过抽签决定。”（557A）在民主政体下，人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眼花缭乱，海纳百川，无奇不有，他们态度轻薄，无视庄严原则，民众不问从政者的品性和状况，“只要他转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558C）民主政体造就的是平等主义的信徒即民运分子，他们被一系列随机的下贱欲望所操控，漫无节制，肆无忌惮，价值紊乱，“称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奢侈为慷慨，无耻为勇敢。”（561A）这些民运分子的这种无法无天的“自由调儿”，必然会不断走向极端：父子、夫妇、长幼、师生、男女、主奴、本国人与外国人、当权者与老百姓一样地自由、一样地平等，一视同仁，混淆莫辨。

结果，民主社会往往充斥着如下三类人：即巧舌如簧的演说家、囤积居奇的富翁寡头以及不明真相却人多势众的“吃瓜群众”。平民对寡头嫉妒仇视，于是乎推出自己的“头目”、“保护人”、“人民领袖”，即“僭主”。僭主发动群众，反对富人，消灭政敌，将那些最勇敢、最有气量、最有智慧、最富有者铲除干净。这样，最坏的僭主政体便应运而生，极端的自由最终导致极端的奴役，“一个民主的城邦由于渴望自由，有可能让一些坏分子当上了领导人，受到他们的欺骗，喝了太多的醇酒，烂醉如泥。而如果正派的领导人想要稍加约束，不是过分放任纵容，这个社会就要起来指控他们，叫他们寡头分子，要求惩办他们。……而那些服从当局听从指挥的人，被说成是甘心为奴，一文不值，受到辱骂。而凡是当权的像老百姓，老百姓像当权的，这种人无论公私场合都受到称赞和尊敬。”（562E）

僭主的治术集中体现在将城邦里的一切抹平的手段，这与民主的治术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希罗多德《历史》中曾讲到这么一则关于“僭术”的逸事，这则逸事后来被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众多理论家广为引述，说的是科林斯僭主柏里安德（Periander，希腊七贤之一）曾派人向米利都僭主塞拉叙布卢斯（Thrasybulus）请教最为安全的统治术，塞拉叙布卢斯一言未发，而是将使者带到庄稼地里，用镰刀将那些长得高大健硕的黍穗割掉，使其它黍棵整齐划一。使者不明个中玄机，回国后便将其过程向主子和盘托出。僭主之间当然心有灵犀，柏里安德一听便悟出题中之义，即除掉城邦中所有出类拔萃的公民（希罗多德，V-92）。显而易见，这与雅典推行的陶片放逐法的目标如出一辙，它“使才德著称的人远离本土，他们在邦内的势力便日渐消失”（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4a-36）

与僭主政体匹配的正是僭主式的个人，即僭主式的灵魂，这正是《理想国》第九卷集中讨论的主题，这种僭主式的灵魂类型不仅存在于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作为中国人，大家若有兴趣，不妨找来一读。

好的，关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就讲完了。下一节，我们将进入柏拉图的《申辩篇》。

原著版本推荐

《理想国》，郭斌和 张竹明 译，商务印书馆，19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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