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理想国》改造政治的蓝本抑或观照政治的镜子？

大家好，在梳理了《理想国》的文本结构和剧情“脉络”之后，我们接下来探讨上节课最后提到的“三个浪头”，以及《理想国》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浪头，即在护卫者中实行男女平等。给妇女和男子以同样的训练，违反当前的风俗习惯，女子同男子一样进行音乐、体操、军事方面的训练，她们赤身裸体在健身房与男子一起健身，肯定有许多人觉得非常可笑，苏格拉底指出，对于那些“文人雅士们的俏皮话、挖苦话”、“批评家们的轻薄故态”、“才子派的喜剧家们”的冷嘲热讽，大可不必有所介怀，“让所有的这类事物赤裸裸的比遮遮掩掩的要好，又，眼睛看来可笑的事物在理性认为最善的事物面前往往会变得不可笑。……他们不认为邪恶是可笑的，倒认为别的都是可笑的；他们不去讽刺愚昧和邪恶，却眼睛盯着别的现象加以讥讽；他们一本正经地努力建立某种别的美的标准，却不以善（agathon/good）为美（kalon/fine）的标准。”（452E）既然男女两性之间的唯一区别只是生理上的区别，那么护卫者的妻子就应该担任同样的职业，而在治理国家方面，男女两性的天赋，尽管女性弱些，但基本相似，有鉴于此，理想国的立法比目下流行的男女区别对待的做法更合乎自然，因此，苏格拉底结论指出：“在讨论妇女法律问题上，我们可以说已经超越了第一个浪头，总算幸而没有遭灭顶之灾。我们规定了男的护卫者和女的护卫者必须担任同样的职务；并且相当一致地证明了，这个建议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益的。”（457C）

第二个浪头比第一个浪头更高，即在护卫者中实行妇女儿童共有。在护卫者中如何实现妇女儿童公有？儿童出生至接受正规教育，如何培养？格劳孔这一疑问，其实也是我们每个读者的疑问，是否行得通？即便行得通是否最好？这也是苏格拉底首先亮出的他本人的疑虑，他说自己怕被人嘲笑为一种幼稚的空想（450D）。 “这些女人应该归这些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同样的，儿童也都公有，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457D）统治者应该订立一套秘密的法律，鼓励最好的男人与最好女人尽可能多地结合，生出更好的后代，使较差者尽可能少地繁殖后代，男女婚龄与生育年龄都要有严格规定，新生儿童应当集中抚养，有缺陷的秘密处理。只有在城邦里护卫者中间实现妇女儿童公有，才能使城邦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苦乐与共，消除纷争。 

第三个浪头，即理想城邦有必要实行哲人王统治。在提出这一主张之前，苏格拉底已经替读者自我解嘲了，他将其比拟为“最大的怪论之浪”，说自己有可能被“淹没溺死在讥笑和藐视的浪涛当中”（473C）。哲人王统治，意味着国王或统治者严肃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是实现个人和公众幸福的唯一可行的途径。而且，在苏格拉底看来，哲人王统治是变动最少也就是最为保守的改革方案。哲学家紧盯真理，凝视理念（eidos/idea），他们能够认识美本身，他们的心智具有的是“知识”（episteme/science），而不是一般人所拥有的“意见”（doxa/opinion）。

然而，在城邦中，真正的哲学家往往不受尊重，对于少数真正优秀者，他们不被重用，因而显得无用，而大多数自称搞哲学的人，他们的天性完全败坏了，这就使哲学遭到严重毁谤，“那些硬打扮成哲学家样子，自称是在研究哲学的人，看一看他们的灵魂天赋，看一看这种人是在怎样奢望着一种他们所不能也不配高攀的研究工作，并且以自己的缺乏一贯原则，所到之处给哲学带来了你所说的那种坏名声。”（491A）这里的矛头，显然针对的是被柏拉图称为“智术师”的哲学家们，真正的哲学家的天赋，诸如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在智术师们的身上了无踪迹，智术师才是青年的败坏者，“这些被政治家叫做诡辩派加以敌视的收取学费的私人教师，其实他们并不教授别的，也只教授众人在集会时所说出的意见，并称之为智慧。这完全像一个饲养野兽的人在饲养过程中了解野兽的习性和要求那样。……这人在不断饲养杰出过程中掌握了所有的这些知识，把它叫做智慧，组成一套技艺，并用以教人。至于这些意见和要求的真实，其中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他全都一无所知。”（493B）

由于受到这些人主导下的坏的教育和坏的环境的影响，那些拥有哲学家天赋的少数青年（如亚西比德）最终背弃了哲学，致使那些天资平庸、配不上的追求哲学的人乘虚而入，玷污了哲学，使哲学遭受恶名。而剩下来真正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更是微乎其微，有的因遭流放，专心从事哲学研究，有的生于小邦，不屑于与闻国事，因而从事哲学，有的天资出众，中途改学哲学，至于苏格拉底自己，那更是凤毛麟角，完全出自神迹的感召。他们这些“已经属于这极少数的道中之人，他们尝到了拥有哲学的甜头和幸福，已经充分地看到了群众的疯狂，知道在当前的城邦事务中没有什么可以说是健康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作正义战士的盟友，援助他们，使他们免于毁灭的。这极少数的真哲学家全像一个人落入野兽群之中一样，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因此，大概只好在能够对城邦或朋友有所帮助之前就对己对人都无贡献地早死了。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496E）既然无能为力，索性明哲保身。现行的政治制度没有一种适合哲学的本性，致使哲学在不适合的土壤中败坏变质，某种必然性迫使极少数未腐败的哲学家接管政权，或者统治者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哲学，城邦和个人就能达到完善，而这尽管困难，却不是不可能的。 

苏格拉底关于三个浪头的论证，无论是男女平等、共产共妻还是哲人王统治，在他看来属于动作最小的变革，但这些主张给人们（无论是2500年前的希腊人还是今天的现代人）留下的印象却是如此激进，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甚至认为柏拉图的政治方案带有强烈的“极权主义和反人道主义”色彩（《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6章）。推行柏拉图的方案，即把《理想国》作为改造现实政治的蓝本，造成的是极端的行动，其导致的结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事与愿违，相关例证可谓不胜枚举。格劳孔的疑问也是我们的疑问，即格劳孔反复追问苏格拉底是否可行，是否可欲。我们不妨留意一下苏格拉底的回应，他说理想国是一个用语词创造的正义城邦的样板，它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一个标准（paradeigma），借以“判断我们的幸福和不幸，以及我们幸福和不幸的程度，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表明这些样板能成为在现实上存在的东西。”不能因为画家笔下理性的美男子在现实中不存在，就认为画家画得不好，同样，不能因为现实中做不到，就说理论很糟糕。因此，《理想国》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否实现，对话中苏格拉底反复用“不是不可能”之类的表述只不过是搪塞格劳孔也就是我们这些读者的修辞罢了（472D-473B）。有鉴于此，大家经常会碰到许多对《理想国》如下教科书式的评价：声称《理想国》是柏拉图早年（中期）的作品，晚年的柏拉图发现理想国不可能实现，所以写了《法律篇》，寻找更加可行的治国方案。现在看来，只要稍微哪怕仅仅研读过《理想国》第五卷，绝对不会得出如此乖谬且望文生义的判断。《理想国》与其说是改造现实政治的蓝本，还不如说是帮助我们透视现实政治的镜子，它更像是一部关于我们所生活的政治世界的病理诊断书。

好，下一节我们将重点探讨《理想国》中的"洞穴比喻"和政体演变背后的深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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