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通过对阿里斯托芬喜剧作品《云》的解读,关于苏格拉底哲学在希腊人的精神机构中的位置,想必大家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这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云》这部喜剧开启了西方文明大传统中哲人与城邦、哲学与政治之间基本张力。而在该剧上演23年后,苏格拉底慷慨赴死,为这一张力做了一个深邃且发人深省的注脚。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控犯有“败坏青年,另立新神”两项罪名,最终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在西方精神传统中,苏格拉底之死与后来的耶稣之死双峰并立,不仅是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事件。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死捍卫了哲学的尊严、真理的神圣以及哲人生活方式的纯粹。而在临刑前夕,当学生安排并劝说他越狱出逃时,苏格拉底婉拒了这一请求,柏拉图《克力同篇》(Crito)生动地记述了苏格拉底如何以雅典法律的名义说服学生放弃这一以恶制恶的想法。可以说,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死,既捍卫了哲学,也成全了城邦,哲人苏格拉底与公民苏格拉底在他那里实现了两全,在苏格拉底身上,作为哲人的超越与作为公民的节制,两者并行不悖。
然而,苏格拉底的这一委曲求全之举,非但未能缓解哲学与政治之间日益紧张的对峙,非但未能弥合哲人理想中的王道秩序与帝国现实中的霸道秩序之间日趋加深的鸿沟,反而以哲人的死为标志,两者从此分道扬镳,形同水火,甚至势不两立。青年柏拉图曾一度满腔政治激情,梦想在雅典帝国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20岁那年即被苏格拉底哲学言辞的魔力深深吸引,毕生献身哲学,包括他的两位兄弟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叔父卡尔米德,舅父克里蒂阿,可谓彼此烘托,怡然自得。
然而,刚刚步入成年的柏拉图却遭逢个人精神史上最为沉重且意义深远的打击,他深爱着的亦师亦友、智识德性超越群伦的苏格拉底被雅典人送上法庭,遭遇审判直至饮鸩自尽。无论是对柏拉图本人还是此后的西方思想史,这一精神冲击带来的影响实在是既深且远:对民主雅典的极度反感,对政治深深的绝望和厌恶,对雅典帝国“僭主式”统治的口诛笔伐,可以说渗透在柏拉图几乎所有著作的字里行间。公元前399年,雅典审判苏格拉底,这一曾经的历史事件,通过苏格拉底的学生们的“哲学”妙笔,被逆转为一起意义深远的思想事件,以雅典为原型的“政治”及其所代表的帝国雄心,成为苏格拉底式哲学公开审判和声讨的对象。耐人寻味的是,雅典审判哲人苏格拉底前后持续不到半年,而苏格拉底的学生们审判雅典却演化为一场持续2500年的精神接力,至今似乎依然没有任何止息的迹象。
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持续27年的希腊内战,给希腊人带来空前的劫难,对希腊人的精神世界来说,这场战争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在城邦内部,贵族与平民、富人与贫民之间彼此敌视,党争倾轧,甚至走向革命,修昔底德笔下的“科西拉革命”(第260-271)正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例证。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作品,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城邦社会精神颓丧、伦理崩解的万花筒,金钱万能,投机取巧,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而在城邦之间,斯巴达与雅典两个军事政治集团,为争权夺势,开始不择手段,希腊人先前共同遵守的惯例遭到抛弃,共同制定并宣誓要遵守的条约被随意破坏,人们对神的信仰开始遭到怀疑,如今,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强权即正义,强者可以任性,弱者只能认命,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与弥罗斯人的对话”(第463-474),即是这一方面最为生动的实例。可以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带来的是希腊人精神的全面危机。
柏拉图《理想国》正是在上述历史和思想语境中写成的,柏拉图有着强烈的救世之心,从城邦秩序到灵魂秩序,都对希腊世界提出了系统的诊断和有针对性的救治方案。从精神气质来看,柏拉图与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一脉相承,而从文本内涵来看,《理想国》与《云》剧主题彼此烘托,从某种程度上说,《理想国》在格式上是对阿里斯托芬《云》剧的哲学式戏仿,是对《云》剧主题的深化和进一步发挥。
柏拉图作品总计有36部,除一部书信集外,其他35部都采用对话体裁。在希腊文学传统中,柏拉图树立了对话体的典范,对话中的人物在历史上大都有据可查,对话发生的时间、地点都能找到微妙的历史对应,可以说,在历史描述和文学创作之间,柏拉图已然做到天衣无缝。柏拉图将深奥的学理隐含在论辩式的对话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保持足够的耐心和专注,不放过其中的任何细节,反复斟酌揣摩对话者所传达的奥义,因此,我们读《理想国》,不妨将其作为哲学戏剧作品来读。
目前《理想国》中译本可选的较多,顾寿观、王杨、王晓朝等先生的译本均可参考,我们这里采用商务印书馆郭斌和与张竹明两先生的合译本。
在阅读《理想国》之前,首先需要交代一下作为苏格拉底论辩对象的智术师、作为主要谈话者的苏格拉底、以及《理想国》创作者柏拉图。
谁是“智术师”?
智术师(sophistes/sophists),又译“智者”,这是柏拉图首先使用的概念,指那些表面显得有智慧,实际只不过是卖弄假知识,显摆小聪明、玩弄小心机的人,柏拉图将这些人与真正拥有智慧的人(sophos,哲学家)区分开来。在柏拉图看来,智术师属于“有智术的人”,而不是“有智慧的人”,他们是“有智慧的人的模仿者”,他们“在言论中玩弄‘魔术’的部分,属于‘影像制作术’当中‘幻象术’的类型,也就是‘自以为是的模仿’当中伪装的、制造悖论的部分。”(柏拉图:《智者》,268c-d)中文学界采用“智术师”这一译法,意在凸显这些人的职业身份和职业旨趣。在柏拉图笔下,他们是一批以教授年轻人论辩术、演说术、法庭讼辩和修辞技艺为职业的教师,而且往往收取很高的学费,它们是“美德”(arete)和学问的零售者和贩卖者,他们经常出入于富豪之门,这些职业教师到处兜售的所谓“智术”,属于“控制的、捕猎的、捕猎动物的、捕猎录上动物的、捕猎驯服动物的、捕猎人类的、通过说服来捕猎的、私下里捕猎的、赚取酬金的、宣称提供教育的专门技艺,它把富有和显贵的青年当作猎物。”(《智者》,223b)
前面我们讨论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剧中的苏格拉底思想所就是智术师的典型。
公元前5世纪,在“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智术师(智者)运动成为一种弥漫社会各个角落的社会思潮。商业走向繁盛,财富不断增长,民主政治动员起全社会高度的政治热情。得益于伯里克利的对外开放政策,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的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在雅典汇聚。在那篇著名的国葬演说中,伯里克利不无自豪地宣称“雅典是全希腊人的学校”,各种新观念、新思想在雅典汇聚,升华提炼,继而又在希腊世界广为传播,而我们这里所讲的智术师运动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的繁荣、人员流动的频繁,各种民事纠纷、刑事诉讼纷至沓来,促使律师业的迅速勃兴;而一个人要在民主政坛有所作为,必须具备过人的演说技巧。智术师正是因应雅典社会的这一剧变的产物,他们所教授的技艺(techne/art)实用且有效,教学目的直奔主题,从不拖泥带水,因而受到年轻人的热烈追捧,实在不足为怪
智术师的代表人物包括:来自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前492-前422)、西西里林地尼的高尔吉亚(Gorgias,约前480-前370)、开俄斯的普罗狄科(Prodicus,约前470-?)、埃里斯的希庇亚(Hippias,约前443-前343)、色雷斯卡尔西顿的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前549-?)、以及来自雅典本地的安提丰(Antiphon,约前480-前411)和克里蒂亚(Critias,前480-前403)等等。
普罗泰戈拉是智术师运动的开山者,他公开收费授徒,据说普罗泰戈拉博学多能,在希腊世界闻名遐迩,自带流量,粉丝众多。普罗泰戈拉与政治家伯里克利私交甚笃,公元前444年,他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等人一道,得到伯里克利的委派,前往南意大利创建雅典殖民城市图里城(Thurii),据说普罗泰戈拉负责该城宪法的制定,柏拉图的著名对话《普罗泰戈拉》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也是其中的主要对话者。据记载,普罗泰戈拉曾以不信神的罪名被雅典法庭起诉,并被赶出雅典,其著述被公开焚毁,据说因为他向年轻人讲授不可知论,他的一篇如今仅存残篇的《论诸神》论文中就有如下表述:“关于诸神,我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他们存在还是不存在,不知诸神的启示是什么。因为很多障碍使我们无法认识诸神:他们的神秘性以及人生的短促。”
普罗泰戈拉还在《论真理》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既是‘是其所是’的尺度,也是‘非其所非’的尺度。”这一表述被认为是隐含着某种唯物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甚至个人主义的潜台词。另外,在《论对立命题》中,普罗泰戈拉提出,对任何事情,都有两种彼此对立的论证,他反对所谓“真理”(epistema/science)与“意见”(doxa/opinion)的区分,认为作为生命法则的“意见”,恰恰是真理的各个方面,所谓“善”(agathon/good),事实上并不纯粹,而是混杂、凌乱和多面的。因此,普罗泰戈拉的修辞术致力于展现两个同样严密却互不相容的推理,所谓“强论述”与“弱论述”并无绝对的标准,而在于是否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它看重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这正是阿里斯托芬《云》中“逻辑甲”与“逻辑乙”分别戏仿的原型。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在诸如联盟大会、公民大会、外交谈判等场合,修昔底德以当事者的口吻创作的大量演说辞,正是上述智术师式的对立命题(dialexeis)的生动展示。
另一位智术师色拉叙马霍斯,他是《理想国》开篇中与苏格拉底围绕正义问题展开激辩的主要人物。可以想见,《理想国》作为哲学戏剧,柏拉图肯定要对色拉叙马霍斯做戏剧化处理。在柏拉图笔下,色拉叙马霍斯显得一根筋,而且举止粗鲁,毫无教养。由于智术师们的著作大多已经散失,今天的读者要了解他们的主要依据只能通过柏拉图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在读柏拉图涉及智术师的对话时,不妨有意识地剔除掉那些被柏拉图戏剧化甚至丑化的情节,比如色拉叙马霍斯说“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我们不能凭此就武断地认为,包括色拉叙马霍斯在内的智术师都是在为现实辩护,将实然视为当然,即便其中有人认为如此,但不可以偏概全。智术师揭示现实,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认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而且,通观《理想国》,我们不难发现,色拉叙马霍斯提出的围绕正义问题的挑战,构成了整部《理想国》针对的核心问题。另外,如果大家读柏拉图另一篇著名对话《高尔吉亚》,其中有高尔吉亚的学生“卡利克勒”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对哲学非常强有力的批评和挑战,对话中代表柏拉图立场的究竟是苏格拉底,还是卡里克勒?或者这样的问题根本无足轻重,因为柏拉图创作的是哲学戏剧,戏剧的意蕴恰恰隐含在角色之间的论辩甚至冲突当中。
智术师周游列邦,巡回讲学,他们热衷政治,有的甚至担任本邦高官,如高尔吉亚就曾担任林地尼赴雅典的外交官,普罗狄科曾担任开俄斯驻雅典的外交大使,安提丰是修昔底德的老师,此安提丰正是公元前411年发生在雅典的寡头政变的幕后主使,修昔底德对他的才干赞不绝口,说他是“当时最能干的雅典人之一。他有聪明的头脑,有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辩才。” 就在同一年晚些时候,寡头政权被推翻,民主政权复辟,安提丰遭到控告,终被判处死刑,修昔底德说“他的答辩辞是自古到我这个时代最好的一篇答辩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页685)
好的,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介绍作为主要对话者的苏格拉底、以及《理想国》的创作者柏拉图。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5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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