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回忆苏格拉底》色诺芬笔下的公民苏格拉底

三联中读的朋友，大家好！

在前面的系列课程中，我们已经论及，在古希腊文学传统中，苏格拉底的形象有三：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笔下的智术师苏格拉底；柏拉图笔下的哲人苏格拉底；以及我们接下来几讲会集中阅读的色诺芬笔下的公民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透过戏谑式的喜剧手法，看似讥讽苏格拉底，实际却通过辛辣的笔调，对镀金时代市井小人们的灵魂结构做了透辟的解剖。柏拉图透过《理想国》和《申辩篇》，呈现苏格拉底作为哲人与智术师之间的精神鸿沟，同时将二者明确区隔开来，在柏拉图看来，智术师们自以为是的“智术之知”与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在见识和旨趣上有着明显的高下、正邪之分。从《理想国》和《申辩篇》，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哲人苏格拉底的超越、随性甚至狂狷，可谓跃然纸上，活灵活现。

与柏拉图笔下“极高明”的哲人苏格拉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格拉底的另一位著名学生色诺芬（Xenophon，约前430-前350），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道中庸”的公民苏格拉底形象：他温和、节制，极富常识感，大到城邦财务、奉祀神明、将兵打仗，小到家庭关系（夫妻、父子、兄弟、主奴）、财产管理、耕作稼蔷、畜牧养殖、交友事亲、个人立身行事、人生规划……苏格拉底称得上事事关心，亲力亲为。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性情温柔敦厚，对青年人的困惑有求必应，及时解惑。苏格拉底的劝勉温和中道，从不指手画脚，自视甚高，甚至剑走偏锋，苏格拉底从不像智术师那样，借助片面的深刻自我标榜，炫人耳目。苏格拉底与青年人亦师亦友，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柏拉图《理想国》卷七中，苏格拉底指出，走出“洞穴”（城邦）的哲人需要再次（被迫）下降至城邦，为城邦树立以“哲人王”统治为轴心的王道秩序。而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正是上述理想追求的身体力行者的典范，在那里，公民苏格拉底没有高谈阔论，也缺少柏拉图笔下哲人苏格拉底的令读者目不暇接的哲学思辨，而是充满悲悯的日常生活秩序重建。可以说，从著述体例到思想旨趣，色诺芬与柏拉图适成对照，相映成趣。

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的作品包括：《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辩护》（Apologia）、《会饮》（Banquet）、《经济论》（Oeconomicus，又译《齐家》）。从文学样式来看，与柏拉图的对话体裁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体裁不同，色诺芬将人物传记体裁引入哲学探讨，他的文体典雅、纯真、清新。罗马大哲西塞罗盛赞色诺芬的散文风格如行云流水，比蜜还甜，文辞晶莹质朴，人情味十足，为此，色诺芬被坊间亲切地称为“安提卡的缪斯”。色诺芬的纪传体例和精神旨趣，得到了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46-120）的全面继承和大力发扬，其精神旨趣对文艺复兴时代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利产生深远的影响。

据罗马时代的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200-250）记载，色诺芬生性腼腆，体貌丰伟，据说苏格拉底一次与少年色诺芬偶遇，苏格拉底伸出手杖挡住色诺芬的去路，问他在哪里可以买到各种食物，得到回答后，苏格拉底接着追问：在哪里人们可以变得美好善良？少年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于是苏格拉底说：那么，就跟我来学习吧！从此，色诺芬便成了苏格拉底的学生（《明哲言行录》，2.48）。

据色诺芬《会饮》（Banquet）记载，色诺芬本人曾参与公元前424年雅典与斯巴达在雅典北部要塞狄里昂（Delium）的战役，当时作为骑兵队队员与苏格拉底并肩作战，色诺芬撤退时不慎落马，被苏格拉底营救得以保命。

与毕生献身哲学的柏拉图不同，色诺芬一生戎马，俨然一位游走希腊世界的游侠骑士，从波斯宫廷权力斗争到斯巴达政坛中枢，色诺芬均涉足期间，既是目击者也是亲历者。色诺芬有一位密友，此人是智术师高尔吉亚的学生，与波斯王子小居鲁士私交甚笃，在他的引见下，色诺芬作为希腊雇佣军首领之一，加入小居鲁士的阵营，小居鲁士与其兄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围绕大位继承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最终遭遇重挫。作为小居鲁士的支持者，色诺芬率领希腊雇佣军万人大撤退，有关经历色诺芬在其《长征记》（Anabasis，又译《居鲁士上行记》）有详细记述，时间在公元前401年至前400年期间。

公元前399年，即苏格拉底遭遇控告并受审的那一年，色诺芬率领这支死里逃生的雇佣军投靠斯巴达，并调转矛头对波斯作战。公元前396年，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被派往小亚细亚指挥对波斯作战，色诺芬很快与国王成为至交，并担任其幕僚。关于国王阿格西劳斯，色诺芬有传记作品《阿格西劳王》存世。公元前395年，雅典与波斯结盟，色诺芬因投靠斯巴达之罪（Laconism）遭到雅典放逐，个人财产被罚没。同年，色诺芬还参与了斯巴达针对底比斯和雅典联军的战役。公元前371年，琉克特拉（Leuctra）战役，底比斯大败斯巴达，斯巴达在希腊的霸权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369年，面对日益强大的底比斯，斯巴达与雅典再度化敌为友，与此同时，当年针对色诺芬的放逐令也被取消。

据说色诺芬晚年定居科林斯，专心著书立说，续写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名为《希腊志》（Hellenica），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并称“史学三杰”；色诺芬酷爱赛马、打猎，钻研排兵布阵的战术，著有《统治术》《御马术》《狩猎术》(Cynegeticus)、《骑兵术》（Hipparchicus）等专论；还有专门论述斯巴达和雅典政体的著作《斯巴达政制》《雅典政制》；

色诺芬与柏拉图同出苏格拉底师门，尽管都对苏格拉底敬仰有加，两人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色诺芬很早便步入政坛，担任军事要职，与希腊世界政坛要人交往密切；青年柏拉图曾满腔政治热情，晚年也不忘初心，希冀一试身手，无奈败兴而归，柏拉图虽然立功不成，立言却终得大成。

据说色诺芬与柏拉图彼此关系并不友好（《名哲言行录》，3.34），从两人的著作可以发现，两人似乎处处在暗暗较劲。针对柏拉图的《申辩篇》和《会饮篇》，色诺芬也写了类似的著作：《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会饮》；针对柏拉图的《理想国》，色诺芬著有《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又译《居鲁士劝学录》），而针对柏拉图的《政治家篇》，色诺芬著有《希耶罗或僭政》。在这两部著作中，色诺芬分别以波斯帝国的开国者居鲁士大帝（前590-前530）和叙拉古僭主希耶罗（Hiero，生卒不祥，约公元前467年去世）为轴心，从政治家的视角讨论政治本身，揭示政治人（统治者）面临的现实处境和心境。这与柏拉图从哲学角度审视政治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而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对所谓居鲁士的教育的故事含沙射影地提出了批评，他透过“雅典客人”之口指出，居鲁士尽管是位好司令官和忠诚的爱国者，但“甚至在表面上他都没有考虑过正确的教育的问题；至于家务管理么，我敢说他决不会给予一丁点的注意。”（《法律篇》，694C）

在苏格拉底的几位著名弟子当中，如果说亚西比德代表“政治”一极，柏拉图则代表“哲学”一极，那么，色诺芬可以说居其间，从思想到行动，色诺芬试图调和政治与哲学，沟通理论与实践。在色诺芬心目中，哲人苏格拉底与政治人居鲁士可以实现有机的结合。尽管色诺芬的著述不像柏拉图那样言旨高远，壮怀激烈，充满哲学思辨，但从精神气质来看，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或许更接近公民哲人苏格拉底。

读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我们这里采用商务印书馆吴永泉先生的中译本。

苏格拉底的立身之道：引进新神？败坏青年？

《回忆苏格拉底》在形式上是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生平的记述，其核心旨趣是针对苏格拉底遭到的两项指控的反驳，可以说，它是以传记体裁写成的为苏格拉底的辩护。从内容上看，色诺芬《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可以作为《回忆苏格拉底》的尾声，只不过色诺芬并非当时庭审现场的目击者，因此一般单独成篇。

《回忆苏格拉底》开篇即针对雅典人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两项罪状：即“苏格拉底的违反律法在于他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神；他的违法还在于他败坏了青年。”（1.1.1）

针对苏格拉底不敬神的指控，色诺芬指出，苏格拉底不仅经常在家里和城邦公共祭坛献祭，而且从事占卜，他时常说自己受到神明指教，并非时人误解的什么新神，而是与一般人预兆吉凶行事并无不同，而且那些听取了苏格拉底劝告的人都得益，那些些未理睬的事后都后悔不已。凡是人的智力通过学习能够掌握的，诸如建筑、耕作、持家、管理等等，问神则是不敬的；而对那些神力依然发挥作用的事情上，却依然相信一切尽在人力掌握，他们与那些人力显然能够掌握却一味问神，都是疯子一般。苏格拉底指出：“人的本分就是去学习神明已经使他通过学习可以学会的事情，同时试图通过占兆的方法求神明指示他那些向人隐晦的事情，因为凡神明所宠眷的人，他总是会把事情向他们指明的。”（1.1.9）

苏格拉底经常出没于公共场所，没有人发现他有任何不敬神明的言行。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术师哲学家们整天仰望星空，研究宇宙本源、天体物理，高谈阔论，是其所非，非其所是，彼此争吵不休，该怕的不怕，不该怕的却怕得不行！而苏格拉底关心的却是地上的人间事务，他关心并考察的都是和人直接相关的问题，诸如：“什么事是虔敬的，什么事是不虔敬的；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什么是精神健全的，什么是精神不健全的；什么是坚韧，什么是懦怯；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家的风度；什么是统治人民的政府，以及善于统治人民的人应当具有什么品格。”（1.1.16）

苏格拉底尊奉誓言，在雅典民众为情绪左右，处死阿吉努赛海战（前406年）指挥官，作为人民大会主席，苏格拉底不惜触犯众怒，毅然投票反对。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在做，天在看，神明无所不在，将一切关于人的事向人指明。

针对苏格拉底遭受的败坏青年的指控，色诺芬指出，像苏格拉底这样高度自律之人，居然被指败坏青年，实在匪夷所思！苏格拉底热爱德行，给人希望，他节制饮食，注重健康，生活简朴，开放讲学，从不像智术师那样收取高额学费。苏格拉底与人为善，凡和他结交并深受其益者，都勉力进德。指控说苏格拉底经常传播颠覆言论，诸如轻视现行法律，讽刺民主制度将那些不配其位者推上统治地位，激起青年人对民主政治不满，唆使他们诉诸暴力。但色诺芬指出，苏格拉底具有高度的理智修养，总是善意说服，他孑然一身，没有任何党羽，怎么会热衷暴力流血？指控者说，克里蒂亚（Critias）组织三十僭主政府，残暴任性，杀人如麻；亚西比德强横傲慢，悍然投敌叛国，祸国殃民，而他们俩都曾与苏格拉底过从甚密，指控者进而认定两人正是被苏格拉底教坏的。对此，色诺芬反驳指出：这两人给国家带来的祸害不容否认，但他们都是野心勃勃之人，当初，他们与苏格拉底结交，其动机根本就不是要实践苏格拉底式的节制，而是旨在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们与苏格拉底交游期间尚能自我节制，而一旦离开苏格拉底，他们便放任自流，克里蒂亚与那些不义之人同流合污，而亚西比德生就一副帅哥胚子，迷倒了一大批穿红戴绿的贵妇，逗弄得她们整天神魂颠倒；亚西比德能说会道，善于结交，追捧艳羡者不计其数；加之亚西比德门第显赫，腰缠万贯，富可敌国，这就使得亚西比德经常飘飘欲仙，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将自制抛诸脑后。由于离开了苏格拉底，亚西比德和克里蒂亚近墨者黑，德行败坏，这怎么能赖在苏格拉底头上嘛！况且，苏格拉底不但身正为范，而且公开谴责克里蒂亚对尤苏戴莫斯（Euthydemos）的淫欲，克里蒂亚因此对苏格拉底怀恨在心，并伺机报复，克里蒂亚遂将“群众指责一般哲学家的话归在苏格拉底的身上，借以在人民面前毁谤他”（1.2.31）。眼见克里蒂亚等人大权在握，施行虐政，苏格拉底予以谴责，这就招致克里蒂亚的嫉恨，禁止他与青年讲论。

针对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的指控还包括：诸如他使门人轻视父母、亲人和友人，关于赫西俄德、荷马的诗句的解释，色诺芬一一纠正了相关方面的误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凡是无意识的东西就是无价值的，他劝勉各人要努力尽可能地使自己成为聪明有用的人，无论他所希望的是否受到父母兄弟或别人的器重，他总不可信赖亲属而忽略培养自己，而是应当努力使自己对于那些他所器重的人有所裨益。”（1.2.55）苏格拉底不仅号召人们积极做事，同时强调说，“只有那些做好事情的人才是真正地在工作，才是真正有用处的工人。” 而且，苏格拉底从未像被指控的那样对人民群众有任何不恭的言行，而是认为任何对国家、人民和军队没有帮助的人，都应当靠边站，色诺芬在此还特别提到雅典远征西西里的将军尼西阿斯，语带讽刺，尼西阿斯表面上将自己打扮成人民的好朋友，甚至不惜用金钱贿赂民众，但他并未作出对雅典人真正有益的事情。与尼西阿斯不同，尽管苏格拉底从不讨好取悦民众，但他才是人民的诤友，他不取分文，以自己丰富的学识言传身教，使来学者变得更好：“苏格拉底在其和别人的交往中对他本国所作出的贡献比因其对拉开代莫（斯巴达）人的贡献而享盛名的李哈斯（尼西阿斯）要多得多。的确，尼西阿斯在儿童欢舞节款待了那些到斯巴达来的外乡客旅，但苏格拉底则是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最大限度地嘉惠了那些愿意领受他的教益的人们，他使那些从他游学的人在何他分手的时候都成了更好的人。”（1.2.61）

综上，色诺芬结论指出，苏格拉底不仅没有像起诉书所指控的那样不敬神，反而比别人更崇敬诸神，不仅没有败坏青年，而且预先消除了门人中某些干坏事的企图（如对阿里斯托底莫斯的规劝，卷一，第四章），劝勉他们追求德行，齐家治国。有鉴于此，苏格拉底非但不应该被处死，反而应该受到国家的尊崇。这与柏拉图《申辩篇》中“苏格拉底”的自我辩护可谓彼此呼应，异曲同工。

好的，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进一步了解公民苏格拉底的自制、为政之道以及苏格拉底和小伯里克利的对话。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7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