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篇》的文本结构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这节课我们讨论苏格拉底的哲学使命和他的生死观。
苏格拉底的哲学使命
在驳斥了两批人的诬陷之后,苏格拉底转向正面讲述自己的哲学使命,他首先以史诗英雄阿喀琉斯自况,一个有价值的人在行事时首先考虑的绝非生死,而是行为是否正义,是非曲直。每个人都应当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本份,苏格拉底坦承自己曾经作为战士,不惧危险,坚守阵地。如今神灵为他安排新的岗位,献身哲学研究,考查自己也考查别人,我苏格拉底不会由于怕死或其他原因擅离职守,既然没有人知道死是不是人的最大幸福,所以怕死就是强不知以为知,以不智慧为智慧,我苏格拉底既然不知道死后之事,所以“我决不害怕或者躲避那些我不知道好坏的事,只害怕那些明知道坏的事。”(29C)即便雅典人以放弃哲学为条件释放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声称自己会在神灵(灵机)与雅典之间毅然选择服从神灵,只要一息尚存,便奋斗不止,“决不会放弃哲学,决不停止对你们的劝告,停止给我遇到的你们任何人指出真理。
”以智慧和力量闻名的雅典,汲汲于钱财、名声和尊荣,却将智慧、真理和自己的灵魂抛诸脑后,既然神灵赋予我苏格拉底特殊使命,我苏格拉底就忠实执行神的命令,这必定是雅典城邦最大的好事,“因为我来来往往所做的无非是劝告各位,劝告青年人和老年人,不要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和财产,轻视自己的灵魂。……美德并非来自钱财,钱财和一切公共福利都来自美德。”(30B)此时,法庭现场再次一片哗然,苏格拉底继续说,如果杀了我,雅典人蒙受的损失要大得多,因为我苏格拉底正是神灵赐给雅典人的恩典,如果将雅典比作一匹过于肥大的骏马,苏格拉底就是附着在这批马身上使其焕发精神的牛虻,“我想是神灵把我拴在城邦上的,具有这样一种资格,可以走来走去,激发、催促和责备你们每一个人,整天不停地到处紧跟着你们。”(31A)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既然你苏格拉底关心城邦,为何不索性去从政?对此,苏格拉底说自己的精灵反对他从政,而且他自认为反对很有道理,若自己从政,早就性命不保,“因为一个人如果刚正不阿,力排众议,企图阻止本邦做出许多不公不法的事,就很难保全生命。一个人如果真想为正义而斗争,又不想活一个短暂的时间,那就只能当一名平头老百姓,决不能做官。”(32A)接着苏格拉底举了两个自己在政治场的亲身经历,说明无论是在民主统治还是在僭主统治之下,都充斥着不正义,而且经常迫使正义的人也与他们同流合污!至此,苏格拉底结论指出:“在我这一辈子里,无论在私事上,还是在公事上,在我参与公务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在某人对错的问题上作过丝毫让步,哪怕是对那些被我的仇家指为我的弟子的人(三十僭主头目克里蒂亚)。其实我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人的老师。不过,如果有人要听听我怎么讲,怎样执行我的使命,不管你年轻年老,我从来不拒绝。我也不是收了费才谈,不见钱不谈,而是对富人和穷人同样效劳。”(33A)
依照庭审程序,苏格拉底可以针对原告提出的量刑进行第二轮申辩,被告在承认有罪的前提下,可以提出自己认为应得的刑罚,诸如无期徒刑、罚款、流放等等。按照常规,被告会在这一轮使出浑身解数,搜罗各种能够博取陪审法官同情的理由,诸如上有老、下有小,抛下寡妻无枝可依,甚至一哭二闹三上吊,等等,从而求得法庭从轻发落。这在苏格拉底看来,实在是丑陋且可鄙之举,不仅使个人丢脸,实在是城邦的耻辱,是破坏法官公正判决的枉法徇情的可耻举动(35A)。
苏格拉底非但坚决拒绝这种乞怜的丑剧,反而更加理直气壮,在《申辩篇》第二部分,苏格拉底对自己的品行作出如下鉴定:“我这个人,一辈子忙忙碌碌,无意于多数人所关注的事情,不图钱财,不治生业,不当将帅,不求闻达,城邦里喧腾的种种热门活动,诸如宦海浮沉,勾心斗角,党同伐异等等,一概不闻不问,自以为忠厚有余,参与那些事情必定难以自保,因而避开我不能有益于人也不能有益于己的那些场合,一心为你们每个人作出我认为最大的服务,千方百计说服各位关心你们自身,关心自己尽可能地臻于完善和智慧,不要只想个人的琐事,要关怀城邦本身,不要老想城邦的琐事。”(36D)
有鉴于此,苏格拉底认为自己非但无罪,反而对雅典人有恩,自己非但不应受罚,反而应得到奖励,那就是让他在国宾馆免费用餐,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他对雅典人的功绩远远超过那些在奥林匹亚赛会上赛车赛马的获胜者,如果说那些获胜者带给雅典人的快乐只是表面的快乐,那么我苏格拉底带给雅典人的才是真正的快乐;苏格拉底说,自己也不会提出某种期限的狱中徒刑,以取代被一般人认为最为可怕的死刑,因为他深信自己从未害人,自然不会害自己,让自己被关在牢里,沦为典狱官的奴隶;放逐吗?既然雅典人都受不了自己的言行,其他城邦肯定也不会容忍,迟早也会被那些整天听他说话的青年人的父母轰走;保持沉默吗?那我苏格拉底还是苏格拉底吗?苏格拉底若保持沉默,那就是不服从神灵,“人所能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天天谈美德以及你们听见我谈的东西,对自己和别人进行考察,不经考查的生活式不值得过的。”(38B)罚款吗?如果我苏格拉底有钱,当然愿意缴,毕竟金钱对我苏格拉底并不构成任何损害,“可是事实上我没钱,除非你们愿意把数量定在我缴纳得出来的范围内。我也许可以缴纳一两银子。所以我建议罚这么多;不过,雅典公民们,柏拉图、格黎东(克力同)和阿波罗陀若在这里叫我提出三十两,说他们可以担保。因此我建议罚这个数目,他们为我担保缴纳。”(38C)
哲人苏格拉底的生死观
听到这段漫不经心甚至带有些许轻蔑的量刑答辩,如果你是坐在陪审席上的一位陪审官,将会做何感想?雅典法庭显然被苏格拉底这番数落激怒,投票认定苏格拉底有罪的人非但未减少,反而增加了80票,最终以360:140判处苏格拉底死刑。面对死刑判决,苏格拉底发言锋芒并未稍减,《申辩篇》最后一部分可以说是哲人苏格拉底的临终告白。苏格拉底预言,雅典将为处死苏格拉底这个智慧之人落千古骂名。对那些投票赞成处死他的人,苏格拉底说,自己之所以被定罪,不是因为我苏格拉底理屈词穷,而是自己不愿意厚颜无耻,不愿意用语词迎合甚至讨好陪审官的好恶,“我并不认为我在危险之中应当去做那不配自由人做的事,现在也不懊悔自己作了那样一个申辩,倒是宁愿作了那种申辩而死,不愿作出另一种申辩而生。因为不管在法庭上还是在战场上,我或者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不择手段地谋求免死。……逃避死亡并不很难,逃避邪恶却难得多,因为邪恶跑得比死亡快。……现在我要走了,因为被你们宣告有罪而判处死刑;他们也要走了,因为被真理宣告为卑鄙龌龊、颠倒黑白。……杀害我的各位啊,我跟你们说,我死以后,惩罚立刻就来到你们身上,其酷烈的程度,皇天在上,要远远超过你们加在我身上的死刑。”(39D)
对于那些投票主张释放他的人,苏格拉底说,时常伴随左右指导自己行动的灵机,并未阻止他来到法庭,那就说明“我所遇到的这件事毫无疑问是件好事,我们中间认为死是坏事的人肯定弄错了。……我们……很有理由希望死是一件好事。因为死的状态有两种可能:死可能是绝对的虚无,死者全无知觉;死也可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灵魂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40D)
最后,苏格拉底转向审判官们,叮嘱他们要切记如下真理:“一个好人无论在生时或死后都不会遇到不祥,神灵并不忽视他的幸福。……现在我们各走各路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清楚,只有神灵知道。”(42A)
通观柏拉图的《申辩篇》,我们不难发现,通篇渗透着哲人苏格拉底的狂狷之气。这无疑出自柏拉图的如椽之笔的创作加工,不可作为当年审判场景的实录,苏格拉底另一名弟子色诺芬也有《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申辩》存世,相关记述的语气与柏拉图相比要温和许多。多数研究者认为色诺芬的记述更接近当时的庭审实际,但问题是,色诺芬本人当时并不在雅典,他的记述也是间接引述。
不过,柏拉图另一篇对话《克力同》倒是与《申辩篇》形成鲜明对照,其中的苏格拉底俨然一个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得知克力同等一帮学生已经买通狱卒并为他安排妥当避难之地后,苏格拉底转而站在雅典城邦和雅典法律的角度劝说克力同等人放弃这种以怨报怨的不义之举。与《申辩篇》中的哲人苏格拉底不同,《克力同篇》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地道的公民苏格拉底形象,哲人苏格拉底超越、纯粹、甚至显得有些固执,不通人情世故,而公民苏格拉底则显得温和、节制,思前想后,行为有度。这恰好呼应了《理想国》第七卷著名的洞穴比喻,哲人需要摆脱城邦,超越政治,走出洞穴的哲人不是选择明哲保身,而是出于城邦的好处再次进入洞穴,成熟地关心政治,关心现实人类事务,想方设法改善社会的道德状况,既能“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又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既能“极高明”,又能“道中庸”。而能够集中呈现哲人苏格拉底“道中庸”的一面,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
好,读完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篇》,我们接下来会进入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
原著版本推荐
《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 译,商务印书馆,2019-06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 译,华夏出版社,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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