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亚西比德的“叛国”与“爱国”

上节课我们提到，对于亚西比德的政治生涯来说，西西里远征将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在远征前夕，亚西比德和尼西阿斯两人的权力斗争达到了白热化，雅典帝国的事业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场景二：远征西西里前夕的雅典公民大会辩论

远征西西里，直接牵涉雅典帝国的生死存亡，成败在此一举。由于西西里远征最终失败，我们很容易逞所谓“后见之明”，认定西西里远征本身是雅典的一个重大战略失误。

事实上，战争进入第16年，即415年，希腊本土战事已经陷入胶着状态：雅典先在派娄斯战役（前425年）中取得主动之后，斯巴达之后却在安菲玻里（前424年）战役中占得先机。对于战争双方而言，《尼西阿斯和约》仅仅是一个缓兵之计，从双方在执行协议条款过程中的半心半意，即不难发现，这种和平格外脆弱，更恰切地说是一种冷和平。实际上，《和约》期间，双方同盟国之间的战争一直在持续。因此，远征西西里，并非战略选择的重大错误，而是具体执行该决策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出现严重脱序，其中的因素很多，当然首先要直接归因于雅典政坛的紊乱、政客间的恶斗。

从整个战局进程来看，对于雅典来说，远征西西里，是发挥自身强大海军优势，摆脱战争僵局，开辟第二战场，进而实现战略突围的唯一选择。 

我们这里不妨回到亚西比德与尼西阿斯之间的权力角逐上：尼西阿斯一生戎马，个人可谓功成名就，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全身而退，晚节得保，所以极力反对这次军事冒险；而对个人政治生涯正在上升期的亚西比德，西西里远征无疑是提升并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最佳时机。这当然是两人各自的直接动机，但这样的私人动机在公民大会上是摆不上台面的，而要说服公民大会上的民众，必须从雅典面临的战略形势出发，评估是否有必要出征西西里。不过从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中，很容易嗅到两人权力斗争的“火药味儿”，我们这里不妨从中摘取两段：

尼西阿斯：“无疑地，坐在此地的，有人因为当选为将军而高兴，他完全为着自私的理由，劝你们远征——尤其是因为他还年轻，不能负担这个任务，所以他更会这样做。他想使人因为他所养的好马而羡慕他；因为这是很花钱的，他想从他的职位中取得利益。你们也要提防他，不要使他有机会为着他自己的辉煌的生活而危害国家。你们要记着，对于这样的人，国家的失政常常和个人的奢侈是连在一起的；也要记着，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不是一个青年人可以匆匆决定而实行的。”（页487）

尼西阿斯的攻击，直接针对亚西比得的“政治软肋”，即他还太年轻，缺乏经验和判断力，这必然触动了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于是，亚西比德针锋相对，不依不饶——

亚西比德说：“雅典人，因为尼西阿斯向我攻击，我开始就应当说话，我比别人更有权利作将军，我认为我是无愧于这个职位的。至于所有关于攻击我的论据，那只是一些给我的祖先和我自己，同时也是给国家的利益带来光荣的事情。过去有一个时候，希腊人以为我们的城邦已被战争所摧毁，但是因为我作为雅典的代表，在奥林匹亚赛会中，表现得豪华富丽，他们才开始把我们城邦的伟大，估计得超乎实际情况之上。……因为我的年轻和我做的这种人家以为不可思议的蠢事，我认为我有正当的理由可以应付伯罗奔尼撒人的势力，我所表现的活动力使他们信任我和采纳我的意见。所以不要因为我年轻而害怕我，但是我有青年人的勇气，而尼西阿斯有幸运的声名，你们能够善于利用我们每人所能贡献的。不要因为我们将在那里对付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变更远征西西里的心思。”（页489-490）

雅典远征军最终安排了三位统帅，他们依座次分别为：尼西阿斯、亚西比德、拉马卡斯。若仅仅从军事上考虑，这一组合可以说是当时的最佳组合：尼西阿斯的稳健、亚西比德的机智、拉马卡斯的果敢，假如三位将军能够精诚合作、相互配合，拿下西西里是完全可能的。

只可惜，事实却与雅典人的主观期望的恰恰相反。

亚西比德的“叛国”与“爱国”

作为政治人物，亚西比德在重大政治关头所做出的抉择，不仅影响到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更直接牵动了雅典帝国的命运。我们完全可以将亚西比德作为一个“窗口”，借以观察和反思民主雅典和雅典帝国的兴衰沉浮。

公元前415年雅典远征西西里，既是亚西比德个人政治生涯的重大机遇，更是雅典人的帝国事业的关键时刻。然而，远征却成为亚西比德命运发生惊人颠转的开始，更成为雅典帝国命运急转直下的转折点。在个人政治抱负蓄势待发的当口，亚西比德被无端栽赃陷害，壮志未酬，在人生快达顶峰的那一刹那，亚西比德被重重地摔至谷底。

公元前415年，正当远征军整装待发之时，一夜之间，雅典城内大多数赫尔密石像遭破坏。赫尔密神（Hermes）作为古代希腊十二主神之一，被视为众神的信使，雅典人将其奉为商业的守护神，在雅典人的住宅入口处、交叉路口都树立有赫尔密石像，供人们随时祭拜。石像被毁事件一时间在雅典城内引起普遍恐慌，各种谣言满天飞：有人说这是远征西西里的不祥之兆，有人怀疑城内有人阴谋推翻民主政治，妄图复辟僭主政治……兹事体大，雅典官方悬出巨额赏金，缉拿人犯，无论本邦公民、外邦人还是奴隶，只要发现关于这起渎神事件的任何蛛丝马迹，皆可匿名告发。

这为那些趁机捞取油水、公报私仇的不法之徒提供了良机，他们索性无中生有，编造情节，而且振振有辞，雅典城内一时人心惶惶，雅典人陷入空前的歇斯底里式的恐惧之中，许多人索性“坦白从宽”，通过主动“告密”以表明自己的无辜，无端构陷、先发制人被视为勇敢，尊重事实、正直不阿却被等同于懦弱。修昔底德这样写道：“他们不考验告密者的品质，把所听到的一切都当作怀疑的理由，根据一些流氓所提出的证据就逮捕一些善良的公民，下之狱中，他们认为最好的是这样追查到底，被告发的人，不管他的名行多么好，也不能因为告发者的品行坏而逃避审问。”（页547）

面对政敌的指控和舆论一边倒地怀疑，亚西比德在公民大会上痛陈利弊，公开表示愿意配合调查，接受审判，有罪正法，无罪释疑，如果让他带着嫌疑的指控领兵出征，本身就缺乏明智，于国家也会后患无穷，蓄意拖延此案，无疑是那些对他怀有私人仇怨的人的恶毒阴谋。

然而他的政敌深知，若不抓住这次机会将亚西比德彻底搞倒，一旦他在西西里取得战功，政治声望和权力根基将会更加稳固，那时他们必然任人宰制，甚至性命不保。因此，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各种借口拖延案件的审判，力促亚西比德马上出征，因为当亚西比德本人不在雅典的时候，他们更容易为他罗织罪名。

亚西比德带领远征军刚到西西里立足未稳，奉雅典国内政敌之命将他召回的船只便已赶到，回程途中，亚西比德逃脱，最终在斯巴达人的动员下叛逃至斯巴达，亚西比德在回程中如此轻易地逃脱，究竟是被押解者故意放跑的还是亚西比德真的有三头六臂，修昔底德未向读者透露个中原委，但叛逃本身在客观上对亚西比德无疑是雪上加霜，这自然会让不明真相的雅典群众产生如下联想：原来亚西比德早有预谋，看来当初对亚西比德的怀疑绝非无中生有，亚西比德逃避审判正是由于他做贼心虚、畏罪潜逃的铁证，多亏发现及时，先发制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样，亚西比德的政敌们可谓一举两得：既搞倒了私敌亚西比德，也为自己赢得了民主政治的坚强捍卫者的美名，真可谓大获全胜。

就这样，雅典城内的这起赫尔密石像被毁案，一项莫须有的罪名最终被做实在亚西比德身上，而该事件也成为导致雅典帝国走向覆亡的一连串事件的直接导火索：事件引发恐慌，亚西比德政敌趁机栽赃陷害，远征军到达西西里立足未稳，雅典法庭欲召回亚西比德受审，亚西比德自感凶多吉少途中叛逃至斯巴达，将雅典在西西里的作战计划和盘托出，同时就如何进一步对付雅典向斯巴达献策，而在雅典西西里惨败后，亚西比德积极帮助斯巴达策反雅典同盟国暴动。

眼见斯巴达人不再信任自己，亚西比德便逃往波斯，向波斯人献策，在斯巴达和雅典之间采取平衡策略，使希腊人彼此消耗，波斯人从中坐收渔利。亚西比德机关算尽，不惜挑起雅典内部革命，借以重返雅典，施展抱负，可惜长期外战伴随着内讧，早已使雅典国力大损，大势已去，而长期流亡在外的亚西比德纵有天纵之才，也回天乏术。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计八卷，亚西比德成为后三卷的核心人物，其中第七卷虽然他本人未出场，但斯巴达在西西里的战略部署，均源自亚西比德的幕后策划，他应该是导致雅典西西里惨败的“幕后导演”。他被雅典法庭缺席判处死刑，个人财产遭罚没，政敌对他肆意诋毁，妻离子散，曾经的雅典骄子被迫亡命敌国，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真可谓转瞬之间冰火两重天。

身陷此境，亚西比德心中不能没有怨怼，对此，他自然不会束手就擒，善罢甘休，认命服输。而是游走于斯巴达和波斯，想方设法报复雅典（准确地说是政敌），祖国对他不仁，休怪他亚西比德对祖国不义！对此，亚西比德理直气壮、义正词严：“我所爱的雅典不是那个现在迫害我的雅典，而是那个我常在其中安稳地享受公民权利的雅典。我现在进行攻击的国家，对我来说，似乎已经不再是我的了；我要努力恢复我过去的国家。真正爱国的人不是那个当他非正义地被放逐的时候还不攻击它的人，而是那个不顾一切，努力想恢复它的人。”（页549）

对亚西比德来说，“爱国”与“叛国”非但不相矛盾，而是互为表里、彼此彰显。祖国雅典曾为亚西比德提供了施展个人政治抱负的舞台，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有所作为的时候，却无情地将他赶下了这个舞台，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亚西比德无法面对更不会接受，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从前415年至前404年），机关算尽，付出的所有艰辛和努力，都是旨在扭转这一命运。

公元前407年，亚西比德带领舰队回到雅典，据续写修昔底德战争史的色诺芬记载，当他乘船进入庇里犹斯港时，许多雅典人蜂拥而至，争相一睹这位声名赫赫的亚西比德。雅典人一致推举亚西比德为全军总司令，并授予他绝对权力，期待他能够重振已经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雅典。然而，八年的流放在外早已使亚西比德在雅典失去了稳定的政治根基，雅典人在极度艰难时刻对“救世主”的强烈渴望，其背后却是对亚西比德高度的警惕和怀疑，诺提昂（Notium）海战中，由于部下的贸然出击，导致失败，雅典人迁怒于亚西比德，亚西比德被剥夺将军职位，再次流亡。公元前404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二十七年的战争以雅典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同年，在雅典执政的“三十僭主”和斯巴达的共同策划下，亚西比德在弗里吉亚（Phrygia）遇刺身亡。

在亚西比德被刺之后的第五年即前399年，雅典哲人苏格拉底也因自己一直钟情的这位学生而受到牵连，他被雅典法庭以“败坏青年，另立新神”两项罪名判处死刑，有关这对师生之间，令后人念兹在兹、回味无穷的故事，柏拉图在其两篇著名的对话《会饮篇》和《亚西比德篇》中有生动描绘。

亚西比德以自己的“不义”回报雅典人（政敌）的“不仁”，对于雅典帝国事业的中辍、希腊世界孕育中的帝国新秩序的沦陷，究竟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对此，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着重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