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兴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天祥方饭五坡岭,张弘范兵突至,众不及战,皆顿首伏草莽。天祥仓皇出走,千户王惟义前执之。天祥吞脑子,不死。邹㵯自颈,众扶入南岭死。官属士卒得脱空坑者,至是刘子俊、陈龙复、萧明哲、萧资皆死,杜浒被执,以忧死。惟赵孟濚遁,张唐、熊桂、吴希奭、陈子全兵败被获,俱死焉。”
“天祥吞脑子,不死”。读史至此,对文天祥的自杀方式及结果颇有疑惑。明人徐渭曾感叹,“脑子不灵尤怪事,竟将腔血洒燕京”。鉴于文天祥吞脑子自杀事多被一笔带过,何为脑子、为何要吞脑子自杀、脑子为何不灵等问题欠缺考察,特撰文讨论。
文天祥像
文天祥吞脑子自杀
文天祥是兴兵抗元的代表人物,前引文出于元修《宋史·文天祥传》,代表一方说法。文天祥自己曾多次提到吞脑子自杀事,如《临江军》诗后记“予尝服脑子二两不死,绝食八日又不死,竟不晓其何如”。《告先太师墓文》后言“余尝服脑子二两不死,绝食八日又不死,未知死何日,死何所,哀哉”。《南海第七十五》记述,“余被执后,即服脑子约二两,昏眩久之,竟不能死”。《宋少保右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纪年录》正文为文天祥狱中自书,亦云“为虏骑追及于道,军溃被执,服脑子不死”。还有未明言的地方,如《与方伯公书》提到“当仓皇时,仰药不剂”。
文天祥吞脑子自杀是在“为虏骑追及于中道……不为备,仓促溃散,遂被执”的状况下发生的。《纪年录》引邓光荐《丞相传》云:“军溃被执,求死于锋镝不可得,服脑子,以必得冷水乃死,告监者以渴甚,于田间蹄涔中掬水饮之。时公病目旬余,遂泄泻,而目愈,竟不得死。”这段记述提供的信息有,一是天祥在“军溃被执”“求死不得”后才服脑子,吞脑子可能是他在丧失其他自杀手段后的急智。二是时人存在“服脑子,以必得冷水乃死”的认识。三是除了文天祥提到的“昏眩久之”外,他还有“遂泄泻,而目愈”的身体反应。邓光荐是文天祥被俘后密切接触的人物,其记述的细节具有一定采信价值。
刘岳申《文丞相传》言:“天祥方饭客五坡岭,步骑奄至,天祥度不得脱。即取怀中脑子服之,众拥天祥上马。天祥急索水饮,冀速得死。已乃暴下,竟不死。”这段记载言吞脑子在被俘之前,按天祥本人的叙述,很明确是在被俘后。刘岳申点明“脑子”存放于文天祥怀中,这是“脑子”在紧迫关头用作自杀的便利。记载提及的文天祥“急索水饮”行为,以及天祥“暴下”的身体反应,与邓光荐的记述大体吻合。总之,这是一次失败的自杀,文天祥从此再无自由。
文天祥之前的吞脑案例
文天祥不是第一个吞脑子的人。北宋钦宗时当过宰相的唐恪,死因疑与脑子有关。靖康二年金军入汴京,“逼百官立张邦昌,令吴开、莫俦入城取推戴状,恪既书名,仰药而死”。那么他服的是什么药呢?“或云服脑子,或云服大黄而死”。此记载虽不能坐实唐恪是吞脑子而亡,但可以侧面反映时人有服脑子、大黄可致死的一种认识。绍兴十七年苏庠卒,据曾慥的《跋苏养直词翰》,苏庠早些年就“死”过一次。当时他“醉后食蜜雪和龙脑,一夕暴下而卒”,幸亏亲人记得罗浮黄真人曾送给苏庠一枚金丹,急给其服下,苏庠“即苏。自是康健异常”。此例如属实,则是冷水与脑子同服会导致暴下乃至死亡认识的一个佐证。
权相贾似道和门客廖莹中也与吞脑子自杀扯上了关系。《山房随笔》载:“虎臣一路凌辱,至漳州木绵庵,病泄泻,踞虎子欲绝。虎臣知其服脑子求死,乃云:‘好教作只恁地死’,遂趯数下而殂。”《山房随笔》比之《齐东野语》《宋季三朝政要》等对贾似道之死的记述,多出了似道“病泄泻,踞虎子欲绝”的细节,而为何“泄泻”呢,则是因“服脑子求死”。《山房随笔》的这个细节真假难断,不过依旧体现了时人有服脑子会导致暴下泄泻乃至死亡的认识。
《癸辛杂识》“廖莹中仰药”条云:“廖归舍不复寝,命爱姬煎茶以进,自于笈中取冰脑一握服之。既而药力不应,而业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热酒一杯饮之。’姬复以金杯进酒,仍于笈中再取片脑数握服之。姬觉其异,急前救之,则脑酒已入喉中矣,仅落数片于衣袂间。”在交代几句后,廖“言未既,九窍流血而毙”。廖莹中初服冰脑不效,以酒再送服遂暴毙,是这段记载提供的最独特的信息。
明人冯梦龙在《喻世明言》中将贾、廖自杀的故事进行了艺术加工,文本中依然保留了脑子与冷水同服会导致暴下等细节,更以“那冰脑是最毒之物,服之无不死者”之句强调脑子之毒。不过这句话,恰恰表明冯氏本人对脑子并无正确认识,他只是要为吞脑子自杀找原因。
抗战时期张善孖《正气歌像传》所绘文天祥像
何为脑子
脑子,亦称龙脑、龙脑香、婆律香、冰片、冰脑等,是取自龙脑树的干燥树脂。龙脑、龙脑香、冰片曾先后为此物之正名,本文所引文献中对于脑子的称呼多变,不做统一调整。我国古代所称的脑子、龙脑、冰片等,今称天然冰片;因龙脑树资源紧缺,现代亦制备使用合成冰片、艾片,本文讨论限于天然冰片。
关于脑子的来源,《海药本草》引陶弘景言:“生西海律国,是波律树中脂也,如白胶香状。”《新修本草》云:“出婆律国。”《酉阳杂俎》记“龙脑香树,出婆利甲,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并简要介绍了龙脑树和如何取香。北宋《本草图经》云:“出婆律国,今惟南海番船贾客货之。”
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说:“脑子出渤泥国,一作佛泥。又出宾窣国,世谓三佛齐亦有之,非也……脑之树如杉……土人入山采脑……遇脑树则以斧斫记……然后截段均分……解作板段,随其板傍横裂而成缝。脑出于缝中……其成片者谓之梅花脑,以状似梅花也。次谓之金脚脑。其碎者谓之米脑。碎与木屑相杂者,谓之苍脑。取脑已净,其杉片谓之脑札。今人碎之,与锯屑相和,置瓷器中,以器覆之,封固其缝,煨以热灰,气蒸结而成块,谓之聚脑,可作妇人花环等用。又有一种如油者,谓之脑油,其气劲而烈,祗可浸香合油。”
这段记载综述了宋时对脑子产地、制法、品级分类、衍生物及部分用途的认识。不过龙脑究竟源自何地,讨论涉及“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马来半岛、爪哇岛、南印度等广大区域”,学术界迄今未有定论。但无疑,古时脑子的产地远在海外,多为商业贩运进口,《百宝总珍集》载“脑子广、泉贩到,亦有数等……曾卖五十千以上”。还有部分脑子则来自外邦进贡、赠与。
脑子深深融入了唐宋人的社会生活,“不仅被应用于官方礼仪和祭祀、皇家赏赐、佛教、熏香中,而且在食品、饮茶、饮酒、医药、文娱中都有应用。可以说,使用龙脑已经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正因用途广泛,进口量又有限且不稳定,脑子具有一定的贵物属性与稀缺性。洪迈笔下的临安民“舌出过寸”,有一道士能治但“奈药材不可得何”,民央求“苟有钱可得,当竭力访之”,道士不语。后一位路过的中贵人慷慨提供最顶级的梅花片脑,民才得以病愈。宋高宗时,“内库偶阙脑子,上一日要脑子,求之于桧,桧取一匣进之。至上前开缄,而匣内有书题名衔,乃广西经略方滋送桧者,误不揭去,上谓御前未尝有如此片白脑子”,小小龙脑似还给高宗秦桧之间带来了些许不快。
历代对脑子的医学认识及脑子致死原因分析
文天祥为何要吞服脑子这样一种贵香药自杀呢?是因为“脑子剧毒”吗?历代医家对脑子的性味、是否有毒存在争议,常见本草著作中言脑子无毒者为多。《海药本草》引陶弘景言:“味苦、辛,微温,无毒。”《新修本草》言:“味辛、苦,微寒,一云温,平,无毒。”《证类本草》言:“味辛、苦,微寒、平,无毒。”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认为龙脑“属火,世知其寒而通利,然未达其暖而轻浮飞扬”。另一家李东垣指出,“龙脑味辛、苦、微寒,一云温,平;无毒……若服饵过多至两许,则身冷如醉,气绝,而非中毒。善性寒故也”。东垣提出的致死说法,应有更前的实践或知识来源。天祥之父革斋对“天文地理医卜等书,游鹜殆遍,手录积帙以百”,文天祥在信札中曾称“看来卫生之书诚不可忽”,曾向人赠药,为医者彭通伯的卫和堂写过赞诗,给王良叔的秘医方《金匮歌》作过序,他略知医药的可能性不低。李东垣与文天祥时代接近,天祥亦有可能了解脑子可致死的相似认识。
明代王纶认为龙脑“味辛、苦,气温属阳。无毒”。他加按语评述前引朱震亨之说,言:“龙脑性大辛善走……人欲死者吞之气散尽也,世人误以为寒,不知辛散性甚,似乎凉耳。诸香皆属阳,岂有香之至者而反寒乎?”王纶不仅批评了龙脑性寒说,更提出了脑子致死的另一种解释,即辛散之力过强导致气散人亡。晚于王纶的李时珍指出,龙脑香“辛、苦,微寒,无毒”。对于服脑子自杀现象,时珍特记有一笔。他说“又宋文天祥、贾似道皆服脑子求死不得,惟廖莹中以热酒服数握,九窍流血而死。此非脑子有毒,乃酒引其辛香散溢经络,气血沸乱而然尔”。由此可知,李时珍了解文、贾、廖三人服脑自杀的情况及结果,其坚持认为脑子无毒,廖莹中的致死原因在于热酒引发龙脑辛香之力导致的气血沸乱,此说后被一些医家所采。不过龙脑在唐宋时常被用于调制香酒,如鱼儿酒“用龙脑凝结,刻成小鱼形状,每用沸酒一盏,投一鱼其中”。雪花酒用羊精膂肉膏加羊筒髓、肾窠脂,再“入龙脑少许拌和,倾入甕瓶内候冷……切作薄片入酒杯中,以温酒浸饮之。龙脑候极温方入”,皆是温酒与龙脑同服,此说不够严谨和有说服力。
清代的《本经逢源》言“龙脑香,辛苦温,有毒”,是明言脑子有毒的记载,但未就毒理作解释,发明未超王纶、李时珍。《本草便读》载“凡一切风痰诸中内闭等证,暂用以开闭搜邪;然辛香走窜之极,服之令人暴亡”,虽未言龙脑有毒,但强调存在致死的严重不良反应。
脑子至少在魏晋时期已纳入药用,文天祥所处的宋元时代,通行天下的医籍中收有大量使用脑子的药方。李时珍总结诸家,言其主治“妇人难产……心腹邪气,风湿积聚,耳聋,明目,去目赤肤翳。内外障眼,镇心秘精,治三虫五痔。散心盛有热。入骨,治骨痛。治大肠脱。疗喉痹脑痛,鼻瘜齿痛,伤寒舌出,小儿痘陷,通诸窍,散郁火”,集中体现了龙脑在中医治疗上的广泛应用。现代医学认为,龙脑具有开放生物屏障、促药物渗透的作用,兼有抗菌、镇痛、抗炎等作用,临床应用广泛。龙脑在眼科治疗中有长期应用史,文天祥本患目翳,服脑子后“遂泄泻,而目愈”,也是歪打正着。
千百年间,人们内服外用脑子疗病,还将其加入饮馔中,已可排除其一沾即死的剧毒可能性。脑子的安全性及不当使用带来的安全风险成为致死原因的解释方向。宋代医家寇宗奭认为龙脑“非常服之药”;李东垣言脑子致死的前提是“若服饵多至两许”;明代《本草经疏》指出“因气血虚而病者”忌用龙脑;张景岳提醒“凡用此者宜少而暂,多则走散真气,大能损人”;民国张赞臣指出“内服一分至二分,过量则致麻痹”。这些医家或著作关注到脑子的安全性,承认不当使用或有安全风险,并就服用龙脑的剂量、禁忌症、不良反应等进行了探讨,值得重视。
现代药物安全性研究提示冰片存在与给药剂量正相关的急性毒性,能够影响动物的生殖功能,并具有胃、鼻黏膜刺激性,可能引起过敏反应,因此临床使用不当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据最新的用药共识,含冰片中成药不良反应可能的表现有“胃肠道不适、头痛头晕等。冰片使用量越大,此类风险越高”。冰片还对中枢神经有兴奋和醒脑作用,又有镇静、抗惊厥的效果,“调节方向与剂量相关,呈小剂量兴奋高剂量抑制的规律”。
历代医家使用龙脑内服的单方用量多在分、钱之间,超过一钱已少。现代冰片口服制剂安全性实验表明临床推荐的口服剂量是安全的。按南京药学院《历代衡制与市制的对照表》,宋制一两折合1.1936市两,传统十六进制1市两为31.25g,则脑子二两折合74.6g,无疑属超出一般治疗的高剂量服用,“遂泄泻”“昏眩久之”即是不良反应的表现。而“服脑子,以必得冷水乃死”的出发点,或是利用冷水加强吞服脑子后的清凉刺激感,加重胃肠道不良反应。文天祥吞脑子不灵,抛开龙脑纯度、身体素质等因素,单从剂量上可提出一个不严谨的推测。有研究统计,小鼠口服冰片的昼夜LD50值分别是2.4259g/kg、2.3073g/kg,假设文天祥体重仅40kg,也至少需吞脑子92.292g才能达到LD50值。
文天祥塑像
余论
靖难变起,忠于建文的王艮“闭门泣曰:吾君亡矣,不如我先。遂服脑子卒”。永历国破,王化澄为清将马蛟麟所擒,“乃服脑子四两死。或为焚之,香闻数里”。以上两例皆云因服脑子而亡。
清军入京后,极峰先生熊化四处避难,“尝置‘脑子袋巾’,曰‘急则用此’”。后来清军打下江西,“促公出谒当事”,熊化“以脑子密置茶杯中,食之不效”。顺治五年五月二日,反清的宁波五君子就义,杨文瓒之妻张氏在夫死后“吞脑子不死,以佩带自缢而卒”。以上两例均是服脑子自杀不效。
庐陵县知县杨晓昀在太平军攻吉安时身亡,一说他“事急吞脑子不死,乃纵火自焚”,一说其持大刀与敌战死。《杨春野夫子合家殉难记》载杨晓昀“旋顾二姬曰:贼若围城,久之乏食,吾将杀汝二人以食军士,张睢阳之往事可师也,尔愿否?二姬嘿然。已而又曰:尔等知此地文信国公乎?人苟且以生于世,生亦死也,若如文信国公之成仁取义,俎豆千秋,死亦生也”。杨晓昀吞脑子事与这段表白均真假不明,不过足见张巡、文天祥事迹之示范意义。
文天祥在文人士大夫中的影响非同一般,后世人注意到天祥吞脑子自杀的不在少数。唐烈妇曹氏在夫死后用尽手段自杀,黄宗羲的感叹就以“文文山服脑子二两不死,绝食八日又不死,何意身亲见之”开头。文天祥以后出现的吞脑自杀事例,是否存在仿效成分难以明确,但无疑,文天祥吞脑子自杀这一事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乃至示范性。
脑子无剧毒,但具有一定与剂量正相关的急性毒性,不当使用也可能导致安全风险,这或许就是文天祥等认为吞脑子可致死的原因所在。脑子安全风险的发生及严重程度与纯度、剂量、用法、禁忌症、个体差异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可解释服脑子自杀何以“时灵时不灵”。留到最后来探讨的,是文天祥为何选择吞脑子自杀方式,由于材料限制,只能作出两个推测。其一,文天祥具有脑子可致死的某种认识,脑子本就是他预备的自尽手段。其二,文天祥是因“军溃被执”,无其他自尽手段“求死不得”,遂吞随身增香的脑子自杀,不过是事急之举。
“宋之亡,不亡于皋亭之降,而亡于潮阳之执;不亡于厓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文天祥“死国”即“宋亡”,或是元人有关“宋亡”的另一种历史观,把文天祥个人生命与大宋国祚进行了同生共死的最高关联。假如文天祥未在五坡岭被执,或当日吞脑子即亡,没有后来的不死不降历程及殉节死国,其在反元复宋活动中的特殊角色、地位及其总体历史形象、历史地位显然将有调整。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正是:脑子不灵,怪哉未取宋瑞命;天祥不死,悲哉难复宋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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