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历史》希腊世界为何无法形成政治共同体？

前面我们提到，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更多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但不是政治上的共同体。希腊人有共同的语言、节日、赛会、信仰崇拜，但希腊在政治上一直没有成为一个共同体。数百个城邦各自为政，彼此虎视眈眈，城邦联盟之间分分合合。城邦为了自保，不得不寻找盟友，有的依附大邦，有的相互联合，抵制大邦的威胁。在一个城邦之内，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也彼此敌对，内讧不断。

波斯入侵无疑是在政治上考验希腊世界的试金石，而波斯之所以可以放心大胆地入侵希腊，当初正是看到了希腊人内部的不和。第一次波斯入侵时，即马拉松战役前夕，整个战争的向导其实是最初被雅典驱逐的僭主，叫希庇阿斯。从公元前522年到公元前424年，在波斯三代君王（大流士、薛西斯、阿塔薛西斯）当政近百年的时间里，希腊世界内忧外患，生灵涂炭。希腊人内部的不和，给波斯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为此，希罗多德这样写道：“在波斯的这三代国王当政期间……希腊所遭受的灾祸比大流士之前的20代所遭受的灾祸还要多。这些灾祸的一部分是来自波斯人，一部分是来自强国之间的争霸战争。”（VI-98）

在各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之间树立和平，无非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通过城邦之间的谈判实现自发的联合，比如后来18世纪的北美，但这更多取决于各个城邦之间的力量对比、地缘政治、政治意愿以及国内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的希腊世界几乎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另一种途径就是通过“帝国式”的权力中心，凭借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建立帝国式的统治秩序，比如“公元前2世纪在地中海实现的罗马人治下的和平”、“18世纪的不列颠人治下的和平”等等。

希腊在与波斯的战争中获胜，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勇敢和牺牲精神，将军们的足智多谋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中的侥幸成分我们也不能忽视。比如，萨拉米斯海战是希波战争中双方舰队在萨拉米斯海湾进行的一次决定性战斗。战斗前夕，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急中生智，巧施了“反间计”，诱使薛西斯匆忙出兵。试想，如果薛西斯不一时犯浑，相信假情报，贸然出击，整个战争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

雅典的帝国主义与“雅典威胁论”

同样，希罗多德也毫不隐晦，对雅典在整个战争中的突出贡献不吝誉美。他这样写道：“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一个意见，虽然大多数人是不喜欢这个意见的。”这句话就暗示着，在希波战争之后，雅典人经常提到自己在抵抗波斯过程中的贡献，很多人听着颇有些厌烦。但希罗多德还是站出来肯定雅典人的贡献。在萨拉米斯海战前夕，斯巴达将军也就是希腊联军的统帅，准备撤出萨拉米斯海湾，在科林斯地峡建立一道防御墙。此时的斯巴达想要退出这场战争。当然，波斯大军直接威胁的是雅典，而不是斯巴达。

希罗多德说，如果联军放弃海上抵抗，转而陆上防御的话，这个陆上防御会形同虚设。因为波斯的主要兵力是海上入侵。所以希罗多德写道，无论斯巴达人“修筑多少条横贯地峡的城墙来保卫自己”，同盟者还是会作鸟兽散，因为波斯的海上力量是占据主导。“毫无疑问，随着同盟者的城市被波斯舰队一一攻陷，他们的同盟者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不得已，都要离弃他们。”这样，孤立无援的斯巴达人，就势必和波斯交战，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在他们看到希腊的城邦一个接一个地都归降了波斯人之后，最终也会和国王薛西斯缔约求和。所以，无论进行陆上防御，还是最终斯巴达人孤军奋战，都会败给波斯，希腊都将为波斯人所征服。

希罗多德继续说：“我无法理解的是，既然国王掌握着制海权，那希腊人在科林斯地峡（希腊南部联系大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狭窄地峡）上修筑城墙究竟还会有什么用处。既然如此，如果说雅典人是希腊的救星，那就的确是一个真知灼见了。雅典人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哪一方得到他们的支持，哪一方就会得胜。雅典人所抉择的是希腊应当保持自由；也正是他们，激励尚未归降波斯人的那些希腊人，而且正是这些人，在诸神的庇佑下，击退了入侵者。”（VII-139）雅典人在抵抗波斯人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战争之后，雅典人对整个波斯战争的记忆，便是雅典人挽救了整个希腊。 

然而，波斯人铩羽而归后，随着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在希腊世界流行一种“雅典威胁论”。雅典对同盟国强有力的控制，引起了其他希腊城邦的不满。雅典在希腊世界的名声一直不好，不难想象，雅典人面对“雅典威胁论”时，投射在心中的是什么？在希波战争中，雅典中付出了大量牺牲，希腊人不但不知道感恩，而且视雅典为敌人。这投射到   雅典人的心目中，雅典人觉得自己在希腊世界中孤立无援，受到威胁。所以在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的帝国主义情绪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增长。关于雅典人战后的心理状态，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做了非常生动的描绘。

波斯撤退后，希腊世界在政治上分崩离析的状态不但没有任何改观，反而变本加厉。战争期间斯巴达人的消极战略，使雅典对斯巴达的战略动机更加缺乏信任。地图中可以看出，雅典作为海上帝国，实际上是非常缺乏战略纵深的，所以必须主动出击，加强对爱琴海的控制，包括对同盟国政治上的控制。由于缺乏战略纵深，地缘政治上直接面对波斯的威胁，希波战争之后，雅典一方面强化了对提洛同盟的控制。提洛同盟就是希波战争期间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希腊城邦结成的军事同盟，因为他们的盟址和金库曾设在爱琴海上的提洛岛，所以称为“提洛同盟”。另一方面，雅典与斯巴达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战略争夺。对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我们会在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仔细讨论。

公元前431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让雅典与斯巴达这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战略争夺达到白热化。这一权势争夺将直接关系到谁将是希腊世界的主宰，希腊世界能否从原来脆弱的城邦秩序向帝国秩序艰难转型，希腊民族从文化民族能否转型为政治民族。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历史最终的结局是斯巴达获胜。雅典人通过帝国秩序实现内部和平的努力最终失败。这是雅典人的不幸，更是整个希腊人的不幸。

帝国的兴衰：宿命？抑或人为？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对于战争的描绘发人深省。战争缔造帝国，也毁灭帝国。《历史》一开篇讲述了克洛伊索斯时代（约前560-前546）的吕底亚帝国。吕底亚帝国经过几代人的奋发图强，到克洛伊索斯时代，俨然成为东地中海世界的头号霸主。可惜好景不长，东邻波斯在居鲁士的带领下迅速崛起，这令克洛伊索斯如坐针毡。作为一国之君，克洛伊索斯当然不能坐视波斯势力不断壮大而无所作为。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是否可能在波斯人的势力尚未对吕底亚帝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时候，先发制人，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阻止其势力的增长？这也许是最早的“修昔底德陷阱”了。

修昔底德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崛起国的雅典势力的增长，因而引起守成国斯巴达的恐惧。这一权力与恐惧的“陷阱”同样在吕底亚与波斯之间发生。为确保万无一失，克洛伊索斯请示神谕，分别派盟友前往斯巴达和雅典寻找支援，另外还与埃及人、巴比伦人缔结了同盟。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居鲁士率领的波斯大军抢先进攻，在斯巴达援军到来之前，攻克吕底亚帝国的首都萨迪斯（Sardis），克洛伊索斯本人也遭到俘虏。

自此，波斯便走上了对外征伐的不归路：伊奥尼亚、亚述、巴比伦……居鲁士本人最终在征服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的战争中被杀。冈比西斯继位后，开始远征埃及，最终将埃及纳入波斯帝国版图。到这里，从地缘政治来看，波斯帝国对希腊世界构成了半包围的态势。然而，通过政变上台的大流士刚刚在政治上稳住阵脚，帝国西部边陲伊奥尼亚人就叛离了波斯，雅典人伙同叛乱的幕后主使米利都僭主，将波斯帝国的陪都萨迪斯付之一炬。面对来自希腊人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大流士最终选择剑指希腊。据说，大流士每天用餐之前都让仆人提醒他：“主公，不要忘记希腊人啊！”但马拉松一役，他却铩羽而归。大流士壮志未酬，薛西斯继位，远征希腊再次提上日程，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正式拉开帷幕，也正是这场大战，成为波斯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战争缔造了帝国。然而，吕底亚帝国的前车之鉴，并没有让之后的波斯帝国引以为鉴。尽管有居鲁士、冈比西斯、大流士、薛西斯的苦心经营和细心谋划，波斯帝国依然难逃衰落的宿命。之后的雅典帝国乘势崛起，最终也在与斯巴达的那场大战中灰飞烟灭。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笔下，吕底亚、波斯、雅典，后来者都不断重蹈先行者的覆辙，它们似乎都在为帝国盛衰的悲剧循环添加注脚。这到底应当归咎于人性本身的局限，还是它本身就有一个人类无法更改的天道循环呢？对“王中之王”薛西斯来说，要将波斯人的帝国事业达到空前的高度，必须具备过人的行动意志，排除万难，敢冒风险。正如他所说：“强盛的帝国的建立只能是冒大风险的结果。”（VII-50）而对君王来说，冒险一旦侥幸成功，便误以为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之中，开始忘乎所以，自鸣得意，而这恰恰是帝国事业最为危险的时刻。

下一节，我们将进一步探寻《历史》中体现的悲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