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历史》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的寓言？

大家好，通过上节课，相信大家对于希罗多德以及《历史》这部书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节课我们进一步探究这部伟大的著作。

关于历史的真相与“创作”

首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希罗多德被西塞罗称为“历史之父”，这里的“历史”（historie）一词的核心意思是“探索研究”，就是在具体的事实证据基础上，通过清楚的判断、严密的推理所获得的丰富的知识和深入的见识。修昔底德曾经批评希罗多德，说他关心的不是事实真相，而是引起听众的兴趣。既然要在公开场合讲述给听众，“引起听众的兴趣”肯定是这种传播方式的前提，但说希罗多德不关心事实真相，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恰恰相反，由于某些事件、人物年代久远，当事人的记忆也会出现偏颇或者存在有意的筛选，导致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当事者那里经常会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样子。所以，围绕某一个事件，希罗多德往往会提供多个不同的版本。他经常在不同的版本之间对比，有时会推荐更为可信的版本，而在他无法判断时，索性就将它们都罗列出来，让读者自己去分辨真伪。这一方面可以被视为作者对读者判断力的考验，另一方面，从叙事笔法来看，这也是作者试图将读者带入故事现场的一种叙事策略。

正因为人们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偏差，“历史”这种实证精神才显得如此重要。正如希罗多德在《历史》开篇序言中所交代的：“以下所发表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调查研究的成果。其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I-0）

平心而论，任何文本，只要用文字书写出来，都不可避免地需要诉诸笔法，材料选取、叙事顺序、故事结构安排，都是写作者创作过程需要考虑的。现代历史科学所倡导的“客观”，肯定不是也不应该要求写作者完全置身事外，仅仅承担堆砌或汇编的角色。中国史学传统中也有“秉笔直书”的说法，它的核心是指作者要有不凡的见识和判断力，并不排除作者的“创作”。

例如，修昔底德被后世推崇为历史科学的典范，但修昔底德明确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大量的演说辞是他自己依据发言者的身份场合创作的，这显然不符合现代史学所谓的“客观”标准嘛！但只要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读者绝对不会觉得这些演说辞与具体的历史场景有任何违和感，反而使得历史场景活灵活现。柏拉图的哲学对话无疑是他的创作，但对话中的人物在历史上多数都有据可查，对话场景都能找到历史对应。可以说，在历史描述与思想创作之间，古希腊著作家已经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天衣无缝。

两则不可能发生的故事

上节课我们提到，希罗多德行走天下，足迹遍及几乎整个希腊世界以及东方的波斯。他搜集证据，甄别事实，但他的《历史》却是用字句建构起来的一座思想“迷宫”，其中充满了种种道德寓言和政治训诫。例如《历史》的开篇，写了雅典哲人梭伦（Solon，前638-前559）与吕底亚僭主克洛伊索斯（Croesus，执政时期为前560–前546）之间的对话。（Ⅰ-30~32）

吕底亚帝国至克洛伊索斯时代（前560-546在位），俨然上升为东地中海世界的头号霸主，他的国家国库充盈，威服四方，万国来朝，首都萨第斯空前繁盛。克洛伊索斯志得意满，心想人生至此夫复何求！时值雅典立法哲人梭伦来访，在其仆从带领哲人参观完自己的宝库后，克洛伊索斯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在你所见过的所有的人当中，你认为谁是最幸福的？”哲人回答说是雅典人泰鲁斯。因为泰鲁斯生活的城邦欣欣向荣，孩子既美且善，一生安乐；泰鲁斯本人后来战死沙场，举国哀悼，荣耀门楣，泽被子嗣。

克洛伊索斯接着追问第二幸福之人，梭伦回答说是阿尔戈斯人的双胞胎兄弟克列奥比斯和比托，他们家道小康，体魄强健，曾在竞技会上赢得桂冠；他们为了让母亲乘坐的牛车及时赶上赫拉女神节，自己驾上牛轭，日夜兼程，终在庆典开始前赶到女神庙，而两兄弟却因此累死在神庙里。阿尔戈斯人感念兄弟俩的德行，为其树立雕像，献给德尔斐神庙（两座雕像后来被法国考古学家发现，现陈列于希腊的德尔斐考古博物馆）。

面对梭伦对自己“幸福”的无视，不可一世的君王克洛伊索斯恼羞成怒：“雅典的客人啊！在你看来我的幸福是如此无足轻重，难道你认为我还不如一个普通人吗？”梭伦回答说：“克洛伊索斯啊，你询问的这些事是涉及人的命运的一个问题，我知道上苍是非常爱嫉妒的，并且喜欢干扰人类的命运的。一个人在其悠长的一生中，必然会体验到许许多多他自己无法抉择的东西。……人间的万事真是完全无法预料的。至于国王你，克洛伊索斯，我知道你富甲天下，并且统治着诸多民族；然而就你所提的问题而言，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了你的一生的时候，才能够给你答案……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本国版图内取得一切所需，每个国家都拥有某些东西，却又缺少另一些东西……同样，一个人总是拥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无论是什么事，我们都必须认真关注它的最后结果，因为神祗常常给人一个幸福的幻影，随后就把他推向毁灭的深渊。”

梭伦的回答兜了一个大圈子，他的意思深沉且委婉，其实他的回答本可以更加明确且直接，即“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称得上是幸福的人”（Ⅰ-86）；这恰恰是克洛伊索斯后来被居鲁士俘虏并准备处死的那一刻突然领悟到的，而正是在这个时刻，克洛伊索斯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凡人，不是神，当初他之所以逼问哲人，正是由于当时自己得意忘形，自以为俨然如神。这就是《历史》一开篇的对话，而围绕“幸福”的对话成为《历史》整部书的一个文眼。

但是据考证，历史上这场对话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梭伦早在克洛伊索斯执政之前便隐居了，但在《历史》中，开篇这场关于“幸福问题”的对话却是希罗多德整个文本的关键。克洛伊索斯遭遇灭国，希罗多德又上溯到他五代之前的祖先。克洛伊索斯的祖上巨吉斯（Gyges）弑君篡位，神谕曾有预言：巨吉斯的第五代孙即克伊索斯会因此遭到报应。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后来人把当年的这个神谕抛诸脑后罢了。

我们知道，梭伦是希腊七贤之一，是著名的立法哲人，立法哲人与僭主讨论的不是宪法问题，却是伦理问题。这里的克洛伊索斯，似乎就是雅典历史上著名的僭主庇西特拉图家族（Pisistratus，前546-前510）的“化身”。这段文本的对话场景安排在曾经的吕底亚，又好像在有意地把读者拉回现实的雅典，吕底亚帝国就像是希罗多德本人所生活的雅典帝国的“影子”。

表面上梭伦是在训诫吕底亚僭主克洛伊索斯，希罗多德似乎想借此暗示读者，他的真实意图是针对当时的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梭伦就是希罗多德本人的“代言人”。在希罗多德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伯利克里是否在世还是一个问题，因为伯利克里在公元前429年，也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二年，因为身染瘟疫而去世。自此，雅典政坛出现了空前的混乱。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伯利克里去世后的雅典政局进行了仔细的描绘。

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段落，是大流士即位前夕关于波斯政体的辩论。冈比西斯去世之后，波斯权贵内部围绕继任权展开激烈的斗争，最终以大流士为主的“七人帮”发动政变成功。而在政变成功之后，关于波斯的政体的辩论，在七人帮中间非常激烈。这个辩论主要是围绕：接下来的波斯应该采用君主政体、民主政体还是贵族寡头政体。这个辩论非常经典，它带有很强的希腊人关于政体类型学的讨论特点，希罗多德对这个辩论的具体细节进行了仔细的描绘。（Ⅲ-80~82）

在辩论过程中，第一位发言者（奥塔涅斯）结合历史教训，集中分析了君主政治的弊端：实行一个人统治的君主制会促使掌权者心生傲慢，走向多疑、嫉妒、偏执，高贵者遭到抛弃，卑贱者得意忘形，君主的反复无常使臣民进退两难：“如果你对他不卑不亢，他就会迁怒于你，因为你对他不够毕恭毕敬；如果你真的对他毕恭毕敬，他又要怪罪于你，因为（他说你）是献媚拍马。”而且，由于权力不受限制，君主很容易为所欲为，国家法律被视同无物，因此，第一位发言者主张推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制。

第二位发言者（麦加毕佐斯）集中揭露了民主制的弊端。在他看来，要说反复无常、桀骜不驯，无知且粗野的民众比掌握绝对权力的君主更加危险。与乌合之众相比：“（君主）至少大概知道做的是什么事，但是那些未受过教育乌合之众连这一点知识都缺乏……他们又如何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适当的呢？他们随心所欲地处理国家事务，就如同一条泛滥的河流，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了。让波斯的敌人选择民主政治吧。”基于此，他主张实行寡头制，即在公民中精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进行统治。

最后，大流士本人在对三种政体做了系统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为君主制做了全面辩护，而大流士的发言更像是这场论辩的“总结陈词”。在他看来，无论是民主制还是寡头制，最终都因各自难以克服的弊端而不得不选择君主制：寡头政治中，由于每个人都想做老大，因此很容易在彼此之间造成敌意和倾轧，进而导致流血冲突，最终势必诉诸于君主制的统治方式；而民主政治很容易导致玩忽职守，玩忽职守的人彼此勾结、狼狈为奸，置民众利益于不顾，若有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则会受到人民拥戴，最终立其为王。

他认为，实践证明，君主制是最终也是最佳的统治方式，而且君主政治与自由并不矛盾：“我们所享有的自由从哪里来的？是谁给予我们的？是民众，是寡头，还是一个君主呢？既然单单一个人就使我们恢复了自由，那么我的主张就是保留这种君主统治的形式。况且，我们也不应当更改我们父祖们的优良法制，因为那样做是不好的。”当然，波斯最终维持了君主制的形式。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政体类型学的最早起源，也是政治学的基本问题。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样的辩论不可能在东方的波斯宫廷发生。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这样的政体类型学，带有明显的希腊政治理论的特征。希罗多德将这个希腊人非常熟悉的辩论移花接木，嵌入到波斯帝国的语境中，他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他对雅典民主政体与雅典帝国事业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谓洞若观火：雅典对外经营帝国事业，对内推行民主政治，雅典民主对雅典帝国的事业构成了极大的阻碍。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的民主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它的脆弱性集中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伯利克里与公民大会之间的脆弱的平衡。因为民主动员起来民众的政治能量，更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有伯利克里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雅典民主的长处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但是在伯利克里去世之后，雅典政坛陷入空前的紊乱。对此，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有非常细致的描绘。修昔底德说，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在名义上实行民主制，事实上实行的却是君主制。这个矛盾在伯里克利时代还可以凭借“第一公民”的纵横捭阖得到相对的缓和；而在伯里克利身染瘟疫意外去世后，在帝国事业的关键时刻，雅典民主政坛陷入了人人自危、群龙无首的混乱境地，雅典人的帝国事业也迅速急转直下。

好的，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着重讲述，希罗多德是怎样借写波斯反观希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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