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东晋门阀政治丨08南北对峙：门阀政治的外部战争

上一讲我们讲了东晋门阀政治内部的政治平衡，以及内部平衡被打破的状况，我们介绍了很重要的四个权臣，以及他们发起的变乱。这一讲，我们就来看看，东晋门阀政治的外部环境。

我在前面讲过，士族门阀之所以具有政治实力，是因为他们能统领军事力量。那么，门阀为什么要统领军事力量呢？这就跟他们面对的外部环境有关。东晋门阀政治所处的一个基本外部环境，就是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就是北方的胡族政权和东晋朝廷之间的对峙，这是东晋朝廷最重要的一个赖以维持的前提。

换句话说，要理解东晋门阀政治的平衡，不能只看几个世家大族是怎么争权夺利，交替执政，达到制约平衡的，还要看影响这种互动的更深层的原因，也就是南北对峙的大环境。

南北对立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南北对立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在汉武帝之后，整个中国地区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矛盾，就是中原农耕文明及其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对立。所以，贯穿整个两汉时期的汉匈战争，始终是中原朝廷的一个很重要的军事行为和政治行为。

直到东汉的著名将领窦宪，在燕然山击溃北匈奴，并且在山头上刻下战功之后，汉匈问题才得到了一个最终的解决。后来，南匈奴逐渐迁到了长城以内的地区，北匈奴则远远地迁到了中亚，中原和草原之间的紧张对峙才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但是南迁的匈奴，依然还是匈奴。他们南迁落脚的地方，大致在今天的山西地区。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山西省是一个纯粹的汉人省份，山西省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是全国最低的。但是，与这样一个现实不同的是，其实在东汉一直到南北朝时期，现在的山西地区是一直是当时胡族和汉族交融碰撞的最前沿的地区。大概以今天的太原到阳泉一线为界，向北的地区，都是南迁的匈奴各个部落，当时称为匈奴五部。

今天我们去山西旅游的话，如果你去到比较高的高山草甸和很大的河谷，比如滹沱河河谷，还有北边的桑干河河谷，都能看到非常平缓的牧场地形。这也是当时南迁的匈奴各部能够居住下来的自然条件。

那么，对于这些外来的游牧民族，中原朝廷是怎么去管控他们的呢？方式也很简单，一方面，是将所有的匈奴人分成几个互不隶属部分，同时，对于每一个部落的首领，都由中央去任命一个可以世袭的官职。这样一来，既保留了匈奴内部原有的部落的治理体系，又在上面成功嫁接了国家官僚的政治制度。

有了这样的区块划分还不够，怎么保证在朝廷看不见的地方，匈奴人不搞事情呢？中原朝廷有个办法，就是经常要求这些匈奴部落派出质子来到中原地区，质子也就是人质的意思，一般是王子、世子这些出身贵族的人。质子一般会被送到洛阳，要被迫在这里待上好多年。这样一来，中原朝廷一方面可以防止匈奴部落出现叛乱，另一方面，这些质子又可以在洛阳学习中原的文化制度。等到质子的年限满了之后，再回到匈奴部落，质子也就成了文化使者，可以帮助游牧部落进行一系列汉化的过程。

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质，就是刘渊。刘渊作为匈奴首领的儿子，十五岁就被送到洛阳，在洛阳当了20年的质子。刘渊当质子的时候，深受晋武帝司马炎的青睐，甚至在晋武帝伐东吴的时候，还有意让刘渊去参与军事行动，想让他带领自己的部落替中原王朝冲锋陷阵。但是，这个想法被大臣劝阻了，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让匈奴人的儿子替咱们打仗，还是信不过。后来，刘渊结束质子生涯，回到了匈奴部落，接手了父亲的部众。

从中原朝廷控制匈奴的手段来看，不管是给匈奴首领任命官职，还是扣留匈奴的人质，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对中原的威胁，这是地理环境决定的。匈奴五部所在的山西地区，不光是距离西晋的统治中心洛阳非常之近，而且他们从山西进入中原又有很多通道。比如，可以沿着汾河谷地一路向南威胁关中，还可以跨越中条山直接进入洛阳，或者可以沿着太行八陉向东，出击整个华北平原。

总之，有着这样的地理优势，山西地区的匈奴五部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地区一支很重要的政治力量。再加上后来的八王之乱，这支匈奴的政治力量，趁势走上了全国性的政治舞台。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里面非常敏锐地指出，尽管看起来，东晋和匈奴政权的对立，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是两个政治集团的矛盾。

两个政治集团的对立

这种对立是怎么形成的？还是可以从八王之乱的事件中找到原因。在第二讲，我们已经讲过，在八王之乱的后期，实际上是有两个藩王相继执掌中枢政权，一个是成都王司马颖，另一个是东海王司马越。成都王司马颖的封国是在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邯郸。在这个封地势力所辐射的范围里面，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就是位于山西地区的匈奴五部。所以司马颖在控制中枢政权的时候，所仰仗的一支很重要的武装力量，就是刘渊所率领的匈奴的部众。

而作为成都王司马颖的对立面，东海王司马越所援引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他所在的山东地区的封国，以及临近封国的山东士族的军事力量。在司马颖和司马越最后的对决中，司马颖落败，所以他仰仗的匈奴部落以及部落的首领刘渊，也就被迫退回了山西。

这个对决的结果，尽管看起来士族占了上风，但是退回到山西的匈奴，始终对中原朝廷是个威胁。事实也的确如此，此后，刘渊之子刘聪和手下大将石勒起兵反晋，最终覆灭了整个西晋朝廷和东海王司马越，从而引发了永嘉之乱和衣冠南渡，南北政治集团的对峙，也达到了激烈的局面。

纵观整个五胡十六国和魏晋南北朝的对立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其中东晋这一百多年，是在整个南北对立的大格局中，非常少有的、坚决不与北方政权妥协的一个时期，这就使得东晋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显得十分另类。比如，有一句话叫做“不与刘石通使”，就是说东晋朝廷始终不与刘聪和石勒的北方政权互通使者，这也是司马颖和司马越这一对八王之乱最后两个两个藩王的对立，所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北伐是天然的政治舞台

这样南北对立的局面，天然为各方政治力量角逐提供了舞台。对于东晋王朝来说，一项最重要的角逐项目就是北伐。北伐的主要力量，一个是流民军，一个是士族。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两股力量如何在北伐这样一个外部对抗中，达到东晋政治内部平衡的。

先来看流民，对于流民来说，北伐就是恢复故土，是天然有政治正当性的行为。但是，这里有个注意的问题，就是按理说，流民只要拥有了土地和稳定的环境，应该很快就会定居下来，重新成为朝廷所掌握的编户齐民，也就是国家所掌握的农民。但是，为什么在东晋一朝，流民始终是一支很重要的军事力量，始终没能彻底被朝廷驯化为编户齐民呢？

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和当时中原各个政权交相征伐，导致不断有农民向南逃亡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和东晋立国之初就形成的，流民武装始终以北伐为己任，维持这样一个具有使命感的军事集团密切相关，就是流民军在东晋王朝始终处于一个相对超然的政治地位。

比如，上一讲提到的流民帅祖逖，就是坚持以北伐为目标的。他在日常的这个政治中，绝不掺和建康朝廷的政治纷争，所以他始终得意保持一个相对超然的姿态，而且也在不断的北伐过程中，取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威望。

说完了流民，我们再来看看士族门阀。同样，南北对立的大环境，也是士族门阀角逐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舞台。所以，任何有野心的权臣，都会尝试以北伐的旗号来去掌握地方军事力量，或者通过北伐来获取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比如，士族门阀政治的巅峰桓温，他的权势顶点就是三次北伐。在桓温权势增长的同时，主持建康中央朝廷的宗室司马昱就援引扬州刺史殷浩的支持，与桓温抗衡。永和五年北方后赵皇帝石虎暴亡，中原混乱，位于上游的桓温和下游的殷浩就争相北伐，以扩张声势在政治上压倒对方。直到永和九年十月殷浩北伐彻底失败，桓温站稳北伐主将的位置。此后桓温接连两次北伐，声望大增，却没有在朝廷中获得政治实惠，为后来他进逼朝廷废立皇帝埋下伏笔。

再比如陈郡谢氏的崛起，就离不开他们在北伐里的出色表现。谢氏的第二代、第三代，都非常牢固地掌握了东晋的军事力量，特别是第三代谢安，为了防备北方政权的南下，亲自建立了北府兵。打出北府兵名声的重要一战就是淝水之战，我们在第五讲的时候也讲过，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里面也出了很多典故，比如望风而逃，草木皆兵。主导整个淝水之战的东晋大臣谢安，也凭借淝水之战的胜利，跻身上流门阀之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士族要想获得相当的政治实力，从而真正的成为一个门阀，在南北对峙这样一个舞台上去展露自己的头角，掌握有力的军事力量，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样一个南北之间的外部战争，就成为了理解东晋门阀政治内部相互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

总结一下，这一讲和上一讲，我们就讲了东晋门阀政治得以维持的内外因素，下一讲我们将会讲一点轻松的，会通过一篇千古名篇《兰亭集序》来去和你说说东晋门阀政治在灿烂文化的背后，衰落的隐忧。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