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回忆我的父亲

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盯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那是一八九七年的事。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失去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一九○八年八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此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须”。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课‘须’去”（上海话“尿”“书”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了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呼哧呼哧。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我父亲）捉了一只蛤蟆，对它喷水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