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园子《1938，一个人的山河》

重影集团-醇色出品 || 作者：漆园子 | 演绎：麦恬 | 制作：杰铎

1938，一个人的山河

                                                        文/漆园子

今天又是9•18国耻日，电视里在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清理旧物时翻出一张拍摄于80多年前的老照片。从照片上看，这是一个三世同堂的家庭。在长江下游武昌的一个庭院里，秋天的菊花开得正好，我的祖父祖母正当青春年少。我祖母王家的表亲为英国人做事，刚刚弄了个纸壳相机而兴奋不已。这个新鲜玩艺儿为我们刘氏家族留下了不少图像记录，才让我今天能够从这些照片中，辨认他们在上世纪初的生活形态。

当我把这张照片扫描在电脑里，放大了看时，背景的盆栽植物清晰可见。菊花、棕榈树、木格花窗和下垂的帘子，都透出那种没落文人家庭特有的颓败气息。而在我二叔的自传《脚迹》里，当我读到祖父在1938年的流亡途中，都带着他的几盆名贵菊花上路时，我无法想象，这个有着亡国丧家之痛的中年男人，对他身后那满庭菊花被战争烤焦的残酷现实，是抱以何等的痛惜。而一个在国破之际，在流离失所的仓惶之中，都不能舍弃那几钵盆栽菊花的男人，又是一个对享乐生活何等眷恋的人啊。

我的祖父怀抱菊花逃难的情形，让我想起法国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边那个杀手里昂。在中国的上世纪初和法国的上世纪末，一个是流亡中的书生，一个是流亡中的杀手，当他们在逃亡的路上丢掉了生活中所有的依持时，这带着家园泥土的植物，或许，还能让他们像企图抓住风一样，抓住一星半点往日安宁生活的凭据？而那个时候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国破山河在”，我的祖父在乱世中都不肯放手的那几钵菊花，或许就是他一个人的“山河”？

图中那个不满周岁的婴儿，是我生于1919年旧历8月初一的父亲。那么，这张照片应该是摄于1920年的秋天。民国初年的平静生活使他们脸上的表情淡定而优雅。我的父亲正在蹒跚学步，不知世道的坎坷，被我面容模糊的曾祖母紧紧抓住，抱在怀里。照片上，我的祖父长得俊朗清秀，根据我父亲1米78的身高来看，我的祖父想必也是个身材修长的翩翩公子。多年以后，我从宜宾的堂兄身上，还能找到祖父的影子。

从我二叔的回忆录中，得知我的祖父少时聪敏，寒窗苦读，希望像他的父辈一样把科举当作进身之途。他的伯父在晚清的科考竞争中，中了进士，清廷将他放到安徽的六安县，做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县令。辛亥革命之后，七品芝麻官的乌纱帽也就废了。由于他为官清廉，离任之际，六安县的老百姓送了他一柄万民伞。但我们刘氏家族的这段历史，却因怕遭至“封资修”之嫌，几十年来被我父亲刻意遮蔽。而在上世纪，我们家族被刻意遮蔽的历史还不止这一起：1976年之前，我那1947年随军民党军队去了台湾的三叔，对于我们兄妹是不存在的；而我的父亲和我的三叔，对于我的那些堂兄弟来说，亦是不存在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父辈咬紧牙关，以革命的名义在内心深处把他们的亲人主动打入另册，绝不向他们不谙世事的孩子透露关于他们的一鳞半爪。可是今天，我们的下一代，这些在互联网络中长大的孩子们，却没法理解，我们的父辈向我们隐瞒他们的祖先和兄弟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1988年，我的三叔和他在台湾的妻子儿女作为我们刘氏血脉中的一支，在宗谱隐藏的暗纹里终于凸显出来。在后来我们的合影中，我发现他们的身体与神态所散发的生动状态和自由气质，让我们这群大陆亲戚的神情或多或少都显出几分呆滞。多少年来我都在研究这无法抹去的呆滞神情。我想，它是从1938的XX、到1957的XX右和1966年的XXXXX，这一波又一波的诡谲岁月留给我们烙印吧。所幸的是，这种印记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已经看不见了。2000年，我的三叔和三婶再次渡海而来，造访安徽的六安县。三叔并不希望从六安县的文史部门找到什么佐证，只是想要凭吊祖先的足迹。于是，对六安县的造访，成了我尚未实现的愿望。

我的曾伯祖父高中进士这光宗耀祖的业绩，原本鼓励着我年少的祖父，但1905年9月2日，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使我祖父“修身齐家治国”的抱负顿成泡影。饱读诗书的祖父像那一代大多数书生一样，突然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几乎于世无用，又不屑于纡尊降贵地去从事普通人的工作，结果心若死灰，只好做了寒士，吟诗作画，侍弄庭院里一百多盆菊花，吃祖宗的老本。

然而，抗日战争的硝烟终于燃到了武汉。1938年，继上海、南京、徐州相继失守之后，武汉大会战拉开序幕了。中国军队调集了百万兵力，结集在江汉平原，准备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然后，战事吃紧了，国民政府开始组织疏散。我的祖父被裹挟在逃难的滚滚人流里，在1938年的夏秋之际溯江而上，带着一家老小离乡背井。在我二叔的自传里这样写道：“船启航了，江汉关越来越远了。‘去故乡而就远兮，尊江夏以流亡’，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流亡生活……”。

在我小时候，家中还存留着祖父逃难时从武昌带来的羊毛地毯、青花瓷器、以及置于书案的绿玉水盂。祖父逃难都没舍得丢下的全套《康熙字典》和《昭明文选》，却在我父亲做了右派之后，被我母亲息数卖给收破烂的了。也许母亲觉得父亲因文字罹祸，其源头就是这部《康熙字典》吧。可是她没想到她虽然卖掉了家中所有与文字有关的东西，以为可以杜绝她的子女从此不再与文字亲近，但这个家族与文字的亲缘，却早已溶进了血液，让他们的后代沦陷在文字里，逃无可逃。

照片左边，我的祖母长着宽宽的大脸，一双缠得像粽子一样的小脚是那个时代妇女心不甘情不愿的时尚。她在日寇的铁蹄尚未践踏武汉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这也使她免受国破家亡的痛楚。而我的祖父，扶老携幼逃难入川，在万州停留下来，是希望离故乡近一点。1938年10月25日，武汉终于沦陷了，祖父在《昭明文选》的封面上写下屈原的诗句：“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返”。为了能够进入战时迁入长寿的国立12中谋一份教职，祖父将他的几盆名贵菊花拿去送给了教务长。二叔在他的自传里说，武汉沦陷之后，祖父成天抄写随身带来的《菊谱》。我想，祖父一个人的“山河”也终究是沦陷了，但是终日抄写《菊谱》，或可算是这 个恂恂儒者一个人的抗战吧。

就这样，他们一步一徘徊地从武昌到万州再到长寿，最后到达重庆，流亡的逆旅走了六年。我的祖父却在战争结束的前夜，由于他16岁的女儿溺水夭亡而精神崩溃，吐血而亡。祖父长眠于长寿县东新村的一条小河旁，而我的曾祖母却以八十高龄长眠于重庆大渡口的李子林。她比我祖父幸运，虽然未能返乡，却熬到了日本人投降。

1988年，我独自一人在武昌的街巷中去寻找青石桥街9号。在一幢青砖小楼前，一个正在洗衣的妇人问我是不是来收房子的。事实上，史料记载，当年“保卫大武汉”的战斗是从空战打响，从国民政府的“焦土抗日”结束，所以当年我祖父种菊的庭院，不可能侥幸躲过。我那带着家园泥土流亡的祖父绝对不会想到，“青石桥街9号”这几个字，将在日军铁蹄踏过之后，就由一个可以触摸的庭院变成了他的后代在“籍贯”一栏中填写的符号，而“青石桥街9号”这几个字，也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淹灭。我们刘氏族人自1938年的入川到现在，从祖父的那一条主脉上派生出的枝蔓，被粗砺的风吹到海内外的各个角落贴地生长，祖父的血肉之躯，变成了 “武昌”二字，也只有这两个字，最终会成为我们刘氏族人共同的胎记。

而我的父亲，这个在照片中梳着“冲天炮”鬏鬏的婴儿，当他在我曾祖母的怀中好奇地盯着镜头时，却不能预知自己的生活将会在未及弱冠之年，就要踏上XX之路，却终其一生没有回到他的故乡。

所以，我父亲的“他乡”，成了我的故乡。

         2005年9月18日夜，纪念我的家族流亡入川67年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