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的拍板！

邓公的风采，很大部分体现在他拍板的时候。

我有这个感觉，是来自最近二刷《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剧，看到他拍板恢复高考的一段。

这个扭转无数人命运的考试，尽管早已成为每年例行发生的事情，但在当初决策时却是不容易的。这个过程中，尤其表现出邓公卓越的拍板艺术。

那么，他是怎么拍的呢？

一

众所周知，高考是在1977年的冬天恢复的。不过，邓公早在1975年就想拍这个板了。

那一年的9月26日，他听取耀邦同志等汇报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根据《邓小平年谱》记载，在汇报进行中，他“多次插话发表意见”。

虽然听的是科学院汇报，但他发表的意见，许多是关于教育的。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这说的是谁呢？

他指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当时大学的生源质量。

这就要回顾一下历史了。

从1972年起，我国的大学招生开始采用一套“新办法”。招生的主要对象是“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招生的方式不是考试，而是被概括为十六个字：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通过这套招生办法进入大学的学生，被人们称作“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

这是当年欢迎工农兵学员入校的场景。

尽管工农兵学员中也涌现出不少佼佼者，但在当时，生源整体的文化基础实在令人担忧，甚至好多初中数学都没学明白。

更为糟糕的是，这种招生办法还滋生了“走后门”的情形。

武汉大学的老校长、曾经担任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著名作家熊召政，1976年时他是湖北某县的一个知青，因为表现好，群众推荐他上大学。但是到了县里，书记不同意，还赤裸裸地说：

你明年去，今年我儿子要上。

在众多没有背景和关系的知识青年当中，就流传出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其根源就是在一些地方，“十六字方针”被浓缩成了“四字方针：领导批准。

他们这样啊是不行的！

在1975年那次谈话中，小平就不无忧心地说：

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可惜的是，这次谈话后不到一年时间，小平就再次被打倒。

恢复高考的板就没有拍成。

二

一次拍不成，那就再来一次。拍板也要有契而不舍的精神。

时间来到了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复出之后，首先要抓什么呢？

不久前“四人帮”刚被粉碎时，耀邦同志曾献出治理国家的三条建议：

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狱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再现了这个情节。邓公在听说耀邦同志“隆中三对”时，没有说话，而是端起酒杯微笑着抿了一口。

这三个都是好建议，但邓公还是决定先从教育入手，他主动请缨分管教育和科技，这样就名正言顺了。他说：

十年没有好好上课。不考试怎么行。

但是，就在他正式复出之前，教育部已经开完了当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们也很难：是继续执行“文革”中的做法呢，还是恢复高考？这里面的阻力毋庸讳言，就是“两个凡是”。

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当他们把争论报上去时，主要领导问了一句：

毛主席是怎么批示的？

招生会议开了足足半个月，最终还是按老办法执行。不过，教育部还是迈了一小步，决定当年通过考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到10000人。但这个比例很小，只约占全国招生总数的2%-5%。

真的就只有一小步。

邓公没有一上来直接推翻既有的安排。他要另外开一个会。

这个会，就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三

现有的资料显示，其实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之前，邓公已默认1977年恢复高考已经来不及。他是打算第二年再干。

转机就在这次座谈会上。

参加座谈的是一个三十三个人的名单，里面几乎都是学术界的大咖：数学家苏步青、吴文俊，物理学家周培源、王大珩、生物学家童第周、邹承鲁等等。

邓公与参加座谈的代表合影。

会议连开五天，邓小平基本全程参与。为了让专家们敢说话，他一上来就给大家发“定心丸”：

这里没有棍子，钢铁公司、帽子公司、鞋子公司，三个 “公司”都要丢掉。

回看他们的开会记录，是很微妙的。

在会议的头两天，邓公似乎数次有意把话题引向“选拔人才”，但谁也没有点出“高考”这个字眼。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艺术。

尽管领导心里可能已有想法，但他依然希望有人能率先说出这个想法。从别人嘴里先说出来，效果和含义是大不一样的。

打破僵局的同志叫查全性。

在参加会议的代表里，他的资历不算老，当时还只是武汉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在发言时，他强烈批评了现行招生制度的严重弊病，一针见血地指出：

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有人掀开门帘子，大家就敢往里进了。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老教授的集体共鸣，大家纷纷表示支持，他们表示：

建议下大决心。

专家们强烈的意见，让邓小平“不得不”马上表态。他转向身旁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同志，试探性地问：

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

刘部长思考了一下，表示推迟半年招生的话，还来得及。那既然教育部长都表态了，邓公就果断拍板：

如果来得及就从今年开始改，不要耽误。

会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坊间后来的说法，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只用了二十分钟。

要简单算起来，查全性的讲话十五分钟，邓公插话、询问、表态，直到最后的拍板，耗时五分钟。那加起来，确实也就二十分钟。

可是就这二十分钟，它改变了千千万万青年的命运。

历史的进程是怎么发生的？就是这样发生的！

图为1977年，邓小平对当年恢复高考的批示。

四

邓公的拍板艺术，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会拍板、敢拍板，不乱拍板。

许多的决策过程哪怕快，却依然有思考问题、征询意见和凝聚共识的步骤。这就不是乱拍板。

尽管自己心中已有定案，但仍需要验证这个定案对不对、是不是能得到支持。

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你就认为邓公心中早有定案呢？

有一个细节可以表明。

在那天的座谈会上，在大家意见统一后，他便建议修改原来的 “十六字方针”。最年轻的会议代表、中科大的助教温元凯建议改为 “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听后，觉得第二句还有点问题，他说：

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如果不是事先有长久的思考、确定的想法，是不会当即就脱口而出的。

于是，在当年冬天，全国570万考生进入到了重开的高考考场。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战士，还有很多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的来考试之前，刚刚放下干活的锄头，或是刚奶完襁褓中的婴儿。

大概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那种将过去的压抑和未来的希望，都倾泻在一张考卷上的滋味了。

恢复高考，让社会的知识风气焕然一新，也是邓公在年轻人中赢得声望的关键原因之一。

任何改革创新的事业，都必须赢得年轻人。现在回头看来，不得不佩服他一复出就抓教育的独到眼光。

1979年7月，他来到安徽黄山。

在登山途中，巧遇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其中两位激动地告诉邓公，她们当过工人，但是从来没放弃过学习，是高考的恢复才获得重新学习的机会。听完他们的讲述，小平同志说：

你真不容易！

虽然他说得很淡，但从那天与大学生们的合影中，看得出邓公是非常高兴的。

我写这篇文章时引用的许多讲话，都出自一本书叫《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里面收录他的不少原文原话，都是关于知识、教育、人才的，现在读起来还是觉得异常生动。

在看这些资料时就联想到，当下的一种“知识无法再改变命运” 的情绪。

这个是很难认同的。

时代在变，社会也在变。以过去的标准看现在，是永远无法看到理想状态的。

譬如，1977年的高考，地理题就简单到伊朗的首都是哪里。而现在对知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一般的知识水平，只能改变一点点命运；较高的知识水平，才能改变较大的命运。

不否认关系、资源和背景的存在，这些东西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但我始终相信对普通人来说，读书+奋斗这条路，是宽的，尽管会更辛苦。

所以，当有人抱怨说“上不去了” “知识无用了”，或许可以化用邓公的一句话来回答。他原话是指一个国家：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

稍微改一下，放在今天，用在个人：没有知识，就更上不去了。

参考资料：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回顾，教育史研究

口述改革历史，广东经济出版社

恢复高考追忆中的分歧与辨正，教育与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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