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 . 城原州

通俗西藏史（一百九十一）——城原州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藏史德云社的老布，又来啦！

上期咱们讲沙州之围的时候，提到过这样一细节。

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到贞元二年（786年）期间，沙州的局势出现了缓和，吐蕃对沙州的围困可能也撤除了。因为建中三年的时候，沙州还能派出使臣将前任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周鼎、西州刺史李琇璋、瓜州刺史张铣等人的遗骸送到了长安。

之所以沙州局势会缓和，来源于唐德宗李适。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李豫驾鹤西游了，李适成了新任皇帝。他认为内靖方镇比抵御外辱更为重要，于是对吐蕃采取了和平的外交策略。

同年八月，太常少卿韦伦赴吐蕃告丧，跟他一起入蕃的，还有此前扣留的吐蕃使者及俘虏五百人。[1]

赤松德赞一开始都不相信，因为代宗晚年的时候，连续扣了八批吐蕃使臣，摆出了一副死磕到底的架势。

赤松德赞听说唐朝主动交还使臣和俘虏感觉有点难以置信，也可以理解。

等到俘虏真的送回吐蕃，各自返还部落，他们都说：“新天子出宫人，放禽兽，英威圣德，洽于中国。”

赤松德赞知道后非常感动，对韦伦说：“我心中有三恨，一是不知大国有丧，未能派人吊唁，此一也；不知代宗建陵，未能送礼，此二也；不知皇帝舅圣明继立，已发众军，三道连衡。今灵武之师已闻命召回，而山南之师已入扶、文，蜀师已趋灌口，追且不及，此三也”。《册府元龟·卷九八〇·外臣部·通好》

这话说得挺暖心，但也就是听听而已。

当年吐蕃打进长安的时候，也是肃宗刚死，代宗新立，您都不是送不送礼的问题了，您派兵直接把李豫撵跑了。

要这么说的话，当年心里应该更难受了吧？！

但不管怎么说啊，和平总比打仗强。

赤松德赞的暖心话，再加上跟着回来的蕃使也吊祭了代宗，这让李适感觉这事儿有戏，可以继续搞一下。

当时正好赶上剑南唐军上奏朝廷，询问俘虏的处置方式，按以前的惯例，这些战俘应该成为奴隶。

但李适给的回复是“要约著矣，言庸二乎？”

这话意思翻译过来，就是“规矩已经跟你们说过了，还得再说几遍啊？你们脖子上那个肉球，光吃饭用是吧？！”

这个回复说明了一个问题，唐朝希望低调处理吐蕃事宜，进而达成会盟，已经有过内部共识了。

这些吐蕃俘虏每人赏了两匹细绢、一套衣服，礼送出境。[2]

与此相应，吐蕃也在约束边将不要搞事情。

建中元年二月，宰相杨炎上奏德宗，想要再次“城原州”。

这里的“城”是个动词，意思修筑城池，占领某地的意思。

当时控制区的格局是——吐蕃占据平凉以西的原、会、成、渭四州。唐军占据平凉以东的泾州、邠州。

但吐蕃军队并没有驻扎在原州城里，而是在原州城以西的牧场上。

于是原州、平凉等地就成了双方默认的缓冲区。

这种状态有点像北宋诗人魏野写的《登原州城呈张贲从事》：

异乡何处最牵愁？

独上边城城上楼。

日暮北来惟有雁，

地寒西去更无州。

数声塞角高还咽，

一派泾河冻不流。

君作贫官我为客，

此中离恨共难收。

唐朝对原州一直都有执念，因为原州的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不光唐朝重视，汉、宋、明、清各代，固原都是重镇。

它周边的沟壑山梁上，烽燧堡寨的密度之高，冠绝西北各地。

吐蕃废弃原州城以后，唐朝曾两次动过城原州的念头，建中元年杨炎这次已经是第二次了，上一次是唐代宗的大历八年(773 )，宰相元载的提议。

他在《城原州议》里写道：“今国家西境尽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间，当陇山之口，其西皆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给军食。故垒尚存，吐蕃弃而不居。每岁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远，若乘间筑之，二旬可毕。移京西军戍原州，移郭子仪戍泾州，为之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渐开陇右，进达安西，据吐蕃腹心，则朝廷可高枕无忧矣。”

这份上奏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边境在潘原，吐蕃驻守之地在摧沙堡，原州在二者之间，卡着陇山的孔道。它的西边是优良的牧场，东边的平凉适合农耕。现在原州城故址尚在，吐蕃弃而不居。趁夏天他们去青海放牧，我们趁其远离，重新修筑原州城，也就二十天的事。然后派兵驻守石门关、木峡关，这样一来陇右渐开，朝廷可高枕无忧。

奏折里面提到了几个地名，分别是潘原、摧沙堡、平凉、石门关和木峡关。

平凉的地名，现在还在用，只是现在位置比唐朝的平凉县靠西了十几公里。潘原在平凉市东侧十八公里处的四十里铺镇，摧沙堡在固原市西南八公里的开城镇，现在的名字叫善家堡。

木峡关在摧沙堡西南的海子沟里，这条沟是宋元以前从西南到原州的必经之路，木峡关和摧沙堡一东一西，正好卡在海子沟古道的两个口子上。[3]

石门关固原市西北约42公里的三营镇羊圈堡村内，西侧2.5公里就是古道石门峡。

《宋史·地理志》记载：“石山峥嵘，崖壁峭立，峡如斧劈，山嵌为门。”

这条古道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须弥山石窟就在石门峡古道的北侧。

只可惜，元载与杨炎的两次城原州都没成功。

唐朝收复原州还是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848年，也就是唐宣宗大中三年。当时吐蕃的领土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河陇军阀论恐热起兵造反，他为了得到唐朝的支持，将秦州、原州、安乐州及石门、木峡、六盘、制胜、驿藏、木靖、石峡七关归还。

这把唐宣宗乐得，牙都快碎了，赶紧让灵武节度使和邠宁节度使派兵接收。

此时距离原州失守，已经过去了整整86年。

元载在大历八年的城原州之议，一度让代宗很心动。正好赶上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入朝，李豫就向他问计，结果这位久经沙场的名将看一看地图，对李豫说：“行军料敌，宿将所难，陛下奈何用一书生语，欲举国从之乎！”

然后这事儿就搁下了，过了没几年，元载全家都被赐死，祖坟都让人刨了，自然没人敢提城原州的事儿了。

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再次提起“城原州”之议，在他的计划里还有征调两京、关内的丁夫，疏浚丰州陵阳渠，以兴屯田。

丰州陵阳渠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五原区

李适拿不定主意，就派人去征求时任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的意见。

当时杨炎已经成了权相，而且此人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段秀实毫不在意，直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凡安边却敌之长策，宜缓以计图之，无宜草草兴功也。又春事方作，请待农隙而缉其事。”

段秀实答复没有任何问题，国家大计本来就应该慎重，再加上恰逢春季农活繁忙，征调关中民夫去内蒙河套挖水渠，在时间上确实不合适。

但就这一句话，杨炎深恨之，把段秀实从泾州前线调回长安做了司农卿。《旧唐书·杨炎传》

随后杨炎让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　　

将领安排好了，杨炎就下令让泾州士兵准备筑城的工具。

泾原镇的士兵已经把家安在泾州了，都不想西迁去原州，他们愤怒的说：“我们原来在邠州，家里有房有地，后来让我们迁到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现在又让我们去塞外，我们是犯了多大的罪啊？！

不光士兵心里恼火，将领心里也不乐意。

他们不乐意是因为新任泾原节度使李怀光。

李怀光，本姓茹，渤海郡人（吉林省敦化市）。

他的祖先是柔然人，从渤海郡迁徙到幽州，父亲茹常在朔方军为将，因战功赐姓李。

李怀光自幼参军，以勇武闻名，深得郭子仪器重。

但李怀光为人刚猛暴戾，在做邠州节度使期间，因私愤杀了宿将温儒雅等人，泾原的将领不想归他统领。

刘文喜借机占据泾州，不受诏命，上疏请求还让段秀实为帅，要不换朱泚也行。

二月二十八日，朝廷以朱泚兼泾原节度使，代替了李怀光。

按说朝廷已经退了一步，刘文喜的目的也达到了。

结果诏书送到泾州，刘文喜变卦了，还是不受诏，要求自己做泾原节度使。

四月一日，刘文喜在泾州发动叛乱，把儿子送到了吐蕃军队里，请求发兵援助。

这对吐蕃来说，是个很难得的机会，之前吐蕃数次攻打泾州都没得手，只要现在出兵援助，泾州唾手可得。

但就是因为李适送还俘虏的举动，双方的关系出现了缓和，赤松德赞也约束边将不要搞事儿。吐蕃军队拒绝了刘文喜的请求，唐军得以放手围攻泾州。

但就像吐蕃打泾州费劲儿一样，唐军打泾州也费劲儿。围城日久，又逢大旱，征发粮草，输送给养，天下骚然，请求赦免刘文喜的奏折不可胜纪。

上皆不听，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

此时刘文喜派部将刘海宾入奏，结果刘海宾对李适说：“陛下尚为太子之时，我就跟着您了，怎么可能依附叛臣？我一定为陛下斩刘文喜之首。现在刘文喜所求的，不过是当节度使而已，希望您暂时满足他，刘文喜必会懈怠。这样，我的计划就能实施了。”

但德宗态度很坚决的说：“名器不可假人，尔能立效固善，我节不可得也。”

这话的意思就是，爵号与旌节不能随便给人，你能立刻效命固然很好，但节度使一职，他不能得到。”

为了表明态度，李适自减饮食，省下的钱用来供给军需，但泾州城内士兵该换的春季衣服，依旧按惯例送进城中。

四月二十七日，刘海宾与诸将杀死刘文喜，传首京师，但城原州之议，也因为刘文喜叛乱而告终。

我们之所以要仔细的讲这段历史，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

1、唐蕃在经过了大历年间的血战后，都有缓口气的需求。

因此德宗伸出的橄榄枝，赤松德赞很迅速的给予了回应。

唐蕃关系从建中元年（780年）到贞元二年（786）期间，有过一小段回暖期。

在这段回暖期内，双方都在释放善意，唐朝释放吐蕃俘虏、送僧人去吐蕃讲经；吐蕃也把自己俘虏和僧尼送还沙州。

这种相对缓和的氛围，恰恰是唐蕃清水会盟的基础。

我们之前讲过肃宗朝的鸿胪寺歃血、代宗朝的两次兴唐寺之盟，这些会盟始终卡在一个问题上过不去，这就是边境划分。

当时赤松德赞调侃唐代宗“以凤林关为界”，李豫听了都不吱声。

但唐德宗的建中四年（783）清水会盟，是双方就边境问题，再次达成一致。

大家还记得，上一次双方立碑划界，订立盟约是在什么时候吗？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在金城公主斡旋下的赤岭会盟。

2、唐德宗李适的人生可以泾渭分明的分成两个阶段。

在他执政的初期，德宗锐意进取，强力削藩，但他执政的中后期，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对藩镇姑息迁就，玩命敛财。

这种前倨后恭的转折点，就是爆发于建中四年（783年）的泾原兵变。

刘文喜的叛乱是德宗上任以后，首次遇到大将拥兵自重，不听朝廷号令。德宗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得非常强硬，也成功干掉了刘文喜。

这件事可能给了李适一个很强的心里暗示，藩镇也就不过如此，只要朝廷坚持一下就能顺利搞定。

3、原州的重要意义。

唐朝两次城原州，就是为了控制关陇古道的隘口，增加防御纵深。所以吐蕃将领交换原州的时候，唐朝才会蹦高的跑去接收。

除了上面说的这几点之外，唐德宗的执政初期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回纥与唐朝的关系也回暖了。

之前咱们讲代宗的时候说过，回纥在平定安史之乱期间有功于唐。但他们也确实把唐朝祸祸得够呛，唐肃宗为了能快速收复两京，跟回纥人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

这意思就是准许回纥兵在京城内随意抢劫财物和掠夺人口。

等到收复了长安，领兵的回纥叶护要求兑现承诺，当时还是广平王的李豫，实在是有点拉不下脸来，毕竟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

于是，他就对回纥叶护说：“打下长安就劫掠，洛阳百姓知道了，必然帮着叛军死守，到那时打洛阳就费劲啦。要不打下洛阳再履约吧！”

这句话算是救了长安百姓，可等到收复了洛阳，还没等城中百姓欢呼呢，回纥就开始大肆掠夺，府库储藏被洗劫一空，并“肆行杀略，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

杀人放火这种事儿，也少不了唐军。

朔方军和神策军认为，洛阳以及附近的郑、汴、汝等州都是支持叛军的“贼境”。既然是“贼境”不来一把，实在对不起手里的刀，于是横行抄掠，三月乃止。

这场兵祸之后，河南地区“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资治通鉴》唐宝应元年条）

就是衣服都被抢光了，只能用纸糊一套蔽体。

乾元二年（759年）四月，回纥葛勒可汗死了，次子继位，号牟羽可汗，也就是登里可汗。

登里可汗面对的唐朝，已经是个破碎的空架子了。他可不像父亲，经历过天宝盛世的威仪，心中多少有点忌惮。登里可汗可是全无心理负担，在跟唐朝的绢马贸易中，要求一匹马换四十匹绢。这个价格已经快高到天上去了，但回纥提供的马匹，很多都是老弱病残，

《新唐书·兵志》记载，“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

但唐朝没办法，一方面绢马贸易是拉拢回纥的方式，另一方面唐军实在是太缺马了。

郭子仪曾经对代宗说：“今吐蕃兼吞河、陇，杂羌、浑之众，岁深入畿郊，势逾十倍，与之角胜，岂易得耶？属者虏来，称四节度，将别万人，人兼数马。臣所统士不当贼四之一，马不当贼百之二，外畏内惧，将何以安？”《旧唐书郭子仪传》

所以唐朝没有其他选项，明知回纥在故意讹诈，也只能接受。

还有之前咱们说过的，回纥使臣在长安当街杀人，劫狱抢人，代宗都不敢吱声。

这位登里可汗还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

762~763年期间，他在洛阳遇到了四位摩尼教的教士，一聊之下感觉非常投缘，就把他们带到了回纥。

当时回纥流行的萨满，一个新的宗教系统进入，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登里可汗也组织了一次辩论会，摩尼教士辩倒了萨满，摩尼教为回纥国教。

登里可汗颁布敕令，每十个男子中委派一人做“宗教倡导者”，这就有点强制传教的意思了。在他的扶持下，摩尼教渗入了回纥社会的各个方面，摩尼教士位居朝堂，甚至能左右国家大事，以至于形成了“可汗常与共国”的局面。[5]

大家有没有感到熟悉，这和赤松德赞的弘佛事业是不是很像啊？

其实不光过程很像，时间也很接近，763年就是寂护大师首次进藏入藏的年份。

大历十四年（779年）唐代宗去世，登里可汗身边的人说：“中国富裕啊，趁其国丧，咱出兵薅把羊毛多好啊”。

登里可汗一听，说得有道理啊，发举国之兵准备入寇。

这对唐朝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本来西边顶着吐蕃就挺费劲，东边的藩镇也不听朝廷管，北部边防又要面临回纥铁骑的冲击。

唐朝要怎么应对这种局面呢，咱们下期再讲！

参考书目：

[1]、《唐蕃交聘表(续)》_谭立人、周原孙；

[2][4]、《两唐书吐蕃传译注（修订版）》_罗广武；

[3]、《唐木峡关、摧沙堡、石门关考》_马东海；

[5]、《回鹘摩尼教研究》_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