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一女工得知男友是周总理侄子后，提出分手：俺父母是农民

1959年1月的一天，在河南省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的女工晋菊清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的男朋友周荣庆竟然是周恩来总理的亲侄子！

周荣庆也是九里山钢铁厂的一名普通员工，晋菊清已经和他谈了半年恋爱。但此前周荣庆从未向晋菊清透露自己的身份，晋菊清在吃惊之余，又有些生气，于是便跑去质问周荣庆：“你为什么不早说你是周总理的侄子？你骗人，俺父母是农民，太不般配，不谈了！”

周荣庆连忙解释说：“周总理是我大伯又如何？我大伯是我大伯，我是我。

我大伯要求严，不让我说我和他的关系。”

周荣庆既然是周恩来的亲侄子，怎么会在钢铁厂当一名普通员工呢？这就得从他的身世说起了。

周荣庆的父亲周恩溥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在1944年底就不幸去世，母亲王兰芳很早就参加革命，在东北打游击时负过伤。新中国成立后，王兰芳因为伤病不能正常上班工作，周恩来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对王兰芳说：“你不要拿国家的工资了，以后由我来照顾你。”王兰芳听从了周恩来的建议，便提前退休了。

此后周恩来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50元资助王兰芳，直到王兰芳去世。周恩来曾专门交代周荣庆：“这50元钱是给你妈妈的，谁也不要用，你们花钱自己挣。”

周荣庆长大后参军入伍，曾在北京志愿军医院当宣传文化干事。1957年，周荣庆从部队转业，周恩来鼓励他到基层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周荣庆便转业到河南一家卫校当宣传文化干事，母亲王兰芳也跟着他一起来到了河南。

不久以后，周荣庆又调到焦作市九里山钢铁厂，成为了一名普通员工，他在工厂里一直牢记伯父对他的要求，从不向别人透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后来晋菊清和周荣庆谈恋爱时，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并不知道他就是周恩来的侄子。

在周荣庆的印象里，自己从未因私事去麻烦地方领导，唯一一次例外是母亲王兰芳身体不好，要去北京治病，那时焦作不通火车，要坐汽车到新乡，再转火车到北京。但当时王兰芳已经病得很重，坐不了公共汽车，周荣庆只好给周恩来打电话求助，周恩来这才让秘书给当地政府打了电话，安排一辆车把王兰芳送到了新乡。

当然秘书也没有向当地政府透露王兰芳和周恩来的关系，他只是说王兰芳是一位老革命，在战争年代负过伤，现在要到北京去治病，请地方给予帮助。

再说回周荣庆和晋菊清，尽管周荣庆不停地解释，但晋菊清的气仍然没有消，周荣庆没有办法，只好请出母亲，王兰芳向晋菊清解释说：“好孩子，咋能因为他伯父是总理就吹哩！我们来焦作时，总理一再交待，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以总理的亲属自居啊！”

晋菊清觉得这番话很有道理，而且经过这半年的接触，她感觉周荣庆为人谦和，身上没有一点高干子弟的架子，所以最终原谅了周荣庆。

1959年5月10日，周荣庆和晋菊清正式结婚，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夫妇得知这个喜讯后非常高兴，专门为他们寄去了贺信和礼物。婚后晋菊清育有2子1女。

1968年5月1日，王兰芳突然对晋菊清说：“菊清啊，你陪我去一趟北京吧，我想你大伯和七妈了。”

晋菊清听后兴奋不已，她和周荣庆结婚9年了，还从来没有见过伯父伯母呢！周荣庆因为有事不能同去北京，他便找了辆车把母亲和妻儿一起送到了新乡火车站。

由于王兰芳等人到得晚，没有买到坐票，上火车以后，晋菊清找了一块硬纸板，让婆婆坐在车厢的接口处，她抱着2岁的小儿子，手拉着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女儿，在车上站了一天一夜，才熬到北京。

5月6日，王兰芳带着一家人走进了中南海，邓颖超早早地迎了出来，她接过晋菊清怀里的小儿子，亲了亲说：“多可爱的胖小子啊！”

邓颖超和蔼的笑容让晋菊清放松了不少，在随后的交谈中，邓颖超拉住晋菊清的手，亲热地说：“我也是河南人，咱俩还是老乡呢！”原来邓颖超是河南省光山县人，这样晋菊清就成了周氏家族中的第二位河南媳妇。

中午12点左右，周恩来回来了，他热情地对晋菊清说：“你可是咱家第一个工人阶级，又是农民的女儿，我还得向你学习呢！”

晋菊清听后激动地说：“伯伯，我向您学习！”

中午吃饭时，周恩来问晋菊清：“几个孩子几岁了？都叫什么名字？”

晋菊清说：“老大是1960年3月29日出生的，正赶上您访问印度，取名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孩，当时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开，取名周小莉；老三1966年出生，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周中越。”

周恩来听后乐了，他对邓颖超说：“这名字起的不太好。”邓颖超想了想说：“那就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大到小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

从此以后，几个孩子就按邓颖超说的改名了，不过一段时间以后，晋菊清觉得女儿“周志红”的名字有些不妥，便改回“周小莉”了。

60年代末，有人见周荣庆为人耿直，想整他，便给他扣了一个“反对周总理”的帽子，并把他关了起来。周荣庆被关后，仍没有说出他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

晋菊清急了，找到那些人说：“老周是周总理的侄子，怎么会反对总理呢？”

那些人却嘲讽晋菊清说：“我看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竟敢攀周总理为伯父！”

晋菊清只好回家拿出周荣庆与周恩来夫妇的合影，那些人才知道她说的是真的，最后放了周荣庆。

1976年1月8日，周荣庆一家正在吃饭，突然接到了邓颖超的电报：

总理逝世，在京的亲属参加葬礼，在外地的亲属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要来北京，这是总理的安排。

晋菊清看完电报后放声大哭，她吵着要去北京见伯伯最后一面。周荣庆把着门，流着泪说：“既然伯伯和七妈不让去，那咱就得听他们的话，免得让七妈再生气。”

最终周荣庆一家没有去北京，不久以后，邓颖超托人给他们捎来了周恩来生前穿过的一件衬衣、住院期间枕过的一个枕头套和穿过的一条内裤，邓颖超还留言说：伯伯不在了，让你们睹物思人，化悲痛为力量，不要做对不起伯伯的事。

1992年对晋菊清来说，又是一个悲伤的年份。这年1月15日，周荣庆不幸病逝，享年63岁；7月11日，邓颖超与世长辞，晋菊清从广播中听到了噩耗，她带着3个孩子去北京送了七妈最后一程。不久以后，晋菊清和其他亲属一起乘军舰，把七妈的骨灰撒向海河……

晋菊清的3个孩子长大成人后，只有周志勇有正式工作，这也全是靠他自己打拼出来的，周志勇早年参军入伍，退伍后到焦作市城管支队工作，在一线整整干了20年，直到2010年才被提升为科级干部。周志勇的弟弟、妹妹、弟媳、妹夫均没工作，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维持生活，但他们从不打着周恩来亲属的旗号，去找政府提要求。

1989年，晋菊清正式退休，她退休后为了补贴家用，找了一份在市政府家属院看管自行车的活儿，每月能多收入150元。家属院的人听说晋菊清是周恩来的侄媳妇后，都表示不相信：“周总理的侄媳妇能看自行车？骗人的吧？她一定是冒充的！”

晋菊清听后却笑着说：“我觉得看自行车没啥丢人的，我不偷不抢，自食其力，心里感到踏实。再说，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孩子，由于跟了老周，才有了这个当总理的伯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