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首创的一个举措，使我军永立于不败之地，开国将军纷纷叫好

1955年9月，我军开始第一次评授军衔，从此以后，部队的上下级观念开始森严起来。

彭德怀对军衔制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军衔制是我军走向正规化所必须的；另一方面，他却担心这种形式会影响上下级之间政治平等的关系，担心妨碍军队同人民的亲密联系。

彭德怀的担心，毛泽东同样有。军衔制实施以后，确实出现了干部脱离战士和粗暴管理等不良现象，部队内部也产生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

1958年2月，第13军37师政委何云峰主动来到某“红军团”八连当兵。他一到连队，完全按照一个战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严格遵守连队纪律，不论是外出开会或到服务社买东西，他都要向班长请假、销假。班长见他年纪大了，怕他冷，特地给他换了一床大被子，却被他谢绝，他坚持去换来与战士们一样的小被子。他不让同志们称呼他首长或政委，而是直接叫他的名字，或者老何。

何云峰很快就和战士们打成了一片，成为了他们的知心朋友，连队也呈现出了轻松活泼的局面。

此后《解放军报》、《国防战士》等报刊相继报道了何云峰下连当兵的事迹，这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认为这种做法对于促进官兵关系的和谐很有好处，于是决定在全军推广。

这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军队干部下连当兵，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在军队内部形成共产主义式的同志关系。

毛泽东还专门在会上强调说：“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的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一年你管人家十一个月，人家管你一个月还不行吗？有些过去当过兵的，现在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

此后全军迅速兴起了一股“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到1959年2月止，全军下连当兵的干部，已达15万余名，其中有将军160多名。很多开国将军在下连当兵期间，留下了有趣的秩事，这里选择几则分享一下：

许世友攀登绝壁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到了海防前线某步兵六连，当起了一名“上等兵”。军区的苏联军事顾问格尼哥柯知道以后，感到十分震惊，他于是问许世友：“你已经50多岁了，下连当兵吃得消吗？”

许世友拍着胸脯说：“你放心，我的身体结实得很呢！解放后，长期在大机关工作，脱离了战士，和他们的感情疏远了，利用下连当兵的机会，和战士们联络联络感情，好处多得很啦！”

格尼哥柯又问：“你下连当兵，和战士混在一起，以后你在战士中还有威严吗？”

许世友严肃地回答说：“官当大了，当长了，就会脱离士兵，如果一年当一个月兵，让别人来管管自己，不仅可以体会一下战士们的生活，了解战士们的思想，不仅能增强我们的爱兵观念，还可以将战士当作一面镜子，对照自己。”

下连以后，连队的官兵都非常关照许世友。有一次连队组织攀登绝壁训练。一根粗实的绳子挂在绝壁上，年轻的战士挨个爬了上去。许世友知道大家肯定不让他爬，于是趁大家不注意时，赶紧抓住绳子爬了上去。

战士们看见以后，赶紧上前保护，许世友却说：“我能上去，你们别以为我年纪大了不行！”

但正当许世友爬到一半时，绳子突然脱手，他的身子立马悬空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他身子一斜，一手抓住攀绳，一脚蹬住了岩石，身子往上一窜，另一手又抓住攀绳，终于化险为夷，并顺利爬上了顶峰。

这天晚上的班务会上，班长严厉地批评了许世友，说他那么大年纪了，不该冒这个险。许世友却说：“我接受班长的批评，但要说明一点，你批评是正确的，我锻炼一下也是需要的。”

杨得志表演“铁牛耕地”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来到驻徐州某部6连当兵。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给自己取了个化名“杨绍起”。

杨得志下连以后，分到了一支自动步枪，当训练枪支分解结合时，老战士教杨得志分解了一次，他看了一遍就能分解结合了。班长惊讶地说：“你学得真快呀！怎么教一遍就学会了！”

杨得志笑着说：“你不知道，我是当过兵的！”

训练休息时，杨得志也会给战士们表演他的绝活“铁牛耕地”和“叼手绢”：“铁牛耕地”就是用双手的大拇指、食指、中指撑地做俯卧撑，他可以连续做几十个；“叼手绢”就是身体侧卧单手撑地，转身扭头用牙叼起地上的手绢。战士们看了以后，更加觉得这个神秘的老兵不一般。

有一次，班长从杨得志的身上发现了蹊跷，他看到杨得志左手腕处有被子弹打伤的痕迹，更加怀疑他是一位大领导了，于是劝他说：“像你这么大年纪，参军又久，苦也吃了，罪也受了，经得多，见得广，还需要再当兵锻炼吗？我看，只要跟在后面站在一旁，指点指点就行了。”

杨得志却说：“我脱离士兵生活的时间太久了，连里的变化很大，不锻炼、不学习怎能行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得志觉得自己和大家已经熟了，即便让战士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们也不会再拘束，他便在一次全营的军人大会上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他对大家说：“大家一定想知道，我刚来时，为什么没有向同志们介绍我们的职务呢？不是为了保密，是怕同志们知道了拘束，怕同志们听说司令员当兵，班长不敢管理上将。现在好了，我们都熟悉了，大家非常亲密！”

杨得志刚说完，台下就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陶勇请当兵期间的战友来家里吃饭

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登上“井冈山”号舰当兵一个月，当兵期间，他和舰上的官兵们相处非常不错，于是提出当完兵后要请战友们去他家作客。但官兵们都以为他是随口一说，并没有放在心上。

没想到到了1959年的春节，陶勇真的要请舰上的同志到他家作客，他专门派了一辆大交通车，一共接了45名战友来他家里，而且饭菜就摆了4桌。

吃饭时，陶勇问大家：“你们知道我在舰上最难的是什么吗？”

有人说是卷锚缆吧，那家伙又湿又重，棕毛还扎人；有人说是站完晚上倒数第二班岗，回来刚睡着又该起床了；有人说是舰上蹲茅坑不方便……

最后陶勇说：“都不对！最难的是我想你们嫂子朱岚同志啊。我就给她写情书，你们知道，情书这东西是见不得人的，舰上那么点儿地方，我在哪写呢？我刚一动笔就有人凑上来看，刚写了两个字，众目睽睽之下，只好改成写报告了，一句谈情说爱的话都没敢写……”

这一番话令大家哈哈大笑，一旁的朱岚也不禁红了脸。

这天陶勇非常高兴，喝了很多酒，官兵们走了以后，他还坐在那里没有动弹。朱岚于是过去问他：“是不是喝多了？”

陶勇摇摇头说：“时间过得太快了，看到这些士兵，就想起我自己当兵的时候……”

韦杰实弹射击9枪打出86环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韦杰来到驻重庆某团“红二连”二班当兵。几天以后，连队要进行实弹射击考核。连长和指导员考虑到韦杰刚到连队不久，便打算不让他参加了。但韦杰知道此事后，却一口拒绝：“那怎么行？我是二连的一员，考核二连就包括考核我！”

连长再次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首长参加考核也可以，那就不算二班的成绩。”

韦杰不高兴地说：“怎么，你们信不过我这个老兵，怕我拖二班的后腿？”

连长连忙说“不”，但他心里正是担心这点，首长毕竟已经40多岁了，而且脱离基层的时间也很久，但二班却是全连的尖子班，年年射击成绩都是优秀，没有一个不及格的。

韦杰又安慰起了连长：“连长，你放心，我在红军时期就当过射击教员，这几天又跟着练习过，打个良好问题应该不大。”

但真到考核那天，身经百战的韦杰也有点紧张了。连长和指导员更是紧张，按理说就算韦杰打了个“光头”，但只要其他人成绩好，连队仍然能够优秀。但韦杰要打得不好，不仅他自己脸上无光，连队也会丢了面子，这还得了？

团长也亲自来到靶场观看。轮到韦杰射击时，他熟练地卧姿装子弹、定标尺、举枪瞄准，总共9发子弹，韦杰将子弹一发一发地打了出去，随着红色报靶杆一次又一次地横向晃动，韦杰打了一个又一个10环！

射击结束后，报靶员兴奋地大喊：“首长打了5个10环，4个9环，一共86环，总评优秀！”

全场掌声雷动，韦杰却有些不信，他让报靶员把靶子拿了过来，亲自当众点验，一个个数过弹孔后，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团长激动地对韦杰说：“首长，您可真是个神枪手！”

韦杰笑着说：“这都是下功夫练过的。从前在江西苏区当侦察兵，朱老总那时要求严格，射击技术不达标，我也当不成啊！”

秦基伟为战士们做饭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来到驻云南某部一连当兵。他下连时正赶上连队组织识字大突击。他便主动当起了业余文化教员，帮助战士突破认字2500个大关。

有一天，秦基伟来到炊事班，对正在炒菜的炊事班长说：“我是来帮厨的，明天你们都去学文化，我和几个同志来做饭。”

第二天，秦基伟果然穿着炊事员的白围裙，出现在了连队的厨房里，他舀了几十碗米，和几个帮手到井边淘洗，把谷壳和砂粒一一捡了出来。虽然厨房里只有4个人，但在秦基伟的带领下，打水、洗菜、做饭，工作照样进行得井井有条。

这天中午，秦基伟为战士们做了一桌可口的饭菜，战士们高兴地说：“吃到司令员做的饭菜，学习更有劲了！”

秦基伟当兵结束后，连队给他作出了这样的鉴定：

朝气蓬勃，很有干劲，而且还谦虚、诚恳、热情，发扬了老红军、老八路的共产主义风格，做到了学习好、爱护武器装备好、生产节约好、体育卫生好。

他曾两次被评为班里的五好标兵，受到连首长的两次队前表扬。

1个月的当兵生活，让将军们普遍感到收获很大：不仅锤炼了思想，锻炼了身体，而且更加清楚地了解了战士们的生活学习和思想，发现并解决了许多在机关不易发现的问题。

此后，“干部下连当兵”作为部队的一项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一直保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