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上集丨吴晓波：世上再无德鲁克

每周一本书，听吴晓波细读商业经典，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彼得·德鲁克的《公司的概念》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今天聊一个叫德鲁克的人，他是17年前（2005年）去世的，被认为是管理学界“大师中的大师”。为什么叫他“大师中的大师” 呢？因为在他这本书中，有一段非常骄傲的话。他说，“我最重要的贡献是我创建了管理这门学科”。

我2001年出版《大败局》，2003年离开体制内，2003年底我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然后当时决定要写《激荡三十年》，在2003年以后我就专职开始写《激荡三十年》。那几年虽然写作很辛苦，但是没有现在那么忙，还是有很多闲暇的时间。

我在千岛湖有个岛，我那时候经常去岛上，关门看看书、游游泳、听听鸟叫。然后我记得2005年的11月11号，我在从杭州去千岛湖的路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当时我在《经济观察报》有一个专栏，一个礼拜有半个版，我当时的责任编辑叫作许知远。知远给我打电话说“晓波你知道吗？德鲁克死了”。他带着哭腔跟我讲。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知远说“写篇文章吧”。然后我应该就在一个礼拜以后，在当时的《经济观察报》写了篇文章说，“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

德鲁克1909年的时候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会有很多的客人来往。德鲁克写过一本自传叫作《旁观者》，在他70岁的时候出版的。德鲁克说“我是一个旁观者，但是我是一个介入的旁观者”，就是我在看，同时我是介入的。

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德鲁克的《旁观者》非常早。大概就将近20多年前，他在书中说，“我是一个介入的旁观者”，对我的一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你看我现在也做企业，我还在做自媒体，我有个出版公司，我卖一个叫作“吴晓波频道超级会员”的产品给大家。我在介入，同时我希望自己能够从商业中稍稍抽离出来，离商业一步之远。

作为一个中国商业史的写作者，作为一个中国企业的观察者，我每年会做一场年终秀。年终秀就是一个介入的旁观者的行为。我介入了，但在本质上我是一个旁观者。

德鲁克说，我们家那时候高朋满座，在维也纳。他见过很多名人，但是有一个人，他说我一辈子只见过一次。这个人从我家里离开以后，他爸爸就跟他说，你见了全欧洲最重要的一个人。德鲁克说，难道他比奥匈帝国的皇帝还重要吗？他爸爸很严肃地跟他说，是的，你刚才见的这个人比皇帝还重要。

他是谁？他不是另外一个皇帝，他是一个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他比皇帝还重要。然后德鲁克在他的自传里面就有一段话，他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以及他的社会学视角对我后来作为一个管理学家产生了非常大的启迪作用”。

他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再往下讲，我们作为一个读者看到这里，比如我，就会陷入沉思。德鲁克说，从小只见过一面的弗洛伊德，但是他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一生在用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在观察管理学。

管理学按现在经典的说法来讲，它的脉络是什么？经济学的母体是伦理学，亚当·斯密是一个伦理学家，他是伦理学教授。伦理学生了一个孩子叫作经济学。然后一般认为，经济学生了个孩子，叫作管理学。全中国全世界的很多管理学系都是从经济学系生下来的。

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可能生错了。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是供给和需求，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是组织。我们今天经常在我们的企业经营学习中研究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讲到管理时，讲生态、进化、突变，这些名词在经济学里面是不存在的，这些名词出现在社会学，出现在人类学，出现在心理学。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管理学更像是一个社会学或者组织社会学下的蛋，而不像是经济学下的蛋。

这也是我看德鲁克的书的一个自己小小的体悟，不知道对和错，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德鲁克是在法兰克福大学读书的，读了个法学博士，因为一战以后奥匈帝国解体，社会比较动荡，他就离开了动荡的故乡。他就到伦敦去，后来移居到了纽约。他在伦敦和纽约的时候，当过很长时间的记者，给报纸、杂志写稿子，后来到了咨询公司去当咨询师和调研员。

我觉得这两个职业对德鲁克一生非常重要，一个当过记者的人，一个在咨询公司当过调研员和咨询师的人，他慢慢会培养出两种职业能力。第一种职业能力是善于写作，当记者，要把非常艰涩的东西用通俗的、朴素的语言表达出来。德鲁克的书跟其他的管理学家的书不一样，他的书很生动，他甚至创造了管理学的一种写作的范式。

第二，他非常注重实地调研。他大量的案例来自各种企业一线的实践，所以善于写作和实地调研是德鲁克身上的学术的一种基础。

我想我们这些人身上都沾染了德鲁克教给我们的这些学习的办法。如果你对财经写作感兴趣，对财经研究感兴趣，这两件事情你还是要掌握的。第一你要善于写作，第二你要实地调研。

我再给大家分一下，天下的书分两本书，一本叫作死书，一本叫作活书。死书就是这本书你读完以后你觉得很有启发，你觉得很有创见，很有营养，但是写作者不带感情，你读起来没有乐趣，这叫作死书。

很多教材就属于死书，很有营养，学了以后对你很有帮助，但你读的时候皱着眉头，估计写书的人也是皱着眉头。一个皱着眉头的人写完书，然后让你皱着眉头读完，然后你去考试，考完以后你拿了一个本科文凭，拿了个硕士文凭，拿了个博士文凭；或者说我现在觉得今年业绩不好，我要学习财务，拿了本财务的书，怎么能够降低成本，怎么提高效率；或者老师给你讲课，老师是活的，但是皱着眉头跟你讲，你皱着眉头听，有没有帮助呢？有帮助 ，但这叫作死书。

还有一些书是活书，它既有创见又有营养，又对你有帮助，作者是带着感情写的，你读起来很有乐趣。

有一个英国人叫作霍金，霍金研究的是全世界最难懂的一件事，叫作天体物理学。物理学就很难懂，他挑战牛顿和爱因斯坦，研究黑洞。这门学科全世界大概没有几千个人在弄的，但是霍金写过两本世界级的畅销书，既有创见又有营养，又有知识。同时他带着感情写，你读起来还非常有乐趣，叫《时间简史》。还有一本叫作《果壳中的宇宙》，他把非常难理解的知识点，其他的物理学家或者天体物理学家一定皱着眉头用公式、理论、艰涩的词讲给你听的东西，那个全身瘫痪的英国人居然用非常风趣的、浅显易懂的语言讲给你听。什么是时间？宇宙如果在一个果壳里怎么样进行演变？

所以最伟大的作品都是活死书，德鲁克的书就是活死书。它是死书，它有非常硬核的内容，有知识结构，对你很有帮助，但是作者是带着感情写的。就像有人评价梁启超一样，笔锋自带感情，你读起来非常有乐趣。你既获得了知识的营养，同时也获得了阅读的乐趣，这叫作伟大的作品。

德鲁克就属于那种能够写活死书的作家，很罕见，这样的作家一个行业里面大概只有三五个人。

德鲁克在伦敦当记者，到美国以后，到了咨询公司去做调研员，去做咨询师。20多岁就开始写书，他写的第一本书叫作《经济人的末日》，第二本书叫作《工业人的未来》。他的成名作是他写的第三本书。

所有写作中，虚构领域比如小说家是有可能一夜成名的，后面写啥东西就没关系了。在非虚构写作里面，特别在财经写作里面，第一本书就开始畅销很罕见，极其罕见。大多数人都是写了1本2本3本4本书的时候突然间火起来。

大家说吴老师你成名很早，《大败局》2001年就写出来了，那时候你才33岁，那是我的第五本书。我27岁就开始写第一本书，第一本书只卖了6000本，第二本书卖了1万本，到《大败局》就卖了200多万本。

德鲁克也一样，到了他33岁，也就是1942年的时候，他因为写了第一本书、第二本书有点小名气了，有一个美国的企业家看中他，说这个小伙子不错，我能不能请他写本书。这个企业家是当时1940年代美国最著名的企业家，叫阿尔弗雷德·斯隆。

斯隆是美国通用汽车的总裁，美国通用汽车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25万人。斯隆1923年开始当美国通用汽车的总裁，在底特律。

底特律有三家最著名的汽车公司，被称为美国汽车工业的心脏，福特汽车、克莱斯勒汽车、通用汽车三家汽车公司。

在1918年的时候通用汽车排在第三名，福特排第一名，克莱斯勒排第二名。然后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把通用汽车打造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工厂和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

斯隆当年是美国最牛的一个企业家，他就看到了德鲁克写的书，说这小伙子不错，请德鲁克来帮我们写本书。德鲁克就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可以去为当时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工厂写一本书。这对一个年轻人来讲是多么重要。

30多岁40多岁的同学，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德鲁克去世前后，我大概30多岁的时候，有一位我非常喜欢的经济学家叫张五常。张五常70周岁的时候，他的生日在杭州过的，我们在西湖边的一个房子里面给他过生日。张五常那次第一次见我，他就问我，说你几岁了，我说我30多岁。那时候我已经写完《大败局》了，他已经知道我了，说你是写《大败局》的小伙子。然后他问我你最近在干什么，我说我最近在写一个中国30年的改革史，我希望在2008年的时候把这本书出版出来。70岁的张五常跟我讲了一句话，我一辈子难忘。他说你要记住，30岁以后，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次要的事情上。三十而立了，你要为自己的脸负责了。30岁之前这张脸是你父母给你的，30岁以后这张脸属于你自己了，你长成什么样子是由你自己决定的。30岁之前你是个懵懵懂懂的青年，30岁以后你是个成年人了，你慢慢也掌握了自己的技能。

如果你22岁大学毕业，你进入职场已经8年了，如果你研究生毕业，你进入职场已经5年了，这个时候你要找一些重要的事情去做。这个重要事情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天上掉下来的，掉了个重要事情给你。第二种事情是你努力去获得的。

德鲁克就很幸运，在他33岁的时候，天上掉下来一个重要的事情，说你有机会给美国最大的一家汽车公司，全世界人数最多的制造公司去写一本书。写了两三年，写完以后出版，叫作《公司的概念》。

这本书是德鲁克的成名之作，写美国通用汽车。写完以后，斯隆就下了个命令，说25万名通用汽车公司的员工绝对不能去读这本书。说德鲁克这个同学非常认真地调研了我们的公司，但是他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完全不能读这本书。

因为德鲁克通过近两年的调研，在这本叫作《公司的概念》书中，对通用汽车的劳资关系，总部员工的使用和作用以及通用汽车与经销商的关系提出了很多质疑。你请人帮你写本书，书里面一堆对你的质疑。斯隆是多么骄傲的一个人，把一家排名靠后的汽车公司花20多年时间变成了全北美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我请你来帮我写书，结果书里面一堆对我的批评，对劳资关系的批评，对员工的批评，对我跟经销商关系的批评。你有我斯隆懂员工吗？你有我斯隆懂劳资关系吗？大怒。

甚至到了这本书出版的将近20年后，1963年，这本书出版是1946年，到1963年的时候，斯隆亲自写了本书，叫作《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在这本书中他说，德鲁克当年帮我们写过一本书，他现在很有名了，已经是管理学的泰斗了，但是他当年都搞错了。

在这近20年里面，斯隆和德鲁克并没有互相拉黑，并没有朋友圈不见，他们经常见面，斯隆还经常向德鲁克请教一些问题。德鲁克说，斯隆会认真倾听我的想法，但他从来没有采纳过我的建议。斯隆说德鲁克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但他每一次对通用汽车的建议都是错误的。两个人相爱相杀。

斯隆不甘心，一本伟大的书在斯隆看来像坨屎一样贴在了通用汽车的门口，他多么不甘心。他退休以后，叫别人写又不放心，老子自己写，写了一本《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斯隆写完这本书以后他会请谁作序，他请作序的那个人居然是德鲁克。他请德鲁克来为他的书作序，有意思吧，真正的相爱相杀。

那大家会问，德鲁克和斯隆近20年的相爱相杀，他们的矛盾点在哪里？这个矛盾点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所有做企业的人都会面临这个矛盾点。

德鲁克在给斯隆写的那本书《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写的序言里面就讲了这个问题。他说我1946年的时候出版了《公司的概念》，现在斯隆写了《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我们相爱相杀近20年。但我们的分歧点在哪里，他说分歧点在我们对管理者和管理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他说斯隆是一个非常古典的立宪主义者，斯隆管通用汽车两个原则，第一叫作立宪主义，第二叫作君主教育。什么叫立宪主义？他建立制度，通过制度来管理人。第二，君主教育，就是我是企业的独裁者。

天下有两个组织是具有独裁性质的，一个叫作军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在前线打仗，该攻这个山头还是过那条河，你不能听后方司令部的，总参谋部的也没法听。我是团长，就要决定这件事情。某些时间点没有人告诉我该过桥还是打那个山头，我来做决定。军队天生带有独裁性质，所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第二个是企业，因为企业中的企业家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确定的市场。贝佐斯讲过，当那个市场机会已经被确定了以后，它就不再属于机会了。所以优秀的企业家往往是在机会拥有30%确定性的时候就出手了，到70%就不干了，到100%就结束了。但机会只有30%的胜算的时候你该不该出手，谁都没法帮你，你自己来做决定，你对结果负责任。

企业天生地带有独裁性质，如果你是做企业的，我讲这一段话，你是不是感同身受。我要不要开发这个产品，我要不要进入那个市场，我今年到底投多少钱，今年下半年到明年我是该多招一些科技人员还是应该裁员。你把天下所有的咨询公司全部请遍，都仅仅为你的决策做一个参考，最后那个拍板人就是你。为什么企业家都很孤独，没有人可以帮你。

德鲁克说，斯隆就是一个这样的立宪主义和君主教育者，所以他认为管理者是企业经营的第一要素。德鲁克说，No，管理者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管理。德鲁克说管理必须放在第一位。管理是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这一段话预示着现代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

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很重要呢？1946年出版的这本书，它虽然写的是关于美国通用汽车这一家公司的管理实践，但是在这本书中德鲁克提出了一个元命题，就是管理是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明确管理是承担特定工作与责任、履行组织特定功能的一门学科。这些表述预示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

这就是斯隆和德鲁克的分歧，斯隆认为管理者应该在第一位，管理在第二位。德鲁克认为管理应该在第一位，管理者第二位。斯隆和德鲁克的讨论是一个天问，或者说这种讨论的本身催化了管理学这门学科的诞生。

德鲁克后来曾经说过，管理不是一门科学，管理是一门艺术。其实管理的概念的提出者并不是德鲁克，工业革命最先是在英国发生的，到了20世纪以后，美国的钢铁行业、纺织行业开始崛起，大型的工厂出现在美国，出现在芝加哥、底特律、纽约这些大型城市。在1911年的时候，也就是德鲁克出版这本书的35年前，有一个工程师叫作泰勒，出版了一本书叫作《科学管理原理》，所以管理当作一个概念被提取出来是在1911年。

我写过中国企业史，我真的非常感慨，现在是2022年，在100多年前的1911年，有一个叫泰勒的美国人发明了科学管理。泰勒发明科学管理的两年后，1913年，就有一个中国的年轻人，一个上海人，叫作穆藕初，就去拜访泰勒，说你出版了一本书叫《科学管理原理》，我能不能来当你的学生，穆藕初就开始向泰勒学习科学管理。到了1914年的时候，穆藕初回到他老家上海，与胞兄共建一家纺织厂。穆藕初就把泰勒的管理思想引进到了我们的上海，引进到了中国的一家纺织工厂。然后他又把泰勒那本书翻译成了中文，通过上海中华书局来发行。1914年，中国的商业世界就已经知道科学管理了，其实我们跟世界有的时候是走得很近的。

早在1908年的时候，底特律的一个非常天才的企业家亨利·福特发明了T型车。大家知道汽车是德国人发明的，1886年，我们有的人可能就买了他的车，叫作奔驰。很长时间内汽车很贵，因为当年汽车制造涉及5000多个零部件。5000多个零部件把它们组装在一起，工作非常复杂，它的成本就很高。到了1908年的时候，亨利·福特发明了T型车，把汽车的制造成本大幅度下降，靠管理。

亨利·福特在管理学上面有两个重要的发明与实践，一个叫流水线。所有的生产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生产，就是科学分工，通过分工产生劳动的集约效率，极大地降低了汽车制造的成本和它的次品率。第二，实行8小时工作制。

所以1911年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1913年亨利·福特开发出了流水线，还落实了8小时工作制。所以在德鲁克之前的几十年，管理已经慢慢地形成了它的雏形，但是德鲁克的价值，是他把这些智慧、这些知识、这些实践提升为一门学科。他提出了管理的最基本的理念，就是管理是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是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所以他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

其实你看德鲁克的书，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你会想起叔本华讲过的一句话，说任何深刻的思想都是朴素的。我前面讲了德鲁克当过记者，当过咨询公司的调研员和咨询师，所以他有很好的一个写作能力，能够用最通俗的、朴素的语言把最深奥的管理思想、理论给它表达出来，其实我们人生也一样。我们人生有三个最朴素的问题，就是你的门卫经常问你的，你是谁、你从哪来、你去哪？任何深刻的思想都藏在这些非常朴素的问题里。

德鲁克的书里面经常会提一些元问题，比如说德鲁克问什么是好企业。德鲁克说，其实好企业就4件事儿，第一件事，做好产品，第二件事，合法纳税，第三件事，善待员工，第四件事，友善环境。

在德鲁克讲之前问你什么是好企业，一堆的答案，你可以用20万字来回答。德鲁克告诉你没那么复杂，一共就16个字，做企业就是做个好产品。卖苹果的种个好苹果，卖酒的做个好酒，不断地做好产品。

第二件事情，你在一个国家里面合法纳税，纳了税以后，国家作为一个暴力机器能够保护你的安全，你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

第三件事情，做了好产品赚了钱了，国家分走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要给你的员工，让你的员工能够因为你的企业盈利过上体面的生活，叫作善待员工。

第四件事情，我做企业，我生产汽车，我做酒，我做服装，我做化工产品，做这些产品的时候，你的脚下叫作土地，你要善待土地。你的周边是社区，你要跟你邻居搞好关系，你要跟土地、跟大自然形成友善的关系，你要跟你的周边社区形成友善的关系，你不要变成一个吸血鬼一样的存在，结束了。

这4件事以外都不是企业的本分，企业的本分就4件事：做好产品，合法纳税，善待员工，友善环境。德鲁克经常会提这些很朴素的问题，然后用最朴素的方式来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