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朴方上中学时，找老师借钱坐公交，老师：邓小平的儿子会没钱？

他有着一个特殊的家庭，却始终过着朴素的生活；他遭受过不人道的待遇，却致力于弘扬人道主义思想；他是我国6000万残疾人中的一个，也是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他就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

1944年4月16日，邓朴方出生于山西省左权县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因为生下来就胖乎乎的，大家都喊他“胖胖”，邓小平夫妇十分疼爱儿子，但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又不允许他们将儿子带在身边，于是他们将胖胖送到了一户叫郭金梅的村民家寄养。

郭金梅是一位在支前活动中表现非常突出的中年妇女，在她的照顾下，胖胖长得非常好。1945年10月，邓小平夫妇要转战河北，他们才将胖胖接了回去。

到了1946年，胖胖已经快2岁了，还没有起名字，卓琳对邓小平说该给胖胖取名字了，邓小平想了想说：“胖胖出生在太行山，叫他‘邓太行’吧！”

但刘伯承已经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刘太行”了，卓琳不同意，她找刘伯承：“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胖胖起个名！”

刘伯承想了想，给胖胖取名为“邓朴方”，因为“p”是“胖”字的元音，“ang”是“胖”字的辅音，

所以刘伯承就用元音取了个“朴”字，用辅音取了个“方”字，意为“朴素、方正”。

邓小平夫妇对这个名字很满意，他们对儿子说：“太好了，朴方，快谢谢刘伯伯！”

此时正在一旁玩的刘太行听见了，他跑过去按着邓朴方的头向刘伯承行了个礼，满院子的人都笑了。

1952年，邓小平一家迁往北京，邓朴方进入八一小学就读，这是一所领导子弟学校，学生中间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比谁的爸爸官大。但邓小平从来没给儿子讲过自己是什么职位，邓朴方也不知道父亲当了什么官，他总觉得自己在同学中比别人低一等似的。

直到邓朴方11岁时，才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父亲是财政部长，这时他才对父亲的地位有了一点模糊的概念。邓朴方上中学时，每天都骑自行车回家，有一天自行车坏了，他口袋里没钱，只好去找班主任借钱从公交车回家。

不料班主任听后吃惊地说：“怎么邓小平的儿子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

青年时的邓朴方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2年秋，他以每门功课平均90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准备毕业后投身我国的核物理事业，到深山老林里去工作。

上大学期间，邓朴方的生活依然很简朴，家里每月给他15元钱，他一个月的伙食费要12.5元，然后每月坐公交回4次家，一次的费用是五毛二，生活费减去饭钱和车费后，每月就只剩下四毛二的零花钱了，但他却完全不觉得苦。

邓朴方在学校里和同学们的关系也非常融洽，他留着寸头，模样倒像个来自农村的子弟，同学们都亲切地叫他“邓胖子”。同学们有什么困难，他都乐意于解决，他还经常把自己的那辆自行车借给同学们骑。

但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劫难中，邓朴方因为父亲邓小平的关系，受到了迫害，他终于承受不住了，1968年5月，他从三楼一跃而下，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最终他的他的脊柱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摔伤以后的邓朴方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他的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造反派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当时邓小平夫妇已被下放到江西，对邓朴方来说，这是非常难熬的一段时光。

到福利院后，同屋的病友没有歧视邓朴方，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在他们的鼓励下，邓朴方重新树立起了好好活下去的信念。

福利院也会组织院里的病人干一些编筐的活，编一个筐子四面的帮是3分钱，编一个底是1分钱，邓朴方的手很巧，很快就学会了，每个月都能净几块钱，拿到钱以后，他就和几个病友去镇上喝点小酒，再来上两盘花生米吃。

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和邓小平夫妇一起生活。在这段时间里，他深深地感受到了父亲对他的爱。

邓小平夫妇每天都要去工厂上班，只有下班后才能回来照顾她。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已经70多岁，每天光是做饭就忙得不可开交，卓琳的身体又不好，所以邓小平成为了照顾儿子的主力。

邓朴方因为自己不能行动，每天下午都需要全家人把他抬到洗澡间，然后由邓小平给他擦澡，邓小平擦得非常细致，常常是刚擦完邓朴方的身子，邓小平却累出了一身汗。

邓小平看着儿子整天躺在床上，觉得还是要给他找点事做，只有让他感到充实，他才会坚定地活下去。有一天，邓小平主动找到了修理车间的负责人陶端缙，对他说：“陶排长，你有没有收音机？”

陶端缙不解，邓小平解释说：“孩子在家里闲着，这孩子很聪明，学的又是这个专业，能在这方面干点活儿就好了。你有收音机的话，能不能给他修理一下？”

陶端缙说：“老邓，不瞒你说，我一家只有四五十元的工资收入，上有老人，下有4个孩子，哪有钱买收音机啊？”

邓小平没有办法，于是让邓朴方把家里的照相机拆了，拆了再装，装了再拆，把一个破的照相机给修好了。

此后厂里的工人们又为邓朴方做了一副哑铃，还特意为他做了一副床架，安上拉力器，便于他锻炼上肢。在大家的关怀下，邓朴方重新树立起了生活的信心，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和读书学习，表现出了顽强的毅力。

邓小平尽管对儿子的遭遇感到难过，但他从不会表现出来。80年代初时，前三门建了一排宿舍楼，邓小平看了以后，曾对身边的人说：“房子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商品？如果将来卖房子的话，我要给我大儿子买一套，他是因为我而受伤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

“文革”结束后，邓朴方虽经多方治疗，但病情没有很大的起色。但他在治病的过程中，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医疗体系印象很深，他觉得中国的残疾人这么多，也很有必要建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于是在1983年，他和同为残疾人的王鲁光（王树声大将的儿子）一起开始筹建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建立中心就要筹钱，邓朴方于是又创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基金会创建之初，工作人员连工资都没有，是真正的白手起家，邓朴方就摇着他那辆手摇车，奔走各地，为残疾人事业募集资金，他也确实靠着父亲的背景筹集到了一些钱。

对此邓朴方坦然地表示：“如果没有父亲这个背景，我要去见某个领导人，人家肯见吗？但这也只能是给你一个背景，给你一个条件，给你一个便利，但你用不好还是做不成事。”

但在平时的工作中，邓朴方会严格地要求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不许打着父亲的旗号。有一次，邓朴方的一个朋友为基金会帮忙办事，有急事要打长途电话，于是匆匆直到长途电话局，当时电话局还没上班，他就直接敲起了门，工作人员不耐烦地从门缝里吼道：“敲什么敲？没上班呢！”

但这位朋友却回敬了一句：“开门，我是‘邓办’的！”

这句话果然有效，对方马上开了门，问明情况以后，得知是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事，马上就让他打电话了。

但邓朴方得知此事后，却非常生气，他对朋友说：“以后你再别到基金会来！”

然后邓朴方又对工作人员强调：“我再宣布一次，任何人不准乱打我和‘基金会’的牌子。谁出去乱打牌子，一经发现要严肃处理！因为我一而再、再而三、三番五次讲了又讲，再出事就是明知故犯！”

尽管邓朴方始终坚持原则做事，但社会上还是有很多风言风语。1989年，就有很多人传言他在国外的个人存款达到300多亿美金。

邓朴方听后生气极了，他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表示：你们谁能去把这300多亿存款找出来，我只留1%就够了，其他都捐献给国家。

但后来邓朴方也想通了：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能变得了吗？只要自己秉持基金会“人道、廉洁”的职业道德，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呢？

在平时的生活中，邓朴方非常喜欢孩子，他是邓家著名的“孩子王”，弟弟妹妹的孩子他都喜欢带，他经常摇着手摇车，带着一群晚辈们逛公园、讲故事、玩游戏、看电视……他成为了这群孩子们的中心。

有一天，邓朴方在和朋友闲聊时，突然说：“唉，你看，这辈子快过去了，怎么也得找个老婆啊！”

朋友有些吃惊：“你找……老婆！”

邓朴方平静地说：“你看我的身体，生活无法处理，总得有个人照顾吧！现在老父子在，怎么都好说，老父子不在了怎么办？谁照顾合适？只有爱人吧！”

朋友问：“那你有什么条件？”

邓朴方只提了一条：“不能有孩子。”

朋友说：“可是你是最喜欢孩子的呀！”

邓朴方回答说：“可是姐妹兄弟的孩子已经不少，都跟我亲，我怕带个孩子来同兄弟姐妹的孩子不好处，防止家里有矛盾。”

家里人知道邓朴方的想法后，也开始给他特色对象。1989年春天，姑姑邓先群给邓朴方物色了一个对象，她叫高苏宁，36岁，是个老红军的女儿，在北京市民政局卫生所当医生，性格也很好。

邓朴方果然和高苏宁很谈得来，不久以后，他们就结婚了，高苏宁是个很好的贤内助，他把邓朴方照顾得很好，他们虽然没有孩子，但生活得非常幸福。

2002年2月，邓朴方坐着轮椅前往广东考察，他在10天中考察了广东省7个城市的残疾人工作，他在汕头进行座谈时，有人向他反映：因为许多健全人假冒残疾人用三轮车搞营运，扰乱了城市交通秩序，有关部门为了维护特区形象，干脆取消了三轮车营运，使一些靠三轮车营运谋生的残疾人的生活成了问题。

邓朴方听到这里，严肃地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说：“你们这样做是很不负责任的，怎么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呢？”

由于对残疾人事业的突出贡献。2003年12月10日，邓朴方被联合国总部授予当年的“联合国人权奖”，他成为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此奖的残疾人。

2008年5月，中国四川发生特大地震，邓朴方在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进行残疾人受灾的救助工作，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灾区提供了300万元慰问金，并向灾区寄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

2008年3月13日，邓朴方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副国级的领导。

如今已经77岁的邓朴方依然在为我国的残疾人事业奋斗着，他曾说：“人总是要死的，既然不死就撑着吧！但是我一定要把人员培养起来，

创造一个没有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事业，这才算最后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