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易变之道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凝练的物化形态”的中国书法艺术，正是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将中华民族的性格、品质、观念、文化传达得淋漓尽致。奔流不息的笔墨长河于波光水影间呈现出一派元气，在书法传统根脉的找寻中反思，中国书法艺术何以穿凿千年贯通古今？何以在时序变迁中非但未消弭，反呈勃勃生机？对于“易变”的探究或将构筑一种解读系——

古典哲学的易变思维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以道、易思想为核心，兼纳了法家、墨家、道家、儒家、名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思想精髓，同时亦将外来文化思想之精华融汇其中，其主要精神内核体现于“阴阳观”与“易变观”两个方面，站在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哲学高度统览历代炎黄子孙的遗传品格。

其一，“一阴一阳之为道”的哲学体现在中国大文化的方方面面。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潜藏着中华先民早已有的太极与阴阳意识，“阴阳对立统一观”正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一分为二”式宇宙观察理念；而远在西周时期，先民即“广泛应用八卦来定吉凶、断事理、决行为”，西周青铜器铭文及陶片刻符之上的卦象符号“—”表阳爻，“--”为阴爻，正是阴阳化生万物的古老实证。是以中国人的处世智慧中讲求“中和”之美，以文武张弛之道治国理政，以豪放婉约之语定义词作，以虚实寒热之别洞察人体，以文质彬彬之德要求修为。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此即阴阳对立统一观的最基本观念。

其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理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永恒的规律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推崇发展变化的理念、讲究“极而复返”的规律，亦是中华民族继承已久的经典哲思，穷则思变而处变不惊，求变以获新生，因变而得长久，易变之观是也。事实上，中国人概念里的“中正”向来绝非守成不易，关乎易变的哲思正如同游走于新旧平衡之间的砝码，因于易变而创造中和，亦不断打破旧有中和，新一层次的冲和静谧方得重建。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扑朔迷离、似实还虚中渗透着的是事物易态变形的多元化可能；“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自然为因，阴阳为基，形势自出，易变相承。探究中国书法的易变之道，其实质正是回溯中国民族相传已久的“文化根性”，这一东方式的哲学观与美学观既运用于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与把握中，也运用于对新世界的开拓中，并且鲜明地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外现于纸端的高度意象化形态——书法艺术之中。

历代书论的易变观照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借由意象思维的表现形态，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存在于各种书体的形成过程，同时亦存在于人们对书法艺术的认知之中。历代书法理论即为记录笔墨精神的一手材料。

尽管特定朝代有着流行于当时的特定审美理念，相当数量的语词与今不甚相同，然“一分为二”、讲求对立的观点以及关注矛盾两面的可贵意识已然闪现其间，探及存在于对立之中的易变哲思不可胜数。汉代卫恒的《四体书势》中即有“随事从宜，靡有常制”之论，今日读来仍可感知时人对作字中易变的关注；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中讲“若平直相似，状若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这篇旗帜鲜明的文字虽后被证为伪托之作，但其所提“状若算子”之辞早已被后世口耳相传并津津乐道，足可谓反面出击、极言变化的经典之作；“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藏匿于毫端的奇丽正透过奇崛变幻的笔势，于不经意间倾泻于纸面，无怪乎蔡邕所慨“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历览五种书体的形成与演变过程，玄妙的意象背后皆属道尽中国哲学“阴极生阳、阳极生阴”的易变规律认知；仔细考察各个书法基本要素，其间对于易变之道的呈现更俯拾皆是：中国书法的用笔法则中，诸如“中侧”“藏露”“轻重”“纵收”等矛盾概念已然体现着中国人对于阴阳对立、化合融汇的成熟思想意识；谈及结字形势与章法安排，唐人张怀瓘曾援引《兰亭序》中“之”的二十余个不同写法展开论述，言语之间看得出时人讲究字字个性相异、追求保持了“平正”大体势下的“不平齐”之理念；对于字间关系的“勾连”之论，特别是相互处于上下、左右关系之中的多字情状，恰恰表征着对于“书势”不可断绝的极度重视——蔡邕《九势》所云“凡落笔结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萧衍《草书状》言及“纵横如结，联绵如绳”“斜而复正，断而还连”，李世民《王羲之传论》中“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等等论说，无一不是重视字间有机关联的体现；更有对于书作之中“行气”的审美思考，“断而还连”看似关乎作字时的具体技艺，实则“藕断丝连”式的细密之思恰是一种极符合中国人心理的审美理念，通过这种口唇间欲说还休、眉眼里顾盼有情的隐晦，传达出绵延不绝的情调。

“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鸿鹄群游，络绎迁徙”……如此种种以生灵所作之喻极多见于古代书论。正如书法肇始于自然，古代书论写作的原材料本就来源于对自然界生灵的关注，一虫一兽均是其来源，这些被写进书法艺术理论的生命体本身具有勃勃生气，其于扬头摆尾间流泻而出的，全然是顾盼生姿的生动变幻，亦不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动势与协调。

现代创作的易变逻辑

在现代书法的创作探索中，我们总习惯于从文化本身所具特质出发来寻找答案。中西方有着极其不同的文化性格，区别于西方的“天平”式绝对平衡，中国文化更于借助传统“称”式思维，于看似不平齐间，借由秤砣的微妙挪移达到心理认知上的全新平衡，易变恰是其中要义。

事实上，在一个由空间和时间构成的巨大坐标系里，每一种书法形式均遵循着易变逻辑得其当时当下的位置——少字数书作有如独舞，是将空间性强调到了极致的典范；字数较多的布阵式作品则恰好相反，对矩阵中每个个体的空间构成相对弱化。不止于此，书法艺术亦随环境的变化而随时产生异于以往的调整，譬如对联形式之变——在古代社会生活环境之下，实用性决定其必然布于房门两侧，书法相对方整端严，变化幅度较小；而置于现代展览中，合并展列的变化则决定其更需具备较大的矛盾呼应关系，此即环境改变带给章法的必然变化。可以说，现代书法创作的易变逻辑绝非一成不变，其本身即始终处于随机布势、生生不息的流转与易态之中。

我们今天呼唤现代书法创作回归契合人们日常生活的“智性书写”，实际上正是想以书法记录最真实而不乏变化的生活片段，寻找恰当书法语言与主体当下情绪的最佳配置，追求浓淡墨色里最具鲜活感的人格与心性写照。

中国书法艺术以意象式的形态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展现于纸端，透过点线曲直、轻重方圆可以窥探中国人行走世间的人生哲思。自古而今，笔墨氤氲中变幻的是线条、结体与走势，不变的是师法自然的理念；更易的是粗细、强弱、浓淡、缓急，坚持的是知黑守白、收放得当，一阴一阳所构筑起的中和之美；生发是笔墨间外现的多彩情怀，守望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博与雅的深邃内涵与本质，是中国人的美丽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