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人生的“锚”

100万人都在听的商业日课，带你提升商业认知，发掘商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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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晚上19:30，在北京朗园，吴老师与他的老友们：罗振宇、冯仑、任泽平、李翔，以及一位新朋友：音乐人钟立风一起，以“音乐聊天会”这种特别的方式，庆祝吴晓波频道的九岁生日。

几个月前，我们策划周年庆时，吴老师说“就是自家人办喜事，请朋友来热闹热闹。”昨晚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共有156万人次来到吴晓波频道视频号直播间。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回到5月8号的晚上，重拾记忆篇章，以文字的方式，亲临现场吧～

大家好，我是吴晓波，非常高兴那么多朋友，在5月8日，来到吴晓波频道直播间，我们共同度过一个音乐和聊天的晚上。

今天是吴晓波频道创办9周年，所以我在北京朗园，请了一些老朋友，冯仑、罗振宇、任泽平、李翔、钟立风，一起来聊一聊。感谢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感谢大家9年来对我、对我们频道的支持。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花开在眼前》，我不知道直播间里有多少同学知道这首歌是哪两个人填的词。这首歌作曲是莫凡，一个台湾音乐人，作词是两个人，我和罗振宇。这应该是我跟罗振宇一生中做过最文艺的事情。老罗是不是？（罗振宇：是的）

我们俩写这首词是在2008年，当时拍《激荡30年》纪录片，拍完以后需要一首主题词。制片人章茜说没钱了，就你们俩自己干了吧。我们俩就凑合凑合，改了好几版，作了这首词。那时候想想还挺开心的，做一个纪录片，也没有太多很固定性的工作需要去完成。

然后过了两年，罗振宇给我派了一个活，说腾讯要写一本传记，你有没有时间去写？我从2011年开始写《腾讯传》，那时候就有了一个东西叫做“微信”。我的微信第一次加好友，是跟马化腾在深圳的一个酒店里面摇一摇。

又过了没多久，老罗就开始办他的《罗辑思维》。到2014年的时候，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就跟我说，你得搞一个自媒体，因为别的东西都会挂掉，唯一剩下来的可能就是你自己和媒体。后来我就信了，搞了自媒体，一搞就是9年。

9年里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现在回想一下，有些事儿不做也能到今天，或者能够更好地到今天，但还是做了。然后有几件小事，我现在回想仍然印象特别深。

▷ 第一件事情，是在2016年，我发现中国很多工厂里有很多工人，他们白天在车间里面打工，到了晚上去写诗歌，中国大概有一万个这样的工人诗人。

我们就整理出版了一本诗集，叫做《我的诗篇》，又去拍了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当时还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得了一个奖。但得完奖以后就发现，没有影院愿意播这个电影。

然后我就在上海组织了大概300多个朋友，来看一下这个电影吧，还请了一些主创人员到现场。大家看了感动，很多人流眼泪、鼓掌。

当时我说，影院不愿意播我们这个电影，有没有人愿意出1万元，去包一个影厅，请你的朋友来看电影。看完以后再请大家举手，有没有人愿意出1万元，继续包下一个影厅，请他的朋友来看这部电影。

在两年里，通过这样众筹和接力的方式，这部电影播放了1200多场。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互联网有非常善良的一股力量，它能够被传递，能够被唤起。

我不知道现在的直播间里，有没有当时参与了《我的诗篇》众筹的朋友们，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可能很多年不见了，但还是念着大家的好。

▷ 第二件事情，是在疫情前三年，每年我会带一些企业家朋友到各地去参加各种展会，比如汉诺威工业博览会、CES消费电子展。我记得有一次是在法兰克福机场，在候机厅我发现有三堆人在那里，每一堆大概有六七人，他们在干嘛？在开私董会，在离开前的最后一小时。

那一刻，我觉得中国这些做企业的人真了不起，他们还是全心全意在从事自己商业的事情，可以说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赚钱上。

在很多人看来，赚钱是一件很贪婪、很自利的事情。但我觉得一个人他愿意投资，愿意雇佣员工，愿意做创新，愿意做技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国家能够进步最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那个场景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这些年，我经常带一些朋友去走访企业。我觉得今天的爱国者有两类人，一类是愿意花钱的人，一类是愿意投钱的人。

▷ 第三件事情，是在去年6月份，吴晓波频道停了将近3个月。有朋友让我散心，我们就到了杭州城郊的一家民宿。民宿的主人跟我说，这里有一座寺庙叫做化城寺。

我在那一瞬间被打到了。《法华经》里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法师带着一批信徒去取经，沿途经历了千辛万难，到了一个晚上，天昏地暗，法师就幻化出一座城池来，大家可以在里面吃吃饭，洗洗澡，安心睡个觉。然后在这座化城里，法师叫大家做选择，说你明天是跟我继续往前走，还是回去？

去年6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也处在这么一个状况，我是继续往前走还是回去？在那个民宿待了7天，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静默的时间。我能够在后来继续往前走，那个“化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9年走过来，其实不容易，所以今天有这么一个夜晚，和大家聊一聊，争取能够继续往前走。感谢所有我们直播间里的朋友，感谢来到现场的冯仑、罗振宇、任泽平、李翔和钟立风，谢谢大家。

今天的主持人不是我，是我认识二十多年的李翔同学。李翔，靠你了。

一、抓住人生的“锚”

李翔：吴老师在前段时间接受采访中提到，每个人始终在寻找自己人生的“锚”，当你找到这个“锚”之后，就会觉得很安定和安心，因为你大概知道这辈子的人生目标和方向。我很好奇，各位的“锚”是什么？

比如吴老师，这几年的身份也越来越多元，从最初的专栏作家，到今天的创业者，你有一贯的“锚”吗，是否有变化和调整？相信每位老师都会有一个公众认知，还有一个自我认知，可能还在不断调整和变化。

吴晓波：我认为我一直是一名记者。由记者，变成专栏作家，然后变成财经作家。我写第一本书是1996年，至今每年写一本书，我会一直写作。我蛮幸福的是很早就确定了这件事，不幸的可能是“就这么地了”。

有个“锚”的好处是，真的很安定，否则很怕一个人有很多理想，就会对自己有太高的要求，或者没办法回到真实的层面上。

冯仑：我觉得“锚”这个字一方面是内心的价值观——你信什么、不信什么。这个锚定了，相当于心定了。

我在十五二十岁左右就立志，希望这一生能改变周围的环境，改变自己认为不理想、不正确的事。这个锚定更重要。之后职业、工作、社会身份上的改变，有很多偶然性。不管怎么样偶然，价值观上的锚定是不变的。

做生意之前，我跟在座的几位差不多，脑力劳动和口力劳动，既研究也表达。做生意之后，做房地产、管公司，也做了三十多年。过程中也有一些表达，但其实都是围绕十几岁的愿望在做。

比如说除公司以外，我们还发起了二十多个公益基金会，目的是要有一些改变。我们去输出自己想表达的内容，也是想影响和参与一些局部的改变。

当然，效果和结果怎么样，是我不能完全控制的。但这是十几岁开始的三观的延续，这是一个特别持久的锚定。

李翔：我追问一下，比如吴老师说记者是自己最重要的身份标签，对你而言，希望大家对你形成怎样的身份认知？

冯仑：最近我发现，最好的一个词叫“创始人”。比如，二十几个公益基金会我是创始人，许多行业组织我也是创始人，企业当然自己也是创始人。因为你要改变，就做了很多的创始人。这个和锚定正好可以对应起来。

罗振宇：我特别羡慕冯大哥，十几岁时就知道自己的“锚”，我十几岁只有一个任务——考出自己所在的城市，挣更多的钱，让爹妈有面子，往社会的高处去攀爬。三十岁之前，就活在这样的观念当中。

真的找到“锚”，我记得是三十岁上下时突然听到一套说法，当时听到后是发愣的。有人问“运气和努力哪个重要”，我看到一个答案，太牛了。

这个答案说“努力是你最终知道自己有没有运气的手段”。就是一辈子攀爬，往前爬，爬到最后，上帝站在那儿，然后你跪着求他说，把你兜里藏着的那个关于我命运的底牌掏给我看一眼，我才知道我这辈子有没有运气。

看完这段话之后，我觉得找到自己的“锚”了。奋斗就是我的“锚”，一直爬，直到知道自己人生的底牌是什么。前两年有一个特别脏的词叫“奋斗X”，我刚开始特别不适应这个词，后来越琢磨，这说的不就是我嘛，这就是我的“锚”。

如果要找到一个社会景象的话，我特别喜欢《岳阳楼记》里的一句话——“渔歌互答，此乐何极”，就是找到社会中跟我一样的人。我没有力量像冯大哥那样去影响跟我不一样的人。但如果在辽阔的江面上，一嗓子喊出去，有人在那边能够答你一句，这就挺好，彼此能够形成一种鼓荡的呼应。

李翔：所以你希望社会对你的身份认知是什么，“奋斗X”？

罗振宇：“奋斗X”。

任泽平：吴老师提了“锚”，人还是要有梦想的，对吧？人分两类，一类是睡觉，另一类是被梦想唤醒。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天才，只不过有没有找到能唤醒他的梦想，唤醒他的潜力。

我们这一代读书人是有责任的，比如吴敬琏老师，普及了市场经济的常识，常识特别重要，我们犯了巨大的颠覆性错误都是因为不尊重常识。

我一直在做经济学垂类的深耕，希望通过一些专业知识来推动社会进步，让更多的人知道经济学的常识。这个国家之所以发展得好，就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对吧？我们都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一代学者也是市场经济的守护者。这是我的答案。

李翔：其实大家是把价值观和自己的社会身份合在一起讲了。

钟立风：作为一名音乐人和歌手，不断释放自己的情感，尤其是一场音乐会/演唱会后，感觉把自己身体里所有的情感都掏空了，有一阵子我不知道该如何填补内心这种特别的“空虚”，这个“空虚”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空虚，是整个人生情感全部释放掉之后的一种空荡荡的感觉。

幸好那个阶段还挺年轻，爱上了阅读，又慢慢开始写作，把歌唱出去的情感，通过阅读、通过写作又吸收回来，又通过文学诗歌对自己的刺激，使得我的音乐之路走得更远。所以我说过那么一句话——“是音乐和文字完成了我的呼吸，字吸，歌呼。

李翔：你相当于在音乐之外又找到了一个新的“锚”，就是文学，把文学的东西再加到音乐里形成互补。

钟立风：对，我身边有一些音乐同行，他们经常会困惑，创作到一个阶段曲子进展不了了，写不下去了，或者一直在重复。但因为有文学、诗歌，因为有其他艺术对我内心的这种刺激，我从来没有写不出来的时候，只是说一直在酝酿、酝酿，这是我的感受。

包括我刚刚唱那首《雕刻时光》，我觉得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雕刻时光的人，我只不过是用音乐、音符来雕刻我自己，雕刻我过去一段段、一个个的碎片。

通常人们说，一个人文歌手都只表现在他的歌词方面，但我跟人家说，一个人文歌手最重要的是旋律表达。只有旋律才是真正由心灵、情感带出来的。我们有些时候听到一首听不懂歌词的歌曲，但我们知道它是一首充满人文的歌曲，这是一直延续下来的精神和人文的传统。

李翔：我们聊完吴老师创造的热词“人生的锚”之后，再聊一个互联网上的热词“精神内耗”，这两者之间其实有一定的关系。我想问各位，有没有经历过“精神内耗”，大概是什么时候，遇到了什么情况？

吴晓波：前面讲到我去年6月份去化城寺的那段时间，大概就算“精神内耗”，那时候有很大的无力感，到底是选择往前走还是回去。

任泽平：我想讲，大自然的法则是进化，进化的过程一定是痛苦的。人不经历磨难长不大，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说文艺点就叫“此心光明”，才可以穿越黑暗。关于精神内耗，我理解得不一定准，就是遇到了自己的未知世界。

我们有三个圈：舒适圈、能力圈、破圈。在舒适圈很自在，能力圈就是我能干啥事，破圈是我的知识边界或者能力边界。一旦破圈，肯定会有精神内耗，因为失去方向了，事情掌控不了。人大部分时间待在舒适圈，做事在能力圈，偶尔也要破圈，不然永远无法进化。

进化有时也是一种内心强大的过程，我跟吴老师这几年一块参与各种论战，我也被别人黑过，经常被全网黑。有一次我看到罗老师讲的就很有感触，叫“被人骂得眼都睁不开了”。

但我相信有一句话叫：正心正念，坚持做长期正确的事，做好自己的事。吴老师也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如果一定要讨好那个不喜欢你的人，就一定会失去喜欢你的人，对吧？这个世界很公平，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正心正念。

罗振宇：我觉得精神内耗是心中有两个强大的东西要博弈，正好我想到一个“冯仑式”的说法，一个男人的成长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不敢”，第二个阶段叫“不想”，第三个阶段叫“不能”。

我过早地进入了“不能”的阶段，所以我没有精神内耗，我永远的痛苦都是，我怎么没有能力做到。感觉到自己无能，这是我对自己最焦虑的。我看到吴老师写那么好的文章，我为什么不能？你们讲精神内耗，我只讲精神无能。

任泽平：我听懂了，你这是“卷”。

李翔：这是“卷”，不过也是进步了。

冯仑：内耗就是精神玩弄自己。人所有的内耗、行为上的困惑，都在于对事情没解释。

我对自己最困惑最不能解释的时候，是我突然开始要做生意。

以前从来没想过要做生意，就相当于一辆车开在一条三级公路，突然有人说“你下去吧”。我还没从车门出去时，它车一拐，把我甩下去就走了。我就拎着包站那，没有钱，路怎么走，不知道，去哪儿，不知道。然后有很多人告诉我，那边有玉米地，往那边走还有个村子，还有人说干脆不走，挖个坑埋了，但那时还是没解决。

直到两年以后，我找到了一个解释，做生意可以延续我的初心，我用商业的力量可以改变点什么，而且是朝着我年轻时候想要做的事上去改变。当我有了这个解释以后，就不内耗了。

后面找了几个伙伴就开始折腾，创办了一家公司。从此以后就没有内耗了，因为对每件事都有自己的解释。

而且岁数越大，越不内耗，为啥？因为解释太多了。可以解释100个死的理由，还可以解释200种活下去的原因。读书越多，对这个世界的解释越宽。现在甚至都不想解释了，因为知道每一种解释都多余，最后就不说了。

很多的所谓困惑，都是缺解释。比如说我最近有个朋友做生意遇到困难，他很委屈，辛辛苦苦又交税又贷款扛住公司，这几年产品也不好卖，拿家里房子去抵押，甚至卖了来维持。他说我是为啥，说我是不是一开始就不该做这个事？他每天都在焦虑，这就是没解释。

如果咱们经济学家重新给他解释一下，没准他就醒悟回来了。

他破产也很好，为啥？法律上破产保护至少有两三年重整，那这两三年先歇着再整嘛，能整就继续干，整不了就结束。要是这么解释，没准他现在就不纠结了，所以还是要解释。

人类的智慧其实都在解释，有的人从吃饭解释，比如马克思；有的人从性解释，比如弗洛伊德；还有人从观念解释，比如马克斯·韦伯。都在解释，所以解释很重要。精神内耗，就是缺少鸡汤。如果满屏都是鸡汤，我相信精神内耗都没有了，鸡汤就是负责解释。比如烧烤，重新解释一下后，大家就都开心了，做烧烤的现在可理直气壮了。

任泽平：解决内耗，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想开了。什么叫想开了？格局大了，这个人就进化了。在自然科学的演化过程中，都是用更包容的理论去替代原来比较狭隘的理论。为什么想不通？就是因为之前那个理论太狭隘了，解释不了，就需要突破，形成一个更加包容的理论。

比如一个新的数学原理发现了，它一定能够包容原来的原理，就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包容牛顿力学一样，这就是进化。科学原理进化，人也要进化。

李翔：下午5点、晚上10点和凌晨2点，各位在这三个时间点通常分别在做什么，9年前这三个时间点又在做什么，中间有变化吗？

冯仑：5点多，我一般是开完会准备出门，去吃饭或者跟人聚会，因为北京一走都要一个多小时。10点，大概是饭局结束，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处理一天可能没结束的事。2点我一般是在刷手机看闲书，基本上在那个阶段就是很舒服的状态，尤其看到一些犄角旮旯的解释，我就会非常高兴。

正常的解释已经满足不了我了，就会看怪的解释，意外的解释。我现在很大的乐趣是看犄角旮旯的书，讲那些奇奇怪怪的解释。所以我大概一两点钟都干这事，或者有时候跟家人聊天，大概都是这样。

吴晓波：5点多我大概都下班了，应该在健身，锻炼身体。10点多，基本上是在打麻将、看韩剧，最近这一年在写书法。2点钟100%睡着了，而且我还不做梦，挺好的。

我的很多人生道理，都是在麻将和韩剧里面学来的，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没那么复杂。商业的事情是最不复杂的，约束条件、效率、量化等等，我觉得可能比音乐还简单，因为音乐要讲人性。

我这一年练书法以后，感觉特别疗愈。书法的疗愈性在于它确实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它就是不断地描、不断地临，特别愉悦，给人带来的愉悦感基本上跟韩剧差不多。

罗振宇：我没有什么差别，基本上5点还在开会，我没有下班，我也不应酬，5点开会基本上开到晚上八九点钟。

10点也在开会，然后回家看会儿书，睡觉，2点肯定睡着了，因为我第二天早上要确保8点钟左右出现在办公室，我永远是公司第一个到的。

更早的在创建《罗辑思维》之前，那时候比现在还苦。因为我自己口才不怎么样，所以录一期《罗辑思维》视频，大概要花10倍左右的时间，就是要录一个小时，我就得在演播棚里待10个小时。

任泽平：其实，我这十多年基本没什么变化。每天早上起来要做200个俯卧撑，然后做卷腹，原来跑得狠，现在跑得少了，一周跑二到三次，三到五公里，补充每日所需多巴胺。

运动是上瘾的，就跟大家爱喝咖啡、爱抽烟、追韩剧一样，它会上瘾。比如我有两三天不运动，真的觉得身体都不舒畅。

中午我要补一觉，下午五六点钟以后，我基本不怎么工作，还要回家看书，包括带孩子踢球。一般10点、11点肯定睡觉，因为早上6、7点钟就得醒，我的生物钟比较强。。

李翔：我插一个小问题，全网攻击的时候，你还能按照生物钟来安排自己的作息吗？

任泽平：一开始全网攻击的时候，生物钟肯定是被破坏掉了，精神内耗什么的都有了。

人都有个过程，小有名气的时候，看到底下评论不好就生气，恨不得怼回去。后来看了很多批判自己的文章，觉得人有时候真的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后来也想明白了，就是不要试图去说服别人，因为你可能真的说服不了。

到最后，其实我现在觉得有骂自己的人也挺好的，可以知道自己有不足，自己不是圣人也不是贤者，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就说明你一定有短板，可以鞭策你不断地去进化。

当然有时候也可以这样想，不进化，就做自己挺好的，人活着是图个快乐，不一定要让别人认可。一开始就像罗老师讲的，我们一无所有，就特别想奋斗，想征服世界，想实现财务自由、精神自由、人生自由。而到了一定阶段，有时候觉得与世界和解也挺好，与自己和解，不一定要去争一时。

钟立风：我没有一天是一样的，我不喜欢，甚至不愿意去让每一天一样。我觉得每天都应该是不一样的，我的目的就是漫无目的。

比如今天5点钟应该干嘛，2点钟应该干嘛，我觉得挺累的。但是我很欣赏他们那么严谨，有自己的规律。

任泽平：孔子讲的一句话很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人还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才能做好，才能激发出自己巨大的热爱。包括孩子学习，最重要的就是让他热爱学习。

我原来是想当数学家，后来发现自己真的没这个天分，就是不能。数学好和数学有天分是两码事，差距太大了。

后来我就热爱上了经济学，在学经济学当中获得了乐趣。就像跑步一样，在跑步当中获得乐趣，做好自己喜欢的事，不用羡慕冯老师地产大佬，在自己的圈里挺开心就好。

吴晓波：我们前两天跟一批企业家二代做活动，提出一个问题，说如果你有孩子，你希望他如何度过一生？有一个哥们站起来说：“我希望他虚度此生。”厉害，我希望他虚度此生。

但是我的想法不是虚度此生，而是说他18岁了，生命的所有权利和选择权都应该交给他，希望他不要像我们那么辛苦，他要那么辛苦也行，就是让他做决定。

我大学时候喜欢写诗歌，那时候邮票8分钱一张。我当时就把全中国所有的诗刊，包括《朔方》等等，都投了一遍。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终于发表了一篇，是在复旦大学学报里面，因为那个主编我认识。

这件事对我特别好的一点在于，我知道了自己在文学上的“不能”，然后我就迅速转移到财经。接着发现，我在文学里面那一点三脚猫功夫，在财经里面特别管用，所以找到自己合适的战场很重要。

李翔：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简短回答。有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叫“社会时钟”，通俗而言就是可能到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事情，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越来越不认同这个“社会时钟”，他不想按照那个常规的方法来走。

问题是：第一，你们自己认同“社会时钟”这个说法吗？你们自己是不是这么做的？第二，对于现在年轻人想要打破“社会时钟”的想法，你是怎么看的？比如说你家的小孩，你会建议他遵循“社会时钟”，还是说你追寻内心爱咋玩咋玩？

冯仑：我肯定是不遵守“社会时钟”的，我遵从内心的意愿和我认为的使命，我愿意做的事儿我就做。当然，小孩我也没强迫，我也觉得可以自己按照内心的需要去决定自己做什么。

吴晓波：我是相信“社会时钟”的，在某个年龄段，你该干什么事儿。但最终的选择可能是社会抛不抛弃你和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至于年轻人，我不知道。

我觉得年轻人主要两点：第一，前提是保护好自己；第二，能够快乐，找到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这点我很认同泽平的说法，就是你真的愿意付出的事情，其实没有成本概念。如果你看任何事情都有成本，那说明它本身就是个交易，我觉得人生不应该是场交易吧。

罗振宇：我觉得“社会时钟”其实是可以自己塑造的。比如我问你，2035年1月2日你在干嘛？你应该会想一下，或者你不知道，我就知道，因为那一年是我跨年演讲的最后一年，1月2日我一定在飞机上，我出去玩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好处，它给自己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监禁。

这十年来我找到这个算法，坚定地让自己活成一张确切的时间表。我的朋友、我的合作伙伴、我所有的同事都知道我的确定性，每天早上9点钟到办公室肯定能找着我，然后每天什么时候我在干什么，整个12月份我肯定在闭关写今年跨年演讲的稿子，对我来说一切都是确定的。

然后我出现在任何人面前，都是带有确定性的，因为我自创了一张我的时间表，而且提前公布，坚守承诺。这对我来说，是最舒坦的一个活法。

对孩子，我的方式是不去教导他们，比如说我从来不要求他们读书，但是我会每天当着他们的面读书。他们每天练小提琴，我从来不逼他们，但是我自己练钢琴。

就是用这种方式，因为他会看你嘛。孩子不会长成你期待的样子，他就会长成你的样子。你是什么人，大概率你影响他最强烈的方式就是你的时间表，而不是你告诉他什么道理。

任泽平：我有几点体会，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你的爱好变成你的职业，你就不会觉得累，也不会觉得天天在加班，你就是干这个事儿带劲，就没有时间表的概念，你沉迷于此。

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我认为职业就是他的生命，他们在这里面一定获得了极大的幸福，他才能够展现出来。你只有唤醒自己最大的热爱的时候，才会有那种灵光一现甚至天才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