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十大”召开前夕,周总理在伟人的指示下,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当参会人员在中央领导人候选名单上,看到王洪文被提名为副主席时,会场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很显然大家对王洪文的提名十分不满,但因为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所以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不仅当场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在张春桥开腔时,更是怼得他哑口无言。
在那段不容被遗忘的特殊时期中,王洪文曾是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当年,盘踞于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得知伟人要从工人阶级中,提拔新生的政治力量时,曾不遗余力地向伟人推荐“年轻有为”的王洪文。
张春桥在向伟人介绍王洪文时,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工、农、兵”全才,而这样的条件也非常符合伟人的心意。据徐景贤回忆,张春桥之所以会在伟人面前极力推荐王洪文,背后的原因是伟人亲自交给他一个“任务”,简单说就是物色一个新的上海市委领导人选。
其实,早在十年特殊时期到来之前,王洪文的人生经历和很多普通人一样,出身于农民家庭,小时候为了生存给地主家放过牛。抗美援朝时期,他跟随部队入朝参战,做过通信兵和文艺兵,没有在一线部队参战的经历,所以也并未立下过任何战功。
复员之后,王洪文被分配进入上海国棉十七厂当工人,后来因工作表现积极,被调入保卫科担任保卫干事,成为了一名脱产领导。如果按照这种人生轨迹发展下去,王洪文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离开上海,以他的资历更不可能进入权力核心。
当十年动荡时期到来之际,却给了诸如王洪文之流一个逆天改命的机会。1966年,资历平平的王洪文摇身一变,成为了“工总司”的一把手。此后在短短两年时间内,王洪文居然堂而皇之的跃居上海革委会负责人之一,并且在受到伟人单独接见之后,座次也不断前移。
“九大”召开之前,王洪文在伟人的一路提携之下,成为了全国皆知的“大红人”。此后,他不仅成为了“九大”筹备小组负责人之一,而且还被伟人指定为上海“九大”代表团负责人,并多次参加了伟人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
1972年,王洪文“奉调”赴北京学习,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学习和开会。“9·13”事件之后,选择“接班人”成为了伟人的一块心病,但当他看到王洪文之后,则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妥善解决了。
不过,伟人也有自己的顾虑,毕竟王洪文从政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工作经验特别少,再加之革命资历尚浅,如果贸然地将他推上高位,很容易因为德不配位而适得其反。另外,当时没人了解王洪文的能力和品德,所以基于这种考虑,伟人对王洪文也不是百分百放心。
“十大”召开之前,伟人曾亲自嘱咐王洪文多看看《刘盆子》,背后的寓意不言自明。1973年5月,周总理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根据伟人的提议宣布了中央领导人名单草案,王洪文的名字前面赫然写着“副主席”三个字。
当大家得知这个消息后,会场的气氛一度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就在大家沉默之际,一个人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王洪文有什么资格当副主席?他对党和国家有什么贡献?党内比他资历深、威望高的人大有人在,选谁都比他强。”
这个态度鲜明提出反对意见的人,正是许世友将军。当时,张春桥和姚文元见此情景,一唱一和的帮王洪文说话,他们的行为彻底激怒了许世友:“你们算什么东西?我只是发表一下个人意见,还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
张春桥被许世友怼得哑口无言,只能悻悻地说:“你是个大老粗,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许世友作为一位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开国上将,他和伟人之间的关系十分深厚。当年,伟人曾多次救许世友于危难之际,甚至还曾替他改过名字,并唯独允许他带枪见自己。
十年特殊时期,许世友将军坚决和“四人帮”作斗争,当很多人顾及自身利益不敢站出来反对王洪文时,只有许世友敢于说真话。但他却并没有能力阻止王洪文一路高升,最终38岁的王洪文在“十大”召开之后,顺利当选为副主席,成为了权倾一时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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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干事不是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