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卫生部领导说要消灭中医，毛主席大怒：这是奴才式的思想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毛泽东虽然没有专门学过中医，但他十分相信和重视中医，对待中医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因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1913年，毛泽东在他的笔记《讲堂录》中，写过这么一段话：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要知道当时民国刚成立不久，社会上对中医的否定、废除之声不绝于耳，但毛泽东的这番话却对中医作出了十分科学和公允的论述，这种认识也奠定了他后来对中医的态度基础。

在井冈山时期，由于根据地的医疗卫生条件恶劣、缺医少药，毛泽东提出了要依靠中医医师、采用中医疗法、广泛采集中草药的办法。正是在毛泽东的提倡下，当时井冈山红军医院收容了200多名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红军长征时，毛泽东患上了关节疼痛症，到达延安后，由于环境条件恶劣，病症加重，后来连胳膊都抬不动了，用西医治疗了一段时间，仍不见效果。陕北的著名中医李鼎铭听说此事后，主动要求给毛泽东看病。

但当时延安的中西医之间矛盾十分尖锐，八路军卫生处的同志不同意毛泽东用中药，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说：“还是试试吧，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李鼎铭给毛泽东进行诊断后，开出了4剂中药，他信心十足地对毛泽东说：“吃完第1剂，保你胳膊抬得起，第2剂吃完，叫你胳膊能转动；3剂以后胳膊就活动自如，吃完第4剂药，你就能爬单杠了。”果然毛泽东把4剂中药吃完后，胳膊就完全好了。

此后毛泽东经常请李鼎铭为他看病，针对当时延安西医歧视中医的现象，毛泽东也征求过李鼎铭的意见，李鼎铭认为：“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毛泽东对此十分赞同，后来陕甘宁边区陆续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针的确立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有一次与几位同志打麻将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这句话当然有开玩笑的成分，但毛泽东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足以表现出他对中医的情结。

但在建国初期，中医的境况并不好，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甚至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

由于当时卫生部直接领导全国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中医师要想行医，必须通过考试，但考试的内容大多是西医的，这使得许多中医师被淘汰，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也没有了着落。

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十分生气，他多次作出指示，要求保护和发扬中医，比如他曾在一次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歧视中医的错误思想：“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此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保护中医的重大措施，截至1958年，共在全国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还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在毛泽东的“强力挽救”下，中医不但摆脱了生存危机，还加入了国民医疗体系中，从“杂牌军”变成了“正规军”，取得了话语上的主动权。

1957年夏天，党中央在青岛召开会议时，毛泽东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并不好。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得知以后，便推荐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来给毛泽东治病。毛泽东见到刘惠民后，风趣地说：“你是施惠于民啊！”

刘惠民给毛泽东诊断后说：“这是风寒内阻，不得外泄，只要表一表，驱出风寒，就可以好。”但刘惠民开的药方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和工作人员都很担心，不同意他吃。

刘惠民也因为事关重大而有所顾忌，他多次声明：“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疗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俩负责。”

最后工作人员在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时，由于毛泽东对中医有着充分的信任，他风趣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三天以后，毛泽东的感冒果然好了，他感慨地说：“我好多年没吃中药了，这次感冒总是不好，刘大夫两剂中药就解决了问题，中医中药好，刘大夫的医术也好啊！”

1959年冬天，毛泽东又患上了感冒，他再次请刘惠民医治。在看病期间，毛泽东问了刘惠民一个问题：“中医里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

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了一遍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

刘惠民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事例，当属采用“金针拨障法”治疗白内障。晚年的毛泽东患有老年性白内障，到了1974年4月，他的双目几乎失明，如何为毛泽东安全稳妥地治疗眼疾，已成为党中央一件高度重要的大事。

中央请了许多医疗专家为毛泽东进行会诊，大家经过系统检查后一致认为：毛泽东的白内障已经到了膨胀期，光用药物肯定没有效，最好是做手术。但当时毛泽东咳嗽得非常厉害，如果做西医手术，一般要缝5针，手术时如果咳嗽，缝合处容易裂开，哪怕只裂开一两针，都不得了，眼睛里的其他组织如虹膜、玻璃体都可能受到挤压往外跑，所以手术风险很大。

此时著名的中医眼科专家唐由之提出了另一个办法：白内障针拨术。这种手术是在在黑眼球与眼角中间处切口，手术就几分钟，切口不足2毫米，不需要缝针，伤口容易愈合，更适合毛泽东当年的身体状况。而且唐由之已经做过数千例类似的手术，经验十分丰富。

当几种手术方案一起上报以后，1975年，党中央经过再三研究，最终决定：由唐由之主刀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手术。

不过晚年的毛泽东并不愿意做手术，尽管唐由之耐心地给他讲解了老年性白内障形成的原因、它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疗方法、中西医两套白内障手术方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依然不太愿意接受手术。

唐由之只好另辟蹊径，引用了白居易写的两句唐诗：

盒中空燃决明丸，金针一拨日大空。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患了白内障到一定程度后，吃中医的药丸也是徒然，但只要用金针一拨，就会豁然开朗。毛泽东的古文功底深厚，当然明白这两句诗的意思。

随后唐由之又向毛泽东介绍，唐代已流传的针拨内障古法手术，经过千年光阴的流转，加上现代医学方法和技术器械的改进，已成为一种中西合璧的手术。就这样，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他决定先做左眼手术。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为毛泽东完成了手术，手术非常顺利，全程只用了4分钟。当唐由之用纱布为毛泽东包好眼睛后，对他说：“主席，手术已经完成了。”

毛泽东听后十分吃惊：“那么快？我还当你没做呢？”随后他高兴地说：“我过去对医生只能相信50%，不过现在对眼科医生相信75%了。”

手术3天后，唐由之为毛泽东取下了纱布，此时毛泽东终于可以自由地看书了。毛泽东对唐由之的精湛医术称赞不已，他还说：“明年再请你来，给我做另一只眼的手术。”

但遗憾的是，唐由之还没等到第二年手术的时间，毛泽东便在1976年9月9日去世了……

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这也算是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相信他在另一个世界，一定无感到无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