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德娜:秋日之光(3)

芮德娜:秋日之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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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说,意义即道德。这些句子、片段和场景在意义上的自足导致了它们在道德上的超越。它们拥有自己的道德,因为它们“值得拥有伦理上的赞美”。这种道德,一如荷兰风俗画所体现的,是一种对世界具体而充实的爱,对生活直接而宁静的喜悦。这种道德追求的是表面化,是充满生命力和物质感的爱和欲望,是生活本身。而这也正是芮德娜的价值观。由此,小说的形式与内容、文本与灵魂达成了一种深度的结合与共鸣。
这实际上是一种古老而美妙,但已被现代人遗失的价值观。它源于古希腊人对生命的着迷与感激。他们对生活充满爱意,但并不去探求生活背后的意义或秘密,那是神的范畴。(美貌、智慧、性欲、食物,甚至睡眠——在古希腊人看来,生活本身已是一连串的奇迹。)他们有一种孩子般的自在和幸福。(正如尼采所说,他们的深度就在于他们的肤浅。)这种幸福显然已经被宗教、工业化、电子化所摧毁,但它又永远不会被真正摧毁。因为生活本身不会被真正摧毁——只要我们还活着。这种原始而本真的价值观永远会在黑暗中闪现:尼采的酒神狂欢;佩索阿的长诗《守羊人》(思考事物的内在意义/是多此一举,好像去思索健康);维米尔那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詹姆斯·索特的《光年》。它们都以不同方式,对应着方济各会修士、神秘主义者托德(Jacopone da Todi)的那句话:玫瑰没有“为什么”的问题。
生活也没有“为什么”的问题。
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本身。生活的本质即表面。生活的意义就是不需要意义。对生活之谜来说,谜面即谜底。它由无数基本而常见,微妙而闪烁的细节构成。它是充满爱意和创意地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它还事物和欲望以本来面目。“物件如证据闪烁”。但那既不是幸福的证据,也不是不幸的证据。那是存在的证据。那是任何微不足道、平淡无奇的事物和动作(词语和句子)都能散发光亮,都蕴含着美和愉悦的证据——当然,这必须要通过艺术:绘画的艺术,文学的艺术,人生的艺术。
2016年初,我们在莫干山脚下的一座小村庄里租了栋老房子。我一直想住到乡下。房子不大,但有个宽敞明亮的庭院,周围被茶园、群山和湖水环绕。我包揽了所有的装修设计,就像那是我创作的一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它也的确是。我保留了它的外观和结构:石基,黄土墙,木梁和灰瓦,但将内部改造成了某种简洁而混搭的北欧风格:老木头地板,整面墙的白色书架,黑胶唱机,铸铁壁炉和尼泊尔地毯。大部分家具都是一件件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因此它们有几个特点:便宜;散发出美妙而无价的时间感;而且,如同写作一样,你不知道自己到底会遇见什么——于是经常,它们就像某种恩赐。
我想芮德娜也会喜欢这里。事实上,这里似乎跟《光年》中她的房子在遥相呼应。它们都在水边,都是乡村老宅,都有书籍、音乐、花园、孩子的身影。在这里,我能如此真切地——几乎是身体性地——感受到她的感受。湖面上的光。旧餐桌上的水果。室外无声飘落的雪,而室内“木块在壁炉里如枪击般轻柔地爆裂”。孩子的成长仿佛“开始履行承诺”。开车进城购物,返回时“一路飞驰,只开左车道,超速,疲惫,快乐,充满计划”,然后,从远处,看到自己的房子“像一艘船,在黑暗中,屹立不动,每扇窗都充满了光”。
但我对芮德娜的认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福柯有句名言:“令我惊讶的是,”他说,“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只与某个对象或客体有关,而不是与个人或生命有关。为什么一盏灯或一座房子可以成为艺术对象,而我们的生活却不行?我们的人生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呢?”我想,芮德娜和我,或者说,詹姆斯·索特和我,都是这句话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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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索特不是他的真名。直到1956年——那年他三十一岁——他的第一部小说《猎手》出版之前,他都叫詹姆斯·霍罗维茨。霍罗维茨1925年出生于新泽西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在纽约的上曼哈顿长大,高中就读于著名的私立学校霍瑞斯曼,比另一个未来的大作家,杰克·凯鲁亚克,低两个年级。在父亲的要求下,跟父亲一样,他大学上了西点军校。在那里他受训成为一名飞行员。他一直想驾驶战斗机,但他错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就在他毕业前一个月,战争在欧洲结束。不过总会有战争——这次是在朝鲜。在开了六年运输机后,他的新飞机是F-86“佩刀”,美国空军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
《猎手》便直接取材于他执行的近百次战斗任务。这也许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最大收获:《猎手》对空战和飞行生活精确而富于启示性的描写,使它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飞行小说之一。而霍罗维茨——不,现在他已经是詹姆斯·索特——则因此被公认是文学史上迄今最伟大的两位飞行员作家之一,另一位,当然就是《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
索特(Salter)的词根是“盐”(Salt)。这是个合适的笔名。跟盐一样,索特的作品宛如某种纯粹的结晶体,既高贵又平凡。战斗机飞行员是天生高贵的士兵。他使用的武器如此昂贵。他在天空中作战。所以这也许并非偶然:正如圣埃克苏佩里以一部童话闻名,索特的小说也往往令人想起某种神话。他们俯瞰人类生活。他们看到的是全景和本质,对附着于生活的污渍和灰尘——时事、谋生、权力,他们既看不见,也不屑一顾。他们飞翔于这个世界之上。但飞行(更何况战斗飞行)同时又与最直接、最本能的生理感受紧密相连。孤身一人,飘浮在天空,心与肌肉的收缩,精确与放纵,刺激与宁静,高潮与坠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索特的作品主题常常聚焦于高处——要么在肉体上,要么在精神上——而同时又带有一种强劲的、几乎是原始的生命力,一种令人身心战栗的冲击力。《猎手》自不用说,它的故事背景就是高空。《独面》,他的另一部小说杰作,同样与真实的高度有关。以美国传奇登山家加里·赫明(Gary Hemming)为原型,它改编自一部遭拒绝的电影剧本,却因其逼真可信而受到专业登山者的极度推崇。(“你简直可以攀着那些句子往上爬。”一位评论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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