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2

这些学者确实也涉及了联系起帝国的更大的概念，但他们由于语言能力的缺失，难以接触到其他史料，研究因此而受到限制。即使在当今，学者们也是以自己掌握的研究语言处理史料，然后再用自己不懂的其他语言史料的任何能够得到的译本加以充实。不幸的是，已经翻译的史料往往不完整，这无疑削弱了这一代学者工作的重要性。很多史料对于蒙古帝国史研究是开创性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1260年之后（而不是巅峰时期）的蒙古帝国。

蒙古帝国史研究由于一些学者的努力而在慢慢改变。最近有一些研究综述发表，所以我在此就不做评述了。[注]我要将注意力转向一位学者的部分著述，其在蒙古帝国史研究从区域研究转型为更加整体性的、世界史背景下的研究的过程中是关键性的。爱尔森（Thomas Allsen）是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蒙古帝国史学者，他成功地掌握了多种语言，并且从一个更加完整的视角来研究蒙古帝国。爱尔森在其经典著作《蒙古帝国主义》（Mongol Imperialism,1987）中考察了蒙古第四位大汗蒙哥（1251-1259年在位）的治国政策，条理清晰地论证了蒙古行政制度如何将整个帝国联结起来。接下来出版的《蒙古帝国的商品和交换》（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1997）一书，描述了伊斯兰织物在蒙古帝国的经济和宫廷生活中的重要性。《蒙古欧亚的文化和征服》（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2001）一书已经成为蒙古帝国史研究的标杆式著作，描述了蒙古影响之下多种多样的物品和观念在欧亚的交流。他发表的很多文章和其他著作继续从整体上来考察蒙古帝国，而不是采用区域性的视角。爱尔森的第四本书《欧亚历史上的皇家狩猎》（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2006）不完全是研究蒙古帝国，而是关注皇家精英的狩猎传统。爱尔森的这一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史做出了突出贡献。毋庸赘言，这一研究的着重点大多放在蒙古人身上，讨论他们如何以自己的传统影响其他地区，以及他们与其他皇家精英之间的共通性。


第二个问题是蒙古草原及其与蒙古帝国之间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它与东亚的历史相关，而“东亚”的标准定义由费正清（Jonathan K. Fairbank）等人提出，包含了深刻的中国影响，尤其是儒家的政治理论和伦理观念。但我们可以说，在蒙古草原的整个历史中，即使在清朝统治时期（1691-1911），儒家伦理和哲学在其文化和社会中也不占主要地位。从地理上看，它位于亚洲东北部，但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定义，其地理之外的意义还不清楚。蒙古国也曾是前苏联的卫星国，在1921年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很多项目和智库都在研究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国，但很少涉及蒙古国。尽管蒙古国在经济、学术、社会、军事及政治上都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紧密相连，但它从未被吞并，因此不是苏联的一部分。同时，它也被排除在东亚之外。那么它究竟归属于何方？“内亚”（Inner Asia）和“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可能是最合适的，但这二者也是含义模糊的地理概念，很难准确定义。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蒙古帝国史是世界史，反之亦然——如若不然，撰写本书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对最著名且最常用的一手史料做一个大略的考察，就能描绘出蒙古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了。确实，这些史书的作者似乎要打破区域性史书的模式，在更大的背景中考虑问题。当然也存在很多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史料，但是主要的史料确实试图在更大的背景中理解蒙古帝国。

在世界史课堂上和蒙古帝国研究中，《马可·波罗行纪》（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史料。即使北非的法官兼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的行程比马可·波罗更远，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马可·波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旅行家。当然，很多人只是听说过马可·波罗其名，而没有读过其书。这位极富盛名的威尼斯人穿过了整个蒙古帝国，甚至超出其疆界，可能到过东非的桑给巴尔。即使他没有去过桑给巴尔，他也比其他所有同时代人的所见所闻更广。他的故事非常奇异，以至于多数人都拒绝相信。当他奄奄一息时，他的亲友可能是为他的灵魂担忧，劝他收回所说的故事，马可·波罗答道：“我所讲的还不及我所见的一半。”[注]


尽管许多质疑者指控马可·波罗没有提到很多东西，但是大多数学者在阅读了他的书以后，确信书中有关于他到过中国及其境外的大量证据，至于他的遗漏，则必须置于他的社交圈（即蒙古上层）的背景中来考虑。[注]这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浩史悌（Stephen Haw）、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及大卫·摩根所阐述的那样，马可·波罗是从蒙古人的角度，或者至少是从蒙古人的雇员的角度来看世界的。他的地位并没有书中暗示的那么高，但他确实服务于忽必烈汗的朝廷之中，从商人和蒙古帝国政府官员的角度为欧洲人提供了大量全新的信息。


其他欧洲史料包括约翰·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和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等方济各会士极为重要的旅行记。柏朗嘉宾是在蒙古入侵波兰和匈牙利之后不久，奉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之命前去搜集蒙古人情报的。柏朗嘉宾让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到蒙古人对帝国之外的人而言有多么恐怖，代表了一位地方僧侣的狭隘世界观——这次旅行是柏朗嘉宾第一次离开西方基督教王国。鲁布鲁克在蒙哥汗统治时期到达了哈剌和林，也大致描绘出了基督教王国之外的世界，但他几乎是满怀欣喜地拥抱这一经历，尝试新的事物，例如饮用他喜爱的忽迷思（kumiss，发酵的马奶酒，蒙古人的首选饮品），以及参加宗教辩论。

向东去，有志费尼（‘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的《世界征服者史》（Ta'rîkh-i-Jahân-Gusha）。志费尼也是蒙古朝廷的雇员，在蒙哥汗的弟弟旭烈兀统治时期，在巴格达撰写了这部史书。书中不仅包含了截至1256年的蒙古史，以亦思马因人（通常也被称为阿萨辛人）的毁灭为终结，也包括蒙古所吞并的花剌子模帝国和哈剌契丹的历史。志费尼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成为蒙古政府的核心官员，为我们描绘出蒙古朝廷活动的鲜活图景。他的史书对中东的历史事件描摹最善，但显然也在试图展示蒙古草原发布的政令如何影响西南亚。可惜的是，他的史书止于1256年，并委婉地隐去了蒙古人对巴格达的毁灭，后来志费尼就在那里担任长官。

朮兹扎尼（Minhaj Siraj Juzjani）的《纳昔儿史话》（Tabaqat-i Nasiri）是一部对蒙古帝国持完全敌视态度的史料。他从蒙古人的屠戮中死里逃生，在相对安全的德里苏丹国撰写了这部著作。作为一名难民，朮兹扎尼撰写这部蒙古史的角度是试图理解伊斯兰世界，尤其是诸穆斯林王朝。无论如何，这部作品中有很大篇幅专注于描写蒙古人以及他们到来的可能后果。在某些穆斯林王朝的章节中，与蒙古人有关联之处也有一些相关信息。

另一部重要著作（并且是无可争议的最重要的一部），就是拉施特[注]（Fazullah Rashid al-Din）的《史集》（Jami'al-Tawarikh）。拉施特的重点是蒙古帝国，但他的目的是编纂一部世界史，将尽可能多的地区包含在内。尽管最终没能成功，但他对蒙古帝国有着细致入微的研究，利用了很多后来佚失的史料，并用不同的史源进行订正和对照。不仅如此，这部史书也让我们能够管窥拉施特乃至蒙古朝廷对其境外地域（例如法兰克人的领地或西欧）的看法。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威廉·萨克斯顿（William Thackston）的英译本。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史书已经改变了研究蒙古帝国东部的学者们对它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