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近视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要防止部门转嫁压力

教育部日前印发《2023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全面部署年度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明确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青少年近视问题早已引起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教育部也多次出台方案，《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就提出，到203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力争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

尽管如此，学生课业负担反弹、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时间不能保证、眼保健操和体育锻炼流于形式，过早接触并沉溺于电子产品等问题在不同地方不同程度存在。同时，一些地方把对政府考核的压力传导到学校，而学校又把压力传导到家长，于是一些家长寻求各种各样治疗近视的产品和疗法。为了应对学校考核，价格六七千元、宣称能“提高”视力的OK镜，被部分家长买来临时救急。层层传导之下，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效果大打折扣。

如何落实好政策？首先需要在政府考核上综合施策，既要通过“双减”减轻学生的用眼负担，更要扭转义务教育应试导向，不再以升学率考核学校办学与教师教育教学，而是要依法按“五育并举”的要求保障教育投入，并且监督学校依法办学，把自主权交给学校，把办学质量交给专业机构进行评价。

其次，需要加大对政府部门的考核力度，细化问责措施。要直接跟政府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利益和责任挂钩，倒逼部门和每一个工作人员更重视，防止部门转嫁压力。在这方面，上海、湖北等地的做法值得借鉴。

比如，问责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持续下降的市县，并细化到每一个相关人员的责任；通报未实现年度近视防控工作目标或排在末位的市县，并对个人问责。这就倒逼政府两手抓，一方面，将维护视力健康作为学校职责进行考核，学校在尽责的同时，也要求家长尽责。另一方面，政府必然在推进教医融合、改善视觉环境、定期监测预警等方面加大工作投入力度，通过融合健康教育、综合干预、跟踪管理等手段，建立起健康视力保障体系。

像上海，早在2008年，就已最先在国内建立大规模青少年近视筛查、转诊、干预一站式眼健康电子档案及动态分级管理模式。2021年，上海6至18岁青少年近视率首次下降，约为1.2个百分点，逆转30年来的上升势态。

另外，要加大近视市场治理力度。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从严查处使用“康复”“恢复”“降低度数”“近视治愈”“近视克星”“度数修复”等误导性表述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进行营销宣传的行为，同时对家长做好“近视不能治愈”的科普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