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3 任何一条街上

只消走进任何一条街上的任何一间屋子，那种极其复杂的女性力量就会一股脑儿地扑面而来。
哪里会有别的可能？千百年来，女人一直深居屋宅，时至今日，房间的四壁早已浸透了她们的创造力，其实，砖石灰泥早已不堪重负，这股力量不得不诉诸笔端，或写或画，或从商，或从政。
但女人的创造力和男人的完全不同。
我们必须断言，这种创造力若因受阻、因荒废而无法发挥，那真是太可惜了，因为那是历经了千百年最严苛的管束后所赢得的、无可取代的力量。
如果女人像男人那样写作，像男人那样生活，看上去也像男人，那也太可惜了，因为，既然男人女人各有不足，世界又如此辽阔丰富，一种性别何以成事？难道教育不该彰显差异、突出个性，而非舍异求同吗？毕竟，我们的相似之处已太多了，如果有位探险家探险归来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种性别的人，正从不同的枝叶间仰望另一片天空，岂不是对人类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如果碰巧看见某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的“优越”而冲去取来他的标尺，我们岂不是乐不可支？
目光仍盘桓在书页上方，我在想，玛丽·卡米克尔只会作为旁观者来处置她的作品。我真的认为她会变成自然主义小说家——我觉得这一类不太有趣——而不是偏重思考的那一类。
有这么多新鲜事物要她观察。她不必再把自己困在中上阶级的豪宅中，尽可坦然走进那些香气扑鼻，坐着交际花、娼妓、抱着哈巴狗的太太的小房间，而不必心怀慈悲，或觉得纡尊降贵；她们将仍然披着男作家们硬要搭在她们肩头的粗陋成衣，但玛丽·卡米克尔一定会拿出自己的剪刀帮她们修裁，乃至每一处起伏都熨帖合体。
等她改完，我们就将一睹这些女人的真面目，那必将是很新奇的场景，但我们还得再等一会儿，因为玛丽·卡米克尔仍被自省所觉察到的“罪恶感”牵绊，那是野蛮的传统性别意识遗留给我们的。
她的双脚仍被古老、粗鄙的阶级脚镣束缚着。
不过，大多数女人既非娼妓也非交际花，也不会在每一个夏日午后枯坐如钟，把裹在落满尘埃的绒布里的哈巴狗紧紧抱在怀中。
那她们会做些什么呢？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某条长街，鳞次栉比的房屋里住满了人，河边南岸有很多这样的街巷。在想象中，我仿佛看见一位年迈的老妇人缓缓走来，挽着身旁的中年女子，那或许是她的女儿，两人的靴子、毛皮大衣都很讲究，午后如此盛装一定是她们生活中的某种固定仪式，这些衣物在夏季必定被收纳在衣橱里，叠放整齐，夹了樟脑，年复一年。
她们穿过街道时，路旁的灯一盏一盏点亮了（因为她们最喜欢的正是薄暮时分），想必她们年复一年都是如此。
年长的老妇快八十岁了，要是有人问她，一生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她会告诉你，她记得那些街巷曾为巴拉克拉瓦一战而灯火辉煌，或者，说她曾听到海德公园里为爱德华七世庆生时鸣响的礼炮声。
但是，要是有人希望搞清楚究竟是在什么季节、什么日子、什么时分，再问她在1868年的4月5日或1875年的11月2日做了什么，她肯定会茫然地回答，她什么都不记得了。因为一餐又一餐的饭菜都煮好了，锅碗瓢盆都洗刷干净了，孩子们都送去了学堂，长大成人就离开家，踏上社会。
所有这些事，什么都没留下，一切消失殆尽。传记或历史对此不着一言。至于小说，都不可避免地撒了谎，哪怕不是故意的。
所有这些默默无闻的生命，仍有待记载，我对玛丽·卡米克尔说，好像她就在这儿。
我的思绪继续穿行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在想象中，感受沉默的压力，未曾记载的生活无声堆积，或许来自街角叉腰而立的女人，戒指嵌在她们肿胀的手指上，说起话来比手画脚，好像在用莎士比亚剧中的台词；或许来自卖紫罗兰的姑娘、卖火柴的女孩和坐在门洞下的老太婆；又或许来自逛来逛去的姑娘们，她们的脸色如阳光或乌云下的海浪，暗示着男人或女人的靠近，映照出商店橱窗里闪烁的灯光。
所有这一切，你都要去探究，我对玛丽·卡米克尔说，要握紧你手中的火炬。
首先，你必须照亮自己灵魂的深刻与浅薄、虚荣与宽宏，说出你的美貌或平庸对你意味着什么，以及你与这个变动不休的世界——这个充斥了摇来晃去的鞋袜手套等各色物品，浸淫在药剂瓶中散发出的淡淡香氛中，铺着人造大理石地板、头顶穹顶长廊的布料市场——有何关系。
在想象中，我走进了一家商店，地面铺成了黑白两色，四处挂满了美得令人惊叹的五彩缎带。我想，玛丽·卡米克尔若是走过，也该进来瞧瞧，因为这幅场景太适合用笔墨描绘了，俨如白雪皑皑的山峰或岩石林立的山谷最匹配安第斯山脉的景致。而且，柜台后还站着一个女孩——我会乐于写出她的真实故事，就当作是拿破仑的第一百五十本传记，或是第七十部研究济慈，以及老教授Z之流正在撰文论述的济慈笔下的弥尔顿式倒装句法的著作。

FASHION STORE(1914)/ AUGUST MACKE
然后，我会非常小心地踮起脚尖走路（胆怯如我，实在害怕曾差点儿打到我肩头的那一鞭子），小声地说出：她也应该学会对异性的虚荣一笑了之——也不妨说是他们的“特性”，这个词大概不太容易得罪他们——千万别带着苦涩。因为人人脑后都有一先令大小的部位是自己永远看不到的。
两种性别间的互惠互助之一，便是为彼此描述这后脑勺上一先令大小的部位。
想想吧，女人从尤维纳利斯的言论、斯特林堡的批评中得到怎样的裨益。想想自古至今的男人是多么仁慈、多么明智地指出了女人脑后的隐秘部位！

1�尤维纳利斯
Juvenal(60?-140?)，亦即Decimus Iunius Iuvenalis，古罗马讽刺诗人。

2�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作家。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代表作：剧本《父亲》(The Father)、《朱丽小姐》(Miss Julie)，长篇小说《红房间》(The Red Room)等。
如果玛丽够勇敢，也够诚实，她就该绕到男人的身后去，告诉我们她发现了什么。除非有女人描述出这一先令大小的部位，否则，永远不可能得到一幅真实、完整的男人形象。伍德豪斯先生和卡苏朋先生就代表了这种部位的大小及本质。
当然，没有任何头脑正常的人会怂恿她故意去讥讽和嘲弄——文学始终能证明，怀着这种心机写下的文字是一无是处的。
常言道，人要诚实，结果就必定格外有趣。喜剧必定会越来越丰富。新鲜事物必定会被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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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该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这本书上了。与其去揣测玛丽·卡米克尔会怎样写、该怎样写，更应该看看她到底写了些什么。
因此，我继续读下去。
我想起自己曾对她有些许怨言。她打破了简·奥斯汀的句式，让我无法炫耀自己无可挑剔的鉴赏力、难以取悦的耳朵；也无法徒劳地说“是的是
精彩剧透：

的，这很不错，但简·奥斯汀写得比你好得多”，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她们两人毫无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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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先生分别是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简·奥斯汀的小说《爱玛》中的人物。
她又更进一步，打乱了叙述的顺序——我们期望看到的顺序。也许她是无心为之，只是像女人会做的那样，并且像女人那样去写，让叙述顺其自然。但结果多少让人困惑，我们看不到波涛涌起，危机将至。因此，我也无法炫耀自己洞察世情之深刻，知人心性之深邃。
每当我即将在合乎常理之处感受到合乎常理的物事，诸如爱情或死亡，那个恼人的东西就会把我拽住，好像至关重要的节点还在前方。这样一来，她又害我无法高谈阔论，堂而皇之地说出“基本的感情”“人性共通之处”“人心深不可测”之类的词句，以及所有那些支撑我们相信自己在心底里——哪怕表面看来或许挺机灵的——是极其严肃、极其深刻、极其慈悲的说辞。
她却让我觉得我们根本不严肃、不深刻、不慈悲，恰好相反，人人都可能思想怠惰，因循守旧——这个想法实在不太吸引人。
但我读下去，注意到了另一样事实。
她并非“天才”——这太明显了。她没有对大自然的热爱，没有炽烈的想象力，没有不羁的诗情，没有绝妙的机智，没有像温切尔西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那些伟大前辈们的深邃智慧；她无法像多萝西·奥斯本那样带着乐律和尊严去写作。
说真的——她不过是个聪明的姑娘，不出十年，她的书就会被出版商化为纸浆。
尽管如此，跟半个世纪前那些比她更有天赋的女作家们相比，她还是有优势的。
在她这里，男人不再是“强烈阻挠的那一派”，她无须耗费时间去责怨他们，她不必因为憧憬远方、历练，因为渴望了解将她拒之门外的世界和众生，而在爬上屋顶后失去平和的心境。恐惧和仇恨也几乎都消弭了，或许，残余的痕迹只会流露在她面对自由时稍显夸张的喜悦，或是在她刻画男人时更倾向于用刻薄的讽刺口吻，而非浪漫的笔触。
所以，作为一个小说家，她无疑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她的感知力非常宽广、热切、自由，纤毫之微都会触动她的心弦；就像一株刚刚破土而出的植物，立在半空，尽情接纳扑面而来的每一个景象和声音。她的感知力会非常好奇、非常精妙地游走在几乎不为人知、也不曾被记载的事物之间；偶然发现了细微之物，就会向我们证明：那或许根本不是微不足道的。她的感知力让尘封已久的东西重见天日，引发人们去质问：埋藏它们究竟有何必要。
尽管她有些笨拙，也不像萨克雷或兰姆那样无需刻意就能与悠久的传统一脉相承，笔尖轻转就能写出悦耳的文字，她只是——我思考起来——掌握了重要的第一课：身为女人而写作，但是一个已然忘怀自己是女人的女人；因此，她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新奇的女性特质，那是没有意识到自身性别的存在时才能尽显无遗的本质特征。
所有这些都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但，除非她能抓住倏忽而去的瞬间和个人体验，以此建起屹立不倒的大厦，否则，再丰富的情感、再敏锐的洞察力都无济于事。
我说过，我要等她面对某种“特定的局面”，意思就是要等她开动思虑、调度忆想，证明她不只是个浮光掠影的看客，而能够透过表象，窥见事物的深奥之处。
她会在某个时刻对自己说，就是现在，我无需声色俱厉就能揭示出这一切的意义。然后，她就会开始开动思虑、调度忆想——脑际的活跃是多么确凿！——那些快被忘记、可能在别的章节中被疏忽的、非常琐碎的小事就会浮现在记忆中。

她会让那些事在某个人物缝缝补补或抽上一袋烟的时候尽可能自然地鲜活起来，并且继续写下去，读者就会觉得自己仿佛登上山巅，俯瞰整个世界徐徐铺展，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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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她在做这样的尝试。
我看到她在施展手脚，迎接挑战，我也注意到了——但愿她别看到——那群主教、教务、博士、教授、一家之长和老学究们都在对她大喊大叫，发出警告，提出建议：
你不能这样，你不该那样！
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才能踏入草坪！
没有介绍信女士不得入内！
有抱负、有风度的女小说家们请走这边！
他们就像在围栏外看赛马的聒噪看客，对她指手画脚，她必须经受考验，罔顾左右，心无旁骛地越过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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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说，只要你停下脚步去咒骂，你就输定了；停下脚步去笑他们，你也一样输定了。犹豫不决，笨手笨脚，你都会输。
全神贯注地策马腾跃吧，我恳求她，好像我把全部家当都押在她身上了。
她像鸟儿一样，飞越了障碍。
可前面还有一道障碍，再往前还有一道。
我不能肯定她有足够的耐力能坚持到底，因为掌声和呐喊让人心烦意乱。
但她尽力了。
想想吧，玛丽·卡米克尔并非天才，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姑娘，在卧室兼起居室的房间里写她的第一部小说，也没有充足的时间、金钱和闲暇等等优越条件，我想，她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我读到了最后一章，有人拉开了客厅的窗帘，人们的鼻子和赤裸的双肩在星空下一览无余；我也在心里得出了结论：再给她一百年，给她一间自己的房间，每年给她五百英镑，让她畅所欲言，把她现在写进书里的东西省去一半，她就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
再过一百年，她会成为诗人。这样说着，我把玛丽·卡米克尔的《人生冒险》放回了书架的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