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一小学教员上书毛主席“告御状”，主席回信:寄给你300元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一封人民来信时，竟控制不住流下了眼泪。写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困难境遇，还在信的结尾哭诉道：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李庆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就得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起了。

1953年，我国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阶段。在这个工业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却面临一个尖锐矛盾：一方面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但规模、结构不尽合理，中小学生入学率虽然较高，但他们的就业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村又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尤其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

为此《人民日报》专门在1955年8月11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文章中说：“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篇文章，他还专门加了按语：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泽东发出这一号召后不久，团中央就组织进行了城市青年下乡的试点，60年代初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范围不断扩大，从1962年至1966年，全国共有129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在这一时期，知识青年确实为农村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中间也涌现出了许多先进典型，邢燕子和董加耕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邢燕子的父亲是天津一个工厂的副厂长，1958年，她中学毕业以后，大家都以为她会顺理成章地留在城市里，但她却选择了回到乡下务农。

邢燕子回乡以后，觉得光靠自己一个人干肯定不够，得把村里的妇女们都动员起来，于是她和几个伙伴先组织了一个幼儿园，一下就解放出了20多个妇女下地干活，然后她又带着村里的女团员组成了一个“燕子突击队”，队伍很快扩大到了16个人。

此后邢燕子带着突击队，冬天砸开三尺厚的冰窟窿结网打鱼，晚上搞生活自救打帘子，她们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只用了3个月就给村里挣了3900多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邢燕子也因此被树立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

董加耕在1961年高中毕业后，由于品学兼优，学校决定保送他去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但此时董加耕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他在报考志愿书上写下了“回乡务农，立志耕耘”8个字，决心回家务农。

董加耕回乡以后，带领大家埋头苦干，他所在的生产队年年取得丰收，他们的经验也在全县被推广，董加耕自然也就成为了典型。1964年初，中共江苏省委、共青团江苏省委先后发文号召向董加耕学习，他的事迹很快上了全国各大报刊、广播电台，甚至还被改编成了话剧。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的生日，这天邢燕子和董加耕有幸参加了毛泽东的家宴，毛泽东不仅和他俩坐在了一起，还把自己的一碗饭拨给他俩吃，并对他俩说：“年轻人要多吃啊，要吃饱！”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这一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远比以往要多，仅仅在1968年到1970年底的两年时间里，就有4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他们也都是把上山下乡当作实现的自己革命理想来看待。知青上山下乡以后，确实受到了锻炼，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因为当时我国农村的生产技术水平还比较低，从事的农业生产大多是重体力劳动，而当时农村不缺少重体力劳动者，并不需要增加新的劳动力，知青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农村又不得不接纳，这就给农民增加了负担。

而知青上山下乡以后，他们的家庭也受累很大，由于农村落后，下乡的知青尽管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不能挣回自己的口粮，不光吃不饱，还要花钱买反销粮，因此大多数知青不能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还要靠家里接济，也增加了家庭的负担。

李庆霖是福建莆田一位有着20多年教龄的普通农村小学教员，他的儿子李良模是“老三届”中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主动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到地处山区的莆田县获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

水办大队是个穷山村，当地的农民生活本来就很困难，举目无亲的知青生活自然就更加困难。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知青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口粮每月36斤，生活费每月8元，然而好景不长，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

李良模借住在贫下中农的房子里，一年的口粮只有湿杂谷200来斤、10斤左右的小麦和200来斤的鲜地瓜，而且上山下乡3年多没有分过红，李良模一年中有半年甚至更多的时间要跑回家吃黑市粮。

就这么几年过去了，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严重，李庆霖在无奈之下，只好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上访之路，他先后来到公社、县革委会、地区民事组反映情况，尽管对方也曾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但最终仍是杳无音讯。

最后李庆霖考虑再三，决定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告御状”，1972年12月20日这天，李庆霖偷偷写下了这封2000多字的信，然后寄了出去。信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反映了李良模下乡后所面临的窘境，另一部分则是提出了自己的诉求，他说：

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好走，我想，应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泽东在看到李庆霖的这封信后，不禁感慨万千，虽然信中有一些怨气，但他十分理解，因为可怜天下父母心，李庆霖确实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给自己写信的，而且他说的都是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真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泽东提笔给李庆霖写下了回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4．25

毛泽东的回信有两层意思：一是给李庆霖解决实际问题，这300元钱是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里出的，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款项，可以买3000斤粮食了；二是以此为契机，着手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的问题。

毛泽东的回信立即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引起了高度重视，4月29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回信，他还专门强调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

随后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周恩来亲自抓这项工作，并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李庆霖的这封信可谓是起了大作用。

这年5月，李庆霖收到了毛泽东给他的回信和300元钱。乡亲们听说此事以后，都来到李家，争相抚摸这300元钱，他们还叮嘱李庆霖说：“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了，要用红纸包好传给子孙后代。”

于是李庆霖将钱存进了银行，此后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此后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抓下，知青们的境况都得到了改善，从1973年起，尽管全国每年下乡的知识青年的绝对人数有所增加，但周期缩短，回收速度加快，开始出现了良性循环。

1978年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广大知青纷纷开始返城，至1981年，我国遗留的知青问题基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