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主席的8字评价已成共识，但在一些人看来，还是太轻了

在很多人看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成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人物的他，最大的功绩便是改革开放，事实上，在当年那个特殊又关键的阶段，如何彻底清除十年动荡为国民带来的伤害也是重中之重。

在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之后，评价毛主席的是非功过问题也渐渐提上日程，邓小平带领的新中国将会给出怎样的评价，在世界各国看来，甚至会左右我国今后的发展走向。

源于文化大革命，在这个问题上，认可与否认的两个群体几乎占到了鲜明的对立面。

之所以这样说，也是因为当时人们对于“两个凡是”的态度各有不同，在邓小平大力倡导积极、客观面对主席评价这一问题上，他也做出了评价：“功绩第一，错误第二”。

虽说如此评价得到了党和群众上下的高度认可，可在一些人看来，这一句评价还是说轻了。

对于这一看法，尤其是先前经历过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何尝不清楚，身为文革的受害者，他也深知主席犯下的错误，可为何在为主席盖棺定论之际，他一定要将功绩放在第一位呢？

说起这个原因，就一定要去看看苏东剧变留下的惨痛教训，因为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对无产阶级领袖的肆意抹黑，将斯大林、列宁的功绩进行全面否定，举国上下变得混乱不堪，最终也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出现。

所以说，如何正确评价毛主席的功与过，就是关系到凝聚党心民心、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大历史问题，这终究是一个避无可避的严肃问题。

都说邓小平是卓越的政治家，就在他将评价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引领至正轨这一过程中，也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国家的发展根基与方向。

正如他当年说的那样：“正确评价毛主席，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是要让全党重新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源于此，邓小平还有着一番真知灼见。

首先，主席当年犯下的错误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过错，很多国家元老都曾支持或默认主席做出了一些不正确选择。

“要讲错误，我们就不要只讲毛泽东同志，当初中央太多同志都出现过错误。大家都说主席搞大跃进是头脑发热，可当时又有多少人真的保持头脑清醒呢？”

其次，主席犯错的根源与制度问题密不可分。

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一优良传统没能好好坚持下去，直到1959年“反右倾”之后，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变得越发不正常，家长制现象不断滋生，即便是主席这样卓越的领袖也难免受到影响，做出错误决定。

第三，领袖也是人，犯错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实。

在正确评价毛主席这一问题上，邓小平抛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观点，那就是“如果一位革命领袖不能存在任何缺点和错误，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的诞生，这段鲜活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联手创造的，而引领大家砥砺向前的毛主席当然值得敬重，可绝不能将他与神相提并论。

客观面对主席也是常人这一事实，才能接受并理解他的晚年错误，最重要的是，我党领导的正确性同样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通过千百次实践磨练以及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逐渐走向成熟的。

在邓小平的如此认知基础上，《历史决议》对毛主席做出全面且客观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虽然他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纵观他的一生，功绩还是远远大于过世。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为党和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又如邓小平面对外国记者采访时说的那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依旧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让那些一厢情愿希望中国出现‘非毛化’的图谋归于破灭！”

所以说，邓小平对于毛主席“功大于过”的评价，是大家的共识，所谓的“说轻了”，也是为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