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卷第8章《道教与佛教》之一

    从东汉到南北朝，见证了中国宗教一次最重要的变革，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组织化的宗教运动。这些信仰使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有了新的认知，并建立起了超越亲属关系、地域局限以及政治阶级的新信仰体系。因为有些社会、情感和文化方面的需求，是从前的祖先崇拜和社稷神崇拜都没法满足的。

    与此同时，寺庙作为城市中的半公共空间兴盛起来，园林作为极乐世界的缩影得以发展，一个依靠佛教信仰连接起来的泛亚洲世界出现了。而道教和佛教也对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永久地变革了中国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

制度化的道教

    长生不老的观念出现在战国晚期，在激励秦始皇与汉武帝的封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长生不老同样是汉代墓葬艺术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其中包括对西王母朝廷，以及各类翱翔在天的神兽和神仙的描写。哲学与养生保健文献中也出现了这样的观念，探讨人是否能够通过改变身体形态来实现长生不老。

    成为道教思想基础的第二个早期观念来源于启示经典。由神女或老子向人世间传授经书，并重建起秩序。在另外的版本中，经书不是神的授予，而直接从自然世界的运作规律中生成。这种观念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易经》和后来盛行于世的“谶纬”文献中。

    道教的第三个根基来源于一个流传已久的信念：即死后的世界是由天上的一个官僚机构所统治，它类似于人间帝国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可以确保墓中的长眠者能远离地下世界的邪恶势力，同时也保证死者无法返回阳间打扰生者。因此，这种墓葬习俗可以驱除来自阴间的邪恶势力，也可以将已故之人从阳间彻底地清除出去。道教基本接受了这种模式，但是又增加了一些拯救灵魂的说教，即允许一些圣洁的灵魂升入天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能占据一官半职。

    中国第一个有组织、大众化的宗教运动发生在公元3世纪。在中国北方平原大旱之际，许多人聚集在路边，携带着一束束或一秆秆的麻与稻草穿越乡野。他们声称这些物品是西王母赐予人们的护身符，可以避难保命。整个夏季，他们聚集在城镇与城市中，在那里举行大众信仰的仪式。在都城，他们歌唱、跳舞，手举火把穿越街道和屋顶，期盼西王母的降临。秋季过后，大旱消失，这种场面也就在官方记录中消失了。

    在汉武帝时代，人们认为西王母居住在大地最西边，可以长生不老。在西汉，人们将西王母与昆仑的传说联系在一起，认为昆仑山是连接大地与上天的地方，而在非常遥远的西方居住着长生不老者。因为这两个传说有共同的地理位置——西方，也都提到了长生不老，因此这两个传说就合并了起来。在东汉墓葬图中，西王母经常出现，她是管理位于西方极乐世界的主神，那里有能让人长生不老的蟠桃，没有人会死亡。西王母是拥有巨大神力、有保护力量的天神，她可以保佑人们平安 并带来财富和子孙。人们也可以借助一些方术穿越时空，到达西王母的天上世界中。从公元前3世纪对大众运动的记述中，我们同样了解到，人们可以用歌舞和护身符等方式召唤她。

    西王母信仰要早于道教崇拜，但是它揭示了制度化教义出现的主要原因。在汉朝的宇宙论中，上天与君主是紧密联系的。作为天子，只有他一人能够祭天，当君主行为不当的时候，上天就会用干旱与瘟疫对人间进行惩戒。这时，西王母就成为一个可以替代君主的最高神，她向大众开放，能拯救那些呼喊她的人。就这样，她成为道教神祠中的重要神灵，等同于佛教神祠中的佛祖和菩萨。不仅如此，对于西王母狂热崇拜的仪式还有一些特点，如向往长生不老，追求在神奇旅程中穿越时空，运用充满神力的护身符，以及让灵魂出窍和入定等等，这些特点和古代中国萨满教的实践特征颇为相似，它们后来都成为道教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西王母信仰可以被看作原生道教运动，是中国制度化宗教的直接祖先。

    东汉时期，山东发生黄巾起义，四川出现五斗米道，它们都与道教相关，并体现了以后道教的两个新理念：即神授经书与末世论，它们预言 旧的秩序将被扫除，太平盛世即将来临。最早的道教经书以“太平”命名，这部书被献给东汉朝廷。而另一部同名的经书形成于公元2世纪，它是黄巾军的核心经典。这一运动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五斗米道，将追随者按军事单位组织起来，以便于统一信仰和集体行动。他们首要的宗教实践包括 通过忏悔罪恶与执行苦修来治愈疾病与延长寿命（其信念是，疾病是因不当的行为与违反禁忌造成的）。

    这两个运动教导称，除了个人罪恶之外，人们还要对家族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罪恶负责，这些罪恶只有通过集体赎罪、传道，乃至创造新国家等方式才能得以清除。他们使用冥想、呼吸吐纳 以及其他保健卫生和饮食学方法来延长寿命。这些运动明显都根基于老子的信仰。老子被认为是《道德经》的作者，他在这一时期被理解为广大无边的存在，会定期转世以拯救受伤害的人们。五斗米道更是将《道德经》视作经典，认为其中的字句有神奇的力量。

    虽然黄巾起义在184年被镇压了，但五斗米道的张天师家族在四川一带建立了道教王国。这个国家被分成几个治（所谓“治”，相当于教区），治负责登记人口，由“治头”管理，这是从汉代地方社会中吸取的管理模式。五斗米道按照军事化的方式将教徒列籍、划分阶层，并决定他们在入教仪式 及以后定期仪式中的位置。他们同样规定了每年一月、七月和十月的十五日 为举行仪式的节日。在这些聚会中，政府会告知民众运动的意义，以及一些教规教律。同样还有一个赎罪的禁食习俗，信徒在身上涂抹泥和木炭，捆绑双手，念出罪恶之事，以此获得救赎。个人忏悔的行为包括修建道路，以“道”来证明自身的神圣性，还有修建义舍，它既是地方行政中心，也是往来官员的落脚之处。这个国家还建立了特殊的“静室”，让人们来这里默想自己的罪过。

    215年，张鲁领导的五斗米道向曹操投降，大量的信众被重新安置在洛阳和邺城周围，以及东北地区的一些地方。这次重新安置，反而使道教能够传播到中原地区。道教的领袖似乎也对曹氏家族施加了一些影响，并在曹魏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到了3世纪末期，西晋王朝开始瓦解，在李氏家族的领导下，被重置的道教徒又辗转返回到四川，重新建立起道教神权国家，称为大成国。由于被川蜀的大山所环绕，与中国其他区域相隔绝，大成国一直持续到4世纪中期，最后亡于桓温之手。 随后，道教的信众和教义再一次分散到各地，但是此后的道教都是由四川的神权政治延伸而来，所有的道教派别都将它们的根基追溯到张氏所建立的天师道。

    道教的大众运动传播着集体赎罪的末世论，而道教对个人长生不老的追求也继续吸引着这个时期的精英们，特别是中国南方的世家大族。这一传统在4世纪中期葛洪（284—363）写成的著作《抱朴子》中达到了顶峰。他从老师那里接受了图书资料并进行整理，但可惜的是，这些资料都没能留存下来。

    道教的终极信念就是长生不老，这种变化和那些自然界的变化类似，比如蛇蜕皮、蛹化为蝶等。葛洪试图让读者相信长生不老是的确存在的。这种主张也是他对朋友干宝所著《搜神记》的回应。

    他还认为，这个时代道德品质的下降，使得长生不老者不愿与人们居住在一起。最高层的长生不老者是天上的神仙，他们可以在天国中占有一席之地；次一级的是地上的神仙，他们云游于群山之中；最底层的是尸解仙，通过提供一个替代物作为尸体来瞒过管理灵魂的官僚，假死而后脱。有时候，后两级是过渡阶段，它们为信徒提供足够多的时间，使之最后能飞升天国。葛洪认为，真正能够长生不老的人应该离开社会、归隐山林、修身养性、培育艺术，这个理念和该时期流行的隐士生活非常相似。

    早期传统的“养生”强调通过吐纳、行操 及房中术来保精行气。 其目标在于内养形神、外怯邪恶，通过积累体内的积极因素、吸收外部的积极能量、排斥体内淤塞的消极因素来达到长生不老的境界。通过饮食限制来纯化肉体：肉类、酒类还有强烈气味的蔬菜或谷物都被限制食用，因为这样的食物富含三虫，这些阴邪的尸虫被困在人体内，只有人死后才能被释放出来。而修仙者应该依靠自然饮食来生活，比如食用树皮、菌菇、露水、草本以及各种丹药，它们能杀死三虫，或者能将身体替换成一个更加永久的肉体。一旦如此，他们便可以餐风饮露，长生不老。

   最有效的长生不老方术，也是葛洪最感兴趣的方式，就是制炼丹药。他认为，许多物质可以消除体内有害物质的影响，使身体回复到原始的、没有分化的纯净状态。但这些物质需要经过各种程序与法式的提炼，使原初的元素发生蜕变，然后才能融汇为宝贵的精华，最后被服用。最重要的物质是黄金，它从来不会生锈，因此它自己便是永生的。其次还有朱砂，它是一种自然矿物质，因为其火红的颜色而被认为是包含力量的。自然的朱砂还常常被替换，取而代之的是用硫黄、硝石和水银炼制的合成物。由于道教炼丹术使用水银，导致了很多人中毒死亡。

    因为这种所谓“外丹”过于昂贵，所以它逐渐被“内丹”所取代。这是一种内养的气功，与吐纳密切相关。修炼者通过《易经》八卦中的特定卦象，创造了人体内部的炉鼎。这种内部炉鼎炼出他们自身纯净的内丹，并周流全身。

    葛洪的著作完成之时，恰恰是西晋灭亡、北方流民来到南方之时。他们也将道教带到了新的家园。随着东晋朝廷的建立，南方既有的一些大族发现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已经降到次要地位。他们为自己的野心找到了一个新的发泄口，于是组成了南方道教中最重要的流派——茅山道派，也被称为上清派道教。这个宗派围绕着杨羲在364—370年间所授受的经书来发展，因为这些经书以出众的文采和绚丽的书法吸引了精英们的关注。

    这些经书所展现的内容成为后世道教的标准宇宙观：它用一种迄今为止最有想象力的方式表现神界的崇高与权势，表现天庭的等级秩序。那些与杨羲对话的完美男人与女人，比起葛洪理想中的仙人，等级要更高，而且更加优雅。还有授受这些经书的上清天要远远高于四川天师道或葛洪所讲的太清天。杨羲所授受的经书中包括这样优美的经文：

    明精内映，玄水吐梁。

    赐书玉礼，刻名灵房。

    饮食月华，与真合同。

    飞仙紫微，上朝太皇。

    天师道中最关键的实践方式，特别是房中术，被人们公开谴责，已经退居劣势的地位。而杨羲所传受的经书，在南方世家大族间被广泛保存、转抄、传播，他们声称这些经书比早期道教的经书更加精致，更加完全。

    茅山派的信徒反对旧有的崇拜，他们强调通过静修净化自己，由此成为思想上的精英。作为种民，他们将会在灾难性的六天毁灭中存活下来，此时，粗鄙的祭天者已经丧命，种民将重新填满被救赎的世界。这一人间太平盛世是为高贵而精细的少数人准备的，这些人内心敏感，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抓住微妙精神世界的精髓，并能欣赏高品质的书法和诗歌。5世纪晚期的时候，茅山派受到南齐皇室的欣赏，教派的第九代传人陶弘景，与随后的梁朝建立者梁武帝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被称为“山中宰相”。

    当这种精英道教在南方获得士大夫与统治者喜爱之时，另一个道教理论在北方找到了肥沃的依附土壤。寇谦之，他的家族曾追随过五斗米道，他后来受到了一系列的神启，被奉为圣尊的老子告诉他，真正的道已经变得腐朽，所有的牺牲祭祀与男女合气之术都应该被禁止，道教徒只能通过静修、辟谷、吐纳以及养生来追求长生不老。而另一个神启告诉他，北魏皇帝就是缔造太平盛世的君主。

    带着这份信仰，寇谦之来到北魏朝廷，他与一个汉族官僚集团结成同盟，这些汉族官僚希望本土文化能超越佛教信仰，再次恢复本土文化的最高地位。寇谦之说服北魏皇帝于442年改信道教，并采纳太平真君的称号，以道教圣人的身份进行统治。皇帝也从寇谦之那里接受了护身符，并任命寇谦之为朝廷命臣。在444年到446年之间，皇帝谴罪于佛教。寇谦之死于448年，皇帝也在452年遇刺，这使得道教的神权政治，以及朝廷对佛教的镇压都被终结。

    因此，开始于2世纪的道教 最初是期待世界末日来临之际的大反叛，但是到了6世纪早期，它已经转变为哲学化的宗教，迎合精英的世界观与国家的需求。在北方，它得到国家的直接支持，有了道观和遵从道规的道士。而在南方，它在精英间流行，其形式是在师徒之间传授神圣的经典，信徒中有很多是皇室成员，甚至有皇帝。7世纪早期，唐朝建立，皇室声称其为老子的后裔，将道教奉为国家最高宗教，官方修建的道教宫观与道士遍布每个主要的城市。

制度化的佛教

   有组织的道教运动以一种流行运动开始，以成为国家宗教组织而结束，佛教却沿袭了相反的轨迹。它随着精英进入中国，却成为大众的宗教。我们不知道佛教被引入中国的确切时间，但是第一个关于佛教的文字记录是在公元65年，在皇帝的某位兄弟的照顾下，建立了佛教僧侣的社区。这个文本里还记载这位皇兄既崇拜佛教，也崇拜黄老。在汉代的墓葬中，一个与老子密切相关的道教神通常会与佛陀在一起，佛陀有时还取代了西王母的位置。166年，皇帝自己也开始信佛，此时，佛教还与老子信仰结合在一起。这个模式表明，佛陀在最开始的时候被视为另一个道教神，就如同西王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佛陀是一个有奉献精神的人物，对他的崇拜多是为了寻求平安或好运，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哲学真理的导师。一些外国僧侣定居在东汉的都城，并且开始艰难的翻译佛经工作。只有到了南北朝，佛教的形而上学观念以及教义信条才被中国的精英所承认与欣赏。3世纪早期，对形而上学进行的探究 与战国时代道家经典《庄子》联系在了一起。许多参与“清谈”的人同样也对“无”进行探究，他们的话语围绕着言与意、一与多、有与无展开。佛教的心理阐释与形而上学的专有词汇直接被应用到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因此，佛教僧侣开始参与到中国精英的争论与言谈中。特别是在317年晋室南渡之后，豪门士族的子弟在佛教中寻求引导或者出家成为僧侣，以增进他们的论辩技巧。杰出的僧侣——比如支遁——成了东晋朝廷清谈圈中的指明灯，他写作抒情诗赋、演练书法，并将对佛教的研究与对庄子的评论联系起来，试图调和佛教教义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

   与此同时，在北方，一些由胡族建立的国家也吸纳了佛教，有时是因为它是非汉人的信仰，有时是因为僧侣能够制造神迹，佛图澄就在石勒统治的后赵王朝中效力。这些北方朝廷鼓励将大多数的佛教经典翻译为更加流利的汉语。最为著名的人物是鸠摩罗什，401年，他从敦煌被带入苻坚统治下的长安。其他著名者如慧远，他引入了对阿弥陀佛的崇拜。阿弥陀佛承诺让每一个看到他佛像 或诵念他佛号的人都能够在他的西天“净土”中得到重生，这种简单而虔诚的做法对底层人民来说非常容易做到。因此，诵念阿弥陀佛后来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宗教习俗之一。

    5世纪的时候，不论是在南朝还是在北朝，皇权都得以恢复，这导致佛教进入了国家支持的阶段。位于南方的东晋朝廷，经过几次争论，认为沙门可以不敬王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皇权的式微以及一些世家大族对佛教的热情支持。但是东晋的这个先例也得到此后南朝各个军事王朝的尊重，他们一般不会去干涉、规定佛教秩序。 然而，这种不干涉政策，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南朝不再利用佛教的精神力量。南朝皇帝们不仅表达他们信奉佛教之意，还借此稳固他们作为救世主与救星的地位，使得皇帝本来就神圣的位置更增加了“转轮王”或宇宙主宰的光辉。因此皇帝借用佛教的术语来表现复兴了的皇权，也以此表现他们对王朝与人民所积累的功德。

    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佛教守护者是梁朝的武帝。他宣称自己是皇帝兼菩萨，还声明自己拥有领导僧侣及信众的权力。他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群来见证他的誓言，还定期组织大量人群进行演讲、公共陈述、更新誓言以及展现仪式。这些活动中，皇帝承诺将奉献功德，不仅要为他的人民赢得福祉，还要为地狱中受苦的人和那些堕入其他恶道的人超度。梁武帝以后的几位南朝皇帝也都立下了同样的誓言。

（以上内容经删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