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4唐代土地多为富豪抢占

四、唐代土地多为富豪强占
唐代除每丁分给田地100亩外，尚有给田皇族及政府官员者，从100顷至5顷不等。此外尚有天子赐田给臣民的特例。如大名鼎鼎位居丞相的牛僧孺，为隋代仆射牛奇章之后代，曾蒙天子赐田数顷，晚年依以为生11。又如许孟容京兆，家有天子所赐书3000卷，城西有田数顷，果树数百株，当亦为天子所赐。
亦有豪强霸占农民土地者，如上文所述及的元载，城南有膏腴别墅，毗连接达数十所。但史籍载明乃“恣为不法，侈僭无度”所得。又如泾州有大将焦令谌，凭借权势强占农家田地数十顷。然后交给农民耕种，言明收割时须分得五成。
适该年大旱，颗粒无收，农民求告焦令谌减免。焦谓只知收谷，不理是否旱灾，督责更急。农民不能还租，且将饥死，遂求告泾州营田官殷秀实太尉12。太尉下了温和的判状词，婉转劝解焦某。焦某知农民控告他，遂大怒道：“我焦某难道惧怕殷某不成？谁敢批评我？”并将该农民代表用大杖击毙13。
亦有农民逃亡，其遗下田地被非法贼卖者，亦有佛教寺院侵占百姓田地者。《唐大诏令集》载：“诸州百姓，多有逃亡。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硙14，侵损百姓。”
唐代宗喜祭祀，受大臣王缙与元载谈福业报应之影响，宫中遂设内道场祀佛，逢夷狄入寇，必使僧众诵护国仁主经以祈祷消除灾殃，寇退，帝即任意赐与。
胡僧有官至卿监封国公者，势倾公王，赖宠凌夺。凡长安地区上田美产，多归寺僧15。
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年），废佛法，毁天下寺4600座，僧尼26万5000人复籍为民，没收田数千万顷。将其中腴田售出得款送户部，将中、下级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每人十亩16。
上述各种情况，遂使大量田地集中在达官豪强手上，已失当初平均田地之原意。
唐时，政府亦有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农民售地者。周代之井田制是授田，农民不得售地，因田地非佃农所私有。唐代有口分田，人老还给政府，但其中20亩永业田成为农民私产，名义上是政府给土地所有权给农民，政府为体恤民隐，订制条例，凡农民有困难时可将此永业田自由买卖，凡符合下列两种情况之一者即可。
一为农民欲搬徙原居地时可售卖17。此可说是当政者一种仁至义尽的制度。也不必如西方人民般动辄以革命手段向政府争取民主等权益。
另一种情况是家人中有死亡，贫无以葬时。安葬为一种特别开支，农民在自愿生活清苦情况下，亦准许卖永业田。但政府不再给田。
至于口分田，照例不可卖。但在下列条件下亦准许卖出。
一是照《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农户自狭乡徙宽乡时，即当时政府奖励农民从地狭人众的狭乡迁往地广人稀的宽乡，政府通融农民售地作搬家费用。但搬迁至宽乡后，政府不再分给田地。此由于当时狭乡的农民分得田地较少，如太宗在贞观十八年亲巡陕西临潼县，问知当地村乡每丁仅授田30亩，雍州地区，农户分得的田更少，遂下诏免赋役，并鼓励农民迁往宽乡18。
第二种情况可准许出售口分田者，凡农民欲设置家宅或用水力磨米之碾硙或作营利用之邸店（即栈房）。
但如非上述理由而出售口分田时，则照《唐律》之疏所说明：凡售卖口分田一亩，须受肉体刑罚，责打10笞；卖20亩，打200笞。打后田还卖者，钱由政府充公，买者一无所得19。《唐律》疏中亦有说明，应该卖的，即合法售出的口分田则不必按此法规受罚。
唐代大官买田建庄园是常有之事。再加上人民不得已而卖田，包括穷困、迁徙或家人死亡等。
但可能亦有强迫卖田等情况，如富豪田庄邻近周围之农户土地，富户出高价强迫收购，农民因贪小利甚至怕受欺压而被迫卖出，只是史籍没有记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