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邓小平问金庸：世界上有几种社会主义？金庸：我说不上来

金庸是享誉文坛的“大侠”，他的武侠小说在全球华人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然他也有一位特殊的读者，那就是邓小平。金庸对邓小平也仰慕已久，在某种程度上，两人互为粉丝，神交已久。

1959年，金庸在香港创立了《明报》，并经常在上面评论时政。“文革”时期，邓小平受到迫害，金庸经常在《明报》上发表文章，为邓小平打抱不平，这让邓小平非常受感动。

1973年3月，当金庸小说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专门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而且爱不释手，他一般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半小时看金庸的小说，尤其喜欢看《射雕英雄传》，经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1976年春，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但金庸却发表评论，认为他不久以后就会东山再起，这一预言很快在一年后得到了证实。后来记者问他为何能如此肯定时，他说：“可以说，我的想法就是实际上代表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

邓小平在1977年第三次复出后，大力主张经济建设，金庸为此深感佩服，他专门在《明报》上撰文支持邓小平，认为他有魄力、有远见，他还说：“几十年啦，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他真像我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此时邓小平也很想接见金庸，因为他认为金庸有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和在华人世界的号召力，是两岸的一个极好的传话人、沟通者。而且在1973年，金庸曾应国民党之邀去了台湾，并和蒋经国进行了谈话，当时的国民党一直主张

“一个中国”，所以金庸也对他们有一定的好感。

金庸本人也是一个爱国者，他曾说过：“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金庸发出的爱国之音，很快得到了回应，邓小平亲自做出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金庸原名查良镛）。中共中央很快对金庸发出邀请，请他回大陆访问。

1981年，金庸回到大陆。昔日离开时，他是热血青年。现在，则是年入花甲，沧桑看云，赤子情怀依旧。

7月18日上午，邓小平正式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金庸，因此金庸也成为了香港新闻界在新时期第一个得到邓小平接见的人。当天金庸为了郑重其事，专门穿西服打领带，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大会堂。

金庸晚到了几分钟，此时邓小平已经亲自在大厅门口迎接他了。邓小平看到金庸以后，走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并热情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邓小平的女儿邓楠也对金庸说：“我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金庸也连忙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

金庸又把妻子和子女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也亲切地对他们表示了欢迎，然后和他们全家一起合影留念后，才走进大厅会谈。

谈话前，邓小平对金庸说：“我右耳有点聋，请你坐在我左边。”他见金庸穿着西装，又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把西装脱了吧，我是粗人，就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

两位“大侠”一位是历经坎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位是写了20多年社评的著名政论家，两人之间并没有谈论武侠小说，而是一直在谈时政，话题广泛而不乏尖锐，但会谈的气氛始终很融洽。

邓小平首先向金庸介绍半个月前结束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我们主要办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对人事作新的安排，这是为了保证我国政策的连续性。”

金庸高兴地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国外对会议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坦白公正地从政治上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个决议很好。”

邓小平又强调，以后中国将全力进行经济建设，金庸表示赞同，他说：“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基本的因素。”

两人很快聊到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个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

邓小平听了以后微微一笑，他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8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

金庸说：“许多年前，我写过几篇社评，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西哈努克到北京来，周恩来总理是去机场欢迎，举行宴会，敬酒，就不大必要。”

邓小平说:“现在机场是不去了。不过必要的礼节是不能避免的，否则人家就会怪我们失礼。”

邓小平又问金庸：“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

金庸回答：“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

邓小平说：“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

交谈海阔天空，邓小平又问金庸：“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

金庸去过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觉得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相同，所以他说：“我想自从法国傅里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具体有多少种，我也说不上来，但不能一说社会主义国家就用一句话概括。”

邓小平说：“对，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来实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

邓小平当时虽然没有具体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话语中已经透露出这层意思。

会谈非常愉快，邓小平不时把自己的“熊猫牌”香烟递给金庸，并对他说：“你拿回去抽，这个烟比较好。”

邓小平还亲自给金庸点烟，金庸忙说：“您给我点火，不敢当！”

邓小平笑着说：“不要拘束，这样谈话就是朋友。”

会谈持续了一小时，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站起来，亲自送他离开。两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中央电视台在当晚就播出了邓小平会见金庸的新闻，这很快在港澳台地区引起了轰动。金庸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寄去了一套全新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

报纸报道邓小平会见金庸

不久后，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1985年，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第一个拿到版权，并在国内以正式版权出版了金庸的小说《书剑恩仇录》；而后一直到1991年，金庸再次与三联书店出版社签订相关合同，金庸的全集在大陆中慢慢地销售了起来。

当年9月，金庸在《明报》上发表了自己和邓小平的谈话实录《查良镛先生谈中国之旅》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一时洛阳纸贵，出版三天后就告罄。

金庸还表示：“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当时金庸正在北京，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他认为是“天才的设想”，随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谈及“一国两制”，评价为“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

1989年，金庸又在《明报》上发表社论，他说：“1978年之后，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全体中国人都会不幸得多，邓小平倡导并坚持的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带上一条光明的大路，因此热烈盼望他健康长寿。”

1997年，邓小平去世，金庸回想他当年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