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如果你想读点汉语的意识流，那就《未婚妻》

“你从未得到，又何谈失去？”翻开阿乙最新长篇小说《未婚妻》的封面，橙色扉页上这行白色题词赫然在目，燃起什么的瞬间，又很快把眼和心定住。

这三年，没完没了纠缠的新冠病毒，让人不得不面对未知、疾病和死亡，重构思想和心理的过程中，回忆就是许多中年人的药。

阿乙则想用记忆、书写、野心和孤绝赤诚的爱，再造人生——他以一位45岁的、客居他乡的作家的身份，对身为县城公务员的自己展开了一次绵长入微的审视。

于是有了阿乙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作品，24万字的《未婚妻》。

阿乙说，这本书明面上是写一个26岁青年爱上一个人的故事，实则写的是一个45岁的中年人回望自己当初爱上一个人的故事。

“疫情有时让人感到孤独。感谢写作帮我摆脱那种鲁宾逊的状态。疾病和死亡对一个中年人的侵蚀是可怕的。这个年纪再也不敢熬夜。因为熬夜容易倒下。恰恰是到了这个时间段，到了中年，人很容易产生一种灰暗的感觉。就像我们看见太阳西行、黄昏将至，难免会哀伤一样。觉得时日无多。这个时候，人其实既变得急切，又变得柔和。急切是觉得时间不多。柔和是面对过去的某种忏悔，觉得自己究竟伤害了不少人。”

阿乙，江西人，本名艾国柱，生于1976年，中国当代最有经典气质的青年小说家，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青年作家奖获得者。

《未婚妻》以“我”—— 县城青年艾国柱，小镇警察，事业编的公务员——的初恋为主线，捕捉蓬勃的爱情袭来所引发的家庭波动。阿乙发挥他擅长写县城伦理的特长，发挥他擅长自我反省、自我审判的特长，用炼字炼句的经典式写作，从情感入手，写县城的改革开放和流动变迁，由此写出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流动带给青年的命运改变。小说里有可拥抱的温暖，也有无结局的虚无；它世俗、狡黠、骄傲，也漫漶、散逸、妖冶……这美好的、过渡的、暧昧的“未婚状态”，像极了人体验活着的全过程。

我们人生中大部分时候的状态都是“未”，它半浪漫半世俗，半真实半虚幻，半确定半悬而未决——正如2002年阿乙扔掉“铁饭碗”，从江西瑞昌到了河南郑州。

“过得很寂寞。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在外地谋生。感谢《郑州晚报》收留了我。我记得我住在当时的报社附近，好像是一个叫于砦的都市村庄。我举目无亲，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特别是周末，经常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行走。直到饿了，将就一碗烩面。”

阿乙是众多对“别处”生活抱有期待的青年中的一员，“新千年”初始，他先是“逐鹿中原”，然后又南下，北上，不断地出走“另一处”，直到2008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灰故事》，那时候32岁的他才刚开始正式写作。

“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展示了我们人生的一个图景。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时刻，这一分这一秒，我们不是确定地通向一个结果，而是通向无数个可能。比如我当初离开县城，我既可能去了《郑州晚报》体育部，也可能去了杭州，还可能做建筑工，还可能返回县城公安局。此时此刻像是无数支流的源头，在这些可能性里最终成为事实的只有一个。比如，现在的我是一个作家，这就是事实。但是我们往大了看，它其实只是诸多可能的一种。如果我们返回到往日，在我身上是看不到什么作家的可能性的。如果我们理性一点，就会觉得我终生成为一名警察的可能性最大，并且我和那位未婚妻结婚生子的可能性最大。《未婚妻》就是一个已成事实的我，对没有成为事实的我——也可说是半途而废的我——的一次追忆和演算。”

阿乙认为，写作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写那些最终没有成立的事。《未婚妻》正是其写作转向的一个标志。

他坦言， 2019年进入某种写作困境，往外写——“写一个社会”或者说“编织一个故事”——的路越走越死。

从《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情史失踪者》《骗子来到南方》，到《模范青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早上九点叫醒我》，阿乙不断拓宽着读者对于“小说还可以写成什么样”的想象边界，但在他本人看来“除了机械重复没有别的创新”。

“我为此停滞了一段时间，中间想以收集鬼故事作为出路。直到这时，我读完《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给了我希望和示范。安德烈·莫罗亚说：对于1900年到1950年这一历史时期而言，没有比《追忆似水年华》更值得纪念的长篇小说杰作了。这不仅仅因为普鲁斯特的作品像巴尔扎克的著作一样规模宏大。别的人写过十五部或二十部小说，有时还颇具才气，但是总不能给人以得到一种启示，读到一个总结的印象。这些作者满足于开发众所周知的‘矿脉’；马塞尔·普鲁斯特却发现新的‘矿藏’。《人间喜剧》把外部世界作为自己的领地；它囊括金融界、编辑部、法官、公证人、医生、商人、农民；巴尔扎克旨在描绘，他也确实描绘了整整一个社会。相反，普鲁斯特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他对材料的选择并不在意。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观察行动本身，而是某种观察任何行动的方式。从而他像同时代的几位哲学家一样，实现了一场‘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人的精神重又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小说的目标变成描写为精神反映和歪曲的世界。另外，小林秀雄的看法也对我形成启示，按照格非教授的说法，是要写自传性的作品。只是经过短暂的尝试，我就知道我找到新的矿藏。”

于是，阿乙成为记忆的侦探，把过去的生活当做现场，去发现过去的秘密。这些秘密不仅仅停留在过去，也深刻影响到现在。他写的不仅仅是往日，写的也是“何以为我”“我何以到了今日”。

在中国当代，阿乙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生于乡村、长于县城、寄居一线城市的经历，让他始终有一种在边缘野蛮生长的“野生”的气质；同时，他极高的审美悟性、开放的阅读视野和对先锋艺术探索的膜拜与执着，让他的写作总是能够打破审美陈规，产生创新性的经典气象。之后，因为生病，他的创作更是进入了一片隐喻天地，与死亡劈面相逢的遭遇让他对命运、生活、人性、时间和空间，都产生了与众不同的理解。

“现在的生活缺乏新意，很像生活在养老院里。每天起床后，就在家里宅着，看看书，饿了吃，饱了睡。这样的时间如果不用于写作，不用于追忆，它就会压垮我。爱好——吸烟、踢球、和人聊天——因为身体不好，都消失了，和人聊天不能聊太久，会感到乏累。”也许这让阿乙更加敏感和忧郁，“如果不是写作，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废人。有时想到自己身体不行到连送外卖、开滴滴都不能胜任，就很难过。”

阿乙以写作续命，由此成了文学的圣徒，他以血为墨，字斟句酌，不断从往日记忆和近日阅读中挖掘写作素材，不同的源头——博尔赫斯、卡夫卡、加缪、昆德拉、福克纳、普鲁斯特——在他的作品里汇聚。

用现实激活记忆、用阅读激活记忆，用记忆激活记忆——《未婚妻》无疑包含着他更成熟的自我认知和更蓬勃的写作野心。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以世界文学名著《尤利西斯》有潜在的对话文本、《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作比，高度评价《未婚妻》与读者、与时代、与自我、与命运对话的特征，说这是一部带有奥德修斯般反抗命运的英雄气质和史诗气质的作品。

小说中的“我”作为“未婚夫”，因为出走县城，而获得了多重身份、多重视角，爱情和“未婚”也由此变成了“想象另一种可能”。人民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形容这种想象是“拿着放大镜一般地在关注我们共同经历的时代”。

“我2019年之前的写作，算是一种新闻式的写作。它和我们所处的现实是贴合的，是在反映生活，反映我们的社会环境。有时候它就是一个迷人的故事，但是这种创作最终无以为继，因为它使我慢慢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产品线上的工人。我们总是认为自己的故事会特别的精彩，而实际上，几乎每一个敢于自称精彩的故事，都早已在历史上出现过。我们不过是在重复。”阿乙说，“如果我们回到自身，追忆自己经历过的，那么我们写的21世纪，是前人所不能完成的。那么未来世纪的人，如果要看21世纪的人怎么想、怎么处世，他就会看这些涉及到主观描写的作品。”

在过去的写作中，阿乙一直惜字如金，他的叙述精确、简洁、冷峻。而在《未婚妻》里，他的语言依旧是追求简洁的，但思维方式上、叙述结构上却采取了一种异常繁复、绵密的方式。他说，细节的简洁可能意味着片面和对人物丰富性的戕害。他不想简单叙述一件事，从A到B这样直接，而是想在叙述从A到B的时候，看看去C和D会产生什么感觉——像数学求解一般去穷尽所有的细节、所有的可能性。这样的尝试很像“意识流”，但又绝不是漫无目的的流动，他始终为了逼近爱情的本质、人性的真相和生活的真理——

“如果你想读点汉语的意识流，那就读《未婚妻》。”阿乙这样推荐自己的书。

李敬泽曾评价，“对于一个作家、一个不断成长的作家来说，特别是对阿乙来说，他写出什么来，我都不会很意外。”

对于阿乙来说，我们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自我、和我们的过去的关系，就是“未婚夫”和“未婚妻”的关系。在过去一年停滞沮丧的氛围中，这本小说远不是一段情爱那么简单，也许我们也正需要这样一种叙说：我们曾经如此投入地爱过、努力过，但你不能说，最后没有结果，这一切就没有意义。

阿乙正在写《未婚夫》，它是《未婚妻》的姊妹篇。“还要写一年多。它和《未婚妻》有点像是一面镜子破碎的两块，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