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84岁时说：我死后的追悼会要邓小平主持，否则宁愿暴尸荒野

1976年10月26日，两眼均已失明、卧床不起的刘伯承向来看望他的同志提出要求说：“以后我死了，希望由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

为什么刘伯承会这么说呢？实在是因为他和邓小平在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刘伯承出生于1892年，比邓小平年长12岁，他1916年就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当16岁的邓小平刚刚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刘伯承已经是被誉为“军神”的名将了。但邓小平入党却比刘伯承要早，他在1922年就加入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并于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刘伯承也于1926年入了党。

此后两人都曾到过苏联学习，邓小平曾在1926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后领导了百色起义。刘伯承也于南昌起义后前往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回国以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此时两人对彼此应该有所耳闻了。

1931年，两人先后来到了中央苏区的首都瑞金，见面并相识了。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后来都参加了长征。”

1938年1月，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调任129师政委，师长就是刘伯承，从此他们开始了13年亲密无间的合作生涯。

在129师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只要邓小平表过态的事情，再去请示刘伯承，他肯定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凡是刘伯承说过了话，再去请示邓小平，他也肯定会说：“照刘师长讲的办。”

刘伯承和邓小平曾联名发出了数以万计的电报，只要是两人同时署名，就很难区分这份电报到底出自谁之手，因为一份电报里，往往既有刘伯承对作战的指示，也有邓小平关于根据地建设和政治工作的要求。所以后来在编辑他们的军事文集时，很难将这些材料完全区分开来，算在他们各自的成果上。

正是因为刘伯承和邓小平彼此尊重、相互支持，曾任新华社刘邓大军前线分社社长的李普曾这么形容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

当时其他几个部队的军政主官，如120师的贺龙和关向应、115师的林彪和罗荣桓，都没有像“刘邓大军”那样打出一支以军政主官的名字作为军队代称的大军来，刘邓在几个大部队中，是军政主官共事时间最长、感情最深的。

刘伯承大邓小平12岁，而且因为早年的征战导致右眼失明，邓小平一直对他的身体健康十分关注，他曾多次提醒身边的参谋人员：师长年纪较大，视力也弱，小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大事才找师长决策。邓小平还总是把许多组织实施、主持起草报告、签发电报等琐碎的工作抓起来，尽量减轻刘伯承的体力负担。

1940年百团大战时的一天晚上，刘伯承正站在一张钉在墙上的军用大地图前思考对策，由于室内光线暗淡，邓小平连忙拿起一支蜡烛，举着照向刘伯承手指的地方，刘伯承就顺着烛光看地图、找地名，刘伯承的右眼失明，地图上的标志又小，所以当他的手指停在地图上时，邓小平就赶紧把那个地名念出来。这个情景，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感动。

当然刘伯承也非常关心邓小平。1942年，邓小平要去太岳军区检查工作，但路上要通过敌人封锁的白晋线，非常危险，刘伯承为了保证邓小平的安全，专门叮嘱参谋长李达：“现在敌人‘扫荡’得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

尽管已经布置完毕，但刘伯承仍然不放心，当晚他亲自在值班室等消息，值班的参谋多次劝他去休息，他都不肯，直到天快亮时，前方报告邓小平已经安全到达，他才去睡觉。

5月日军开始了对太岳军区的“扫荡”，此时129师与八路军总部的联系了中断了，刘伯承非常担心邓小平的安危，立即命令查询有关邓小平的确切消息，但却始终联系不上。

参谋长李达从没见过刘伯承这么焦虑过，他的脸色好像苍老了很多，一直守着电台，一言不发，就这么等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收到了邓小平安全的消息以后，他才放下心来。

1942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太行分局和129师师部决定，为刘伯承庆祝50岁寿辰，祝寿的主持人当然是由邓小平担任了。

本来刘伯承并不想做寿，但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他只能同意了。12月5日，延安来了两个记者要采访刘伯承，，但他始终不愿意讲话，眼看发稿日期快到了，他们只能去找邓小平求助。

邓小平二话不说，就把他们带进了刘伯承的办公室，说：“师长，我看你还是要讲啊，否则他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这可是党的决定！”刘伯承这才不得不接受了采访。

12月16日，在刘伯承生日的祝贺仪式上，邓小平又第一个上台讲话，他说：“今天庆祝你的50寿辰，应该学习你的好学、谦虚、诚恳、严正的风格，艰苦奋斗、忠实革命的精神，在你引导下排除万难，战胜敌人，迎接新中国曙光，走向新社会！”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为了扩大战场，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分兵：邓小平和李先念、李达组成前线指挥部，在内线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则指挥外线的各个纵队。

两人在分别时，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

分别以后，刘伯承每天都要问警卫员：“政委在什么位置，他周围的敌情怎么样？”直到1948年2月，他们顺利完成战略反攻的任务后，才再次会合了。

淮海战役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的总前委，由刘、陈、邓任党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动对刘伯承和陈毅说：“两位司令员，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一些，这是应该的。”

陈毅和刘伯承听了以后都表示不同意，但邓小平却坚持要这样，并对参谋说：“一般事情找我汇报，重大事件给我们三人报告。”

按照规定，刘、陈、邓3人必须有人保持全时在位，也就意味着肯定要有人值夜班，刘伯承表示要一视同仁，但邓小平反对，晚上他经常连值两班，让刘伯承好好休息，还把电话线拉得长长的，这样接电话时就不会吵到刘伯承了。这一对老战友的友谊，在战火中与日俱增。

刘邓虽有分工，但也时常越界过问，但两人都毫不介意，依然尽全力维护对方的威信。有一次指挥所需要向地方政府协调大车搬运物资，刘伯承之前估计只需要5辆车，但办事的参谋却调用了25辆车，刘伯承知道以后大骂：“要这么多车干嘛，这样会破坏军民团结，老百姓会骂我们的！”

这时邓小平不在，刘伯承来不及和他商量，便召集所有干部对此事进行训话，下面有人抱怨：“这不是邓政委负责的事吗？司令员发那么大的火干嘛？”事后邓小平又专门对大家强调了要落实司令员的指示，大家看他也这么说，便不再说什么了。

到了1950年，这对共事了13年的老搭档终于要分开了，刘伯承奉命到南京筹办解放军军事学院，邓小平刚继续留在西南搞建设。临别前刘伯承把自己年轻时的一张照片送给邓小平作为纪念，并在后面写了这么一段话：1916年袁世凯称帝，发生反袁战争。我在讨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二月二十七日在四川丰都城脑顶受伤，右眼残废。此为前一年所照之相，历今三十六个年头始获之。置之座右，以博一粲。

这张珍贵的照片是刘伯承右眼残废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他曾因为战乱把它遗失了，直到1950年才在重庆的一位朋友家里重新找到，邓小平也一直将这张照片珍藏。

在1950年的一次会议期间，薄一波问周恩来：“您对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工作方法怎么看？”周恩来回答：“他们两人各有特色，刘伯承是‘举轻若重’，邓小平则是‘举重若轻’。”薄一波又问：“那您更喜欢谁的方法？”周恩来说：“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我更欣赏邓小平，因为说实话，我也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大概可能因为我和刘伯承一直从事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10月14日，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邓小平第一个走向遗体告别，他的夫人卓琳及全家成员，也都怀着沉痛的心情到场。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邓小平亲自主持。10月21日，邓小平又亲自写了《悼伯承》一文，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发表，他这么写道：“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交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1992年，《刘伯承传》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邓小平亲自题写了书名。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革命友谊必将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