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的眼中,一聊起宝钗,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位打扮得雍容华贵、福气逼人、穿金戴玉的温和少女形象,而黛玉,则是穿戴清新素净,一派简朴典雅、出水芙蓉的模样。
其实,大家把二人的衣着服饰搞反了——“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黛玉爱玩、爱笑,喜欢穿红色衣裳,用精致讲究的方式装点生活中的点滴意趣;“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宝钗冷静、理性,身上无“闲妆丽饰”,衣食住行无不体现着规矩与本分。读者对二人截然相反的理解,往往源于过去的戏曲形象,带着业已形成的印象读书,难免眼前会浮现出记忆中的影子。
曹雪芹写《红楼梦》的衣裳首饰,虚写远远多于实写,且对人物衣装惜墨如金,用笔较少,往往三两句便写意般地泼洒出一片美人图景。“无一处是闲笔”的《红楼梦》,但凡涉及服饰描写,便颇有用意,它们不仅是人物性格、生活习惯的体现,还代表着明清时节大行其道的服饰风格。
《红楼梦》第五十回“芦雪广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清,孙温,现藏旅顺博物馆。
图中贾府丫鬟多穿青色背心,这种衣装是明清时期侍女较具代表性的装束。
贾府众人喜穿大红猩猩毡羽毛锻斗篷,这是一种类似雨衣一般的外穿服饰。
图中数人头戴红色雪帽、观音兜等,帽与斗篷分离穿戴
琉璃世界中的女孩儿们
若论红楼女子服饰描述的巅峰,当属原作第四十九回。在这一回中,大观园女儿济济一堂、人声鼎沸,又赶上初雪,大家起了诗社,外面白雪下的如搓棉扯絮,屋里的少男少女过得热火朝天,在芦雪广内烤鹿肉吃,锦心绣口,大吃大嚼。此时的欢快愉悦纵使转瞬即逝,也构成他日回想起时永不曾磨灭的印象。
起诗社前的一日,天上便已开始飘雪,众人的衣着大多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锻斗篷。“斗篷”是一种无袖的衣服,男女皆可穿。清人曹庭栋在《养生随笔》中解释斗篷:“式如被幅,无两袖,而总摺其上以为领,俗名‘一口总’,亦曰‘罗汉衣’。天寒气肃时,出户披之,可御风,静坐亦可披以御寒。”斗篷最早来源于罗汉僧侣衣物,清代斗篷尤以红色受欢迎,因此在《红楼梦》中,才会有那么多女孩穿大红猩猩毡斗篷。与西式斗篷不一样,我国古代斗篷身后并没有缝合着一块帽子,想来也有为妇人头梳高髻,不便戴连体帽考虑有关,若头部感到寒冷,清人便会佩戴单独的风帽、雪帽,这种帽子又名“观音兜”。“观音兜”名称来源于徽派建筑,建筑上用瓦做出如同渔夫捕鱼网兜状的结构,保佑住户家宅平安,在南方流行开来。作为帽子的观音兜,帽尾垂下长长的帽裙,用以护住脖颈、耳朵。探春这日便穿了红斗篷,佩戴了观音兜,扶着一个小丫鬟,身后跟着一个妇人,替她打着青油纸伞,形象宛如一幅仕女图。
不知诸位尊敬的读者有没有过穿斗篷的经历,在天寒地冻的白日,斗篷无法包裹全身,四面漏风,若是赶上寒风刺骨之时,一阵阵冬日的冷空气毫不客气地吹开斗篷,灌入全身,此时硕大的斗篷不仅无法保暖,甚至还会给奔走躲风带来阻力,可以说,除了好看,一无是处。其实,斗篷最大的作用并不是御寒,而是穿在层层保暖的袄子之外,用来遮挡雨雪,简而言之——它是一件雨衣。因此,众人的红斗篷皆由羽缎制成。
一众青年男女之中,也有衣装与众不同的人,比如黛玉、宝钗、湘云等人。
宝钗与黛玉都没穿斗篷,二人最外层的衣物来自于另一种服装形制——鹤氅。黛玉罩了“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宝钗穿了“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一个是大红色,一个是接近蓝紫色的莲青色。明代人冬天喜穿鹤氅,最初,在世人眼里,它是一种“神仙道士衣”,明代刘若愚《酌中志》形容氅衣“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制也。旧制原不缝袖,故名之曰氅也。彩、素不拘”。明末清初的鹤氅与一种名为“披风”的服饰类似,对襟衣领、广袖翩翩、两侧有时开叉,中间以带子相系。在明朝,无论男女,都喜穿鹤氅,例如《三国演义》里对诸葛亮出场描述就是“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根据原著第四十九回中对薛宝钗所穿的鹤氅描写推测绘图
根据原著第四十九回中对史湘云所穿服饰描写推测绘图
外穿皮毛制成的昭君套、褂子、靴子等,内穿褶子、短袄、宫绦等
黛玉的大红鹤氅里絮着白狐狸皮草,头上戴着雪帽,脚下穿着红香羊皮小靴,皮裘将瘦弱的身躯包裹得严严实实。明清时期,世人喜欢用动物皮草制作御寒外衣,或是直接做成披袄,或是用作里衬。根据裘皮材料不同,衣服的价格也不同。貂皮、纯白狐狸腋下皮、银鼠皮最为昂贵,刚出生没多久的羔羊皮也价格不菲,老羊皮、猪皮、狗皮等则比较廉价,一般为底层劳动人民使用。在珍稀料子制作的衣服内加皮草衬里,成为清代一种风尚,尤其是在清代宫廷中颇受欢迎。故宫博物院就曾藏有多件缝制着羊皮、鼠皮里衬的氅衣,十分保暖,外表看去又不笨重。当然,在物质文明发达的现在,能够代替皮草的御寒衣物愈来愈多,更加物美价廉,无论是出于实用效果还是环保意愿,当代人大可不必过度追求动物皮草带来的奢华与温暖。
王熙凤,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剧照。
原著中王熙凤常戴着紫貂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石青色袄。
电视剧对王熙凤服饰的还原虽略有欠缺,但这套装扮依然很能衬托出其贵气逼人的形象
第四十九回中,史湘云的衣装也格外亮眼,她原本就生的“蜂腰猿背,鹤势螂形”,这些词语宛如形容一位高挑英朗、四肢纤长的男子。此时她“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子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贾母给湘云的褂子十分保暖,“发烧”一词形容衣服里外两层都是裘皮。湘云头上的昭君套,在明代又被称作“卧兔儿”,是一种用动物毛制作的头套,它没有帽顶,使用时与头箍一起围在额上。中晚明时期,头箍是女性最喜爱的头饰之一,无论是成亲少妇,还是年少受宠女童,头上都少不得头箍。在今人看来,妇女头佩戴箍大抵不甚好看,有种“媒婆”的既视感,这种印象来自于戏曲形象,不过,在明清时期,头箍非常受汉族青年女子喜爱。寒冬已至,妇人们又以动物皮毛制作头箍,于是便有了“昭君套”的流行,《燕都杂咏》中提及“冬月闺中以貂皮覆额,名‘昭君套’”。之所以用“昭君”之名称呼,或许是因为这种头饰颇具北方民族风情。《红楼梦》中,不只史湘云戴过昭君套,王熙凤也时常佩戴这款额饰,凤姐初见刘姥姥时,头上便戴着紫貂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一派贵气逼人的模样。湘云此时还围着貂鼠风领,风领是一种围脖,晚明宦官刘若愚于《酌中志》记载:“凡二十四衙门内官内使人等,则止许戴绒紵围脖,似风领而紧小焉。”可见,风领比一般围脖尺寸更为宽大。
史湘云穿着毛茸茸的皮草,佩戴着皮毛制成的昭君套、风领,整个装束也算得上颇具塞外风情,她将褂子一脱,里面的装扮更为奇特,使黛玉直接喊她“孙行者”:
一面说,一面脱了褂子。只见他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彩绣龙窄裉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妆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麂皮小靴……
明代的褶子多为长款男装,到了清代,褶子多指戏曲当中的服饰。史湘云里面穿了一件短褶子,外面穿了短袄,这件短袄也很有意思。“靠色三镶领袖”指的是袖口和领口边缘有三道镶边,“窄裉”说的是衣服腋下及腰身做得窄小修身,这件短袄上绣五彩绣龙,里面有银鼠皮衬里,腰间系着宫绦,脚下也穿着靴子。与前文中发烧褂子搭配,既算得上混搭风奇装异服,也说得上具有北方草原民族风格。随即,黛玉就笑她“故意妆出个小骚鞑子样儿”。
聊到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即明清之际,在社会上流行的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女装。清朝入主中原后,推行剃发易服政策,但也有“男从女不从”的说法,即汉族男子要换满人衣装,剃满人发型,汉人女子则可以依旧保留自己本民族的服饰,究其根源,在于女子活动范围主要在自家宅院,与社会生活这个大“前台”缘分淡薄,故而可以不划入服饰管辖范围。因此,清代初年,汉族女子的服饰与明末风格十分接近,依旧沿着明代女装的演化方向徐徐前进。随着清朝享国日久,汉人的衣装也逐渐受到满人服饰的影响,将部分清朝元素纳入体系之内,故而在清朝末年,女装的风格已与清初大不相同。《红楼梦》有意模糊时代背景,但故事中,无论是太太媳妇、未嫁姑娘、还是普通丫鬟,衣装皆为汉式装束。对于黛玉、宝钗等裙钗而言,史湘云这一身融入胡风元素的打扮,的确算是“非主流”了。
贾府丫鬟也有工作制服?
除了一众姑娘媳妇外,贾府还生活着许多如花妙龄的年轻丫鬟,她们有的风流灵巧模样漂亮,有的举足轻重不输主子,有的却压根没机会在主角面前露脸。《红楼梦》对女子服饰装扮的叙述并不算多,但也依旧为这些俏丽快活的姑娘们留下文字,一些较为重要的丫鬟,比如鸳鸯、袭人等,都获得了几处详细的服装描写。
若说贾府的丫鬟也有工作制服,那便是青色背心。第二十四回写鸳鸯的打扮:“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花领子。”第二十六回写袭人:“穿着银红袄儿,青缎背心,白绫细折裙。”第五十七回写紫鹃:“一面见他穿着弹墨绫薄绵袄,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尽管许多古代盛行一时的服饰名词已经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背心”一词,诸位读者应该十分熟悉,直至现在,我们的衣装中依旧存在着背心这种形制。在明代,背心和男装中的搭护类似,指的是一种半袖衫。明人王圻父子在《三才图会》中写道:“半臂,俗名搭护,文名背心。”到了清代,背心一词与女子衣装中的比甲合流,成为一种半袖或者无袖的衣装。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胡大姑》中写道:“视之,不甚修长;衣绛红,外袭雪花比甲。”在此,何垠做注曰:“比甲,半臂也,俗呼背心。”长款的背心被穿在各式各样的袄子之外,腰间再束一条汗巾,贾府的丫鬟们的打扮倒算干净利落。
至于为何鸳鸯、袭人等侍女的背心,皆以青色为主,这便涉及青色的特殊属性。在古代,青色衣装是仆从的象征。《晋书·孝怀帝纪》记载:“刘聪大会,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聪恶之。”西晋被灭后,刘聪曾命被俘的晋怀帝青衣行酒,即穿着奴仆的青色衣装,提着酒壶为大家斟酒,这一行为乃是莫大的羞辱,引得晋国降臣庾珉放声大哭。庾珉的悲伤使得刘聪十分厌恶,也为努力苟活的晋怀帝司马炽引来了杀身之祸。南宋洪迈的志怪集《夷坚志》云:“闻剥啄叩户者,启尔视之,一青衣丫鬟,音韵楚楚。”可见青衣成了丫鬟的标志性服饰。到明代,青色依旧被视作奴仆的代表,《明宣宗行乐图》中的底层宦官,就多有穿绿色、蓝色衣装的。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写白娘子的故事,提到婢女青青的打扮:“这妇人肩下一个丫鬟,身上穿着青衣服,头上一双角髻,戴两条大红头须,插着两件首饰。”青衣在明清两代本就是奴仆的标志性穿搭,因此《红楼梦》中的丫鬟着青衣背心,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根据原著第五十一回中描写袭人奔丧时所穿的服饰推测绘图。
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
根据原著第二十四回描写鸳鸯服饰推测绘图。
鸳鸯身穿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汗巾儿,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脖子上戴着花领子
然而,这里有个比较矛盾之处,在中国古代,青色除了指代仆从,还有尊贵之意,比如前文中凤姐便常穿石青色衣装,这一尊一卑两层寓意,到底如何分辨呢?首先,作为一种色彩,青色的涵盖面积实在太过广泛,与黑色相似的玄色属于青的范畴,绿色、蓝色也算得上青色。在明清两朝,越接近深色的青,往往越能成为礼仪与高贵的代表,明代皇后的翟衣便以青色为主。而那些接近于蓝绿色的青,则因为其布料比较容易染织,故而成为底层仆从与百姓常用的服色。此外,穿在身上的青色地位如何,还要看具体的形制搭配,如是配上披风、褂子一类的衣装,自然“色随衣贵”,若是出现在家常背心、汗巾上,则有了天差地别的意味。
若说起红楼丫鬟的服饰,必然绕不开袭人回家奔丧时那一身华丽精致的衣装。彼时袭人早被王夫人视作心腹,给她涨了月钱,有时特意赐给她菜吃,送她自己穿过的衣服,还命人将赵姨娘、周姨娘拥有的待遇,也悉数送给袭人。袭人在王夫人眼里,已是宝玉身边板上钉钉的“准姨娘”。王夫人的这个心思,大观园里的人们也都是知道的,就连鸳鸯也曾对平儿、袭人说:“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做姨娘的。”在袭人回家之时,贾府特地给她安排的排场体面,前后指派八个仆从跟着,还让袭人坐在大车上,带着荣耀和贾府的恩惠衣锦还乡。王熙凤还不放心,临袭人走前,非要再瞧瞧她的装束。袭人来见凤姐,她的衣装多是王夫人赏的,因而华贵异常:“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百子”是一种具有吉祥寓意的纹样,规格很高,明清时期,多为女子出嫁时婚服的装饰。明定陵出土过一件孝靖皇后王氏的“红素罗绣平金龙百子花卉方领女夹衣”,为我们展示了百子衣的具体样貌。“刻丝”同“缂丝”,是古代丝绸行业中极为精华的工艺,宋元时期一度为皇室御用织品,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明清时期,江南的缂丝工艺已经十分成熟。
不过,凤姐看了袭人这一身华丽异常的服饰,依旧不满意,认为褂子太素,穿着又冷,认为袭人该穿件“大毛的”。于是将自己的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给了袭人。“天马皮”指的是沙狐腹下的皮毛。贾府穿皮草也要按照天气逐渐变冷,由薄款更换为厚款。《红楼梦》第四十二回写贾母看病,她穿着“青绉绸一斗珠的羊皮褂子”。“一斗珠”是一种残忍的皮毛处理方式,即把即将分娩的母羊宰杀,用其腹中未见天日的胎羊制作皮衣。不过,一斗珠羊皮并不算厚,往往于秋季使用。而王熙凤提及的“大毛衣服”,指衣服上的皮毛更加长,因而更易保暖,可于寒冬时节外穿。在《红楼梦》中,比较典型的大毛材质,当属狐狸皮草和黑灰鼠皮草。在制作精致的衣裳时,古人并不将狐狸皮整张剥下使用,而是把各个部位的皮毛分割开来,拼制成服饰,因此,一件大毛褂子,往往要耗费许多狐狸。成语“集腋成裘”原本便是指集中多只狐狸腋下皮毛制作裘衣。
红素罗地洒线绣平金龙百子花卉方领女夹衣,晚明,定陵出土,现藏定陵博物馆。
袭人回家,来见凤姐时,就穿百子刻丝银鼠袄子。
“百子”是一种具有吉祥寓意的纹样,规格很高,明清时期,多为女子出嫁时婚服的装饰
大红色缂丝彩绘八团梅兰竹菊袷袍,清,现藏故宫博物院。
袭人奔丧回娘家时,就曾穿缂丝袄。
缂丝是一种传统工艺,宋元时期一度为皇室御用织品,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
明清时期,江南的缂丝工艺已经十分成熟
穿戴俨然王侯贵妇衣装的袭人,风风光光回了娘家,早年虽因家贫被卖入贾府,但凭借着自己的性格和经营,也算是过上了远超幼时的日子。然而,即便他日做了姨娘,也有一半身份浸在奴仆之中,对于古代底层女性而言,这种处境,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或许已难定论。
现存的前八十回《红楼梦》,展现了一幕幕不染俗尘、晶莹剔透的少年幻梦,在这出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故事中,每一位女子都曾在尚属欢愉的时光里享受过短暂的快乐,她们的装束选择不仅起到装饰作用,也是各自性格的写照。时至今日,捧起《红楼梦》,一览那一套套别出心裁的穿搭,依然能穿过历史的尘埃与艺术的缝隙,留得满手余香。
参考文献:
台北故宫博物院《南薰殿历代帝后图像》;蒋玉秋《中国历代丝绸艺术·明代》;李鸿影《红楼衣箱》;董进《披风与红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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